古文名篇(精)/文学经典鉴赏

 “三百首鉴赏辞典系列”是我社长销品种，其中《唐诗三百首鉴赏辞典》《宋词三百首鉴赏辞典》《古文观止三百首鉴赏辞典》《元曲三百首鉴赏辞典》等品种面市以来，数十次重印，深受读者欢迎。“三百首鉴赏辞典系列”作为文学鉴赏辞典的精编版，与新一版的“文学鉴赏辞典系列”相互补充、相互辉映，都是古典文学普及的标杆性读物。

 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我们感到有必要对“三百首鉴赏辞典系列”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升级。因一些品种如古文、楚辞无法满足三百之数，为名实相符，我们索性将系列名称也更名为“文学经典鉴赏”。在内容的修订方面，我们更注重经典，而不是平衡；更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而不为时世风俗所限。虽参酌众家，但又不囿于清规成见。当然我们也跟进行了对比，尽可能地囊括了新编教材的篇目。在形式上，我们采用精装的形式，版式上力图醒目、美观，一改过去字小纸透的缺陷。种种修订、更新，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读者能更好地体验传统文学的魅力。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经典鉴赏”仍保持我社文学鉴赏辞典的风格。不唯在选目上精益求精，在鉴赏文方面也一如既往地讲究精美，使原作和赏析相得益彰。相比于时下众多选本蜻蜓点水式的点评，我们略显“冗长”的鉴赏文字，既清楚解释了诗文中的“古典”“今典”，借助于现代文艺理论光照更使其艺术特色洞悉无遗。仿佛旧小说里所讲的“车轮战法”———通过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的解析，使文学作品丰富的意蕴，纤毫毕现。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让我们跟着名家的步伐，逐渐地提高自己的审美鉴赏能力吧。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自原文（书摘部分建议带有关键字），必须文字格式 《报任少卿书》鉴赏文（节选）： 这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据书中“会东从上来”及“薄从上雍”二事，司马迁写这封信，在汉武帝太始四年（前９３）冬。致书的对象任少卿，名安，这时下狱。旧说，安这次下狱被处死。然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任安诛死，是坐戾太子案，当在征和二年（前９１），褚少孙在《史记·田叔列传》后面补叙任安事，载武帝语：“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则太始四年之狱，安或再遇赦，后死于北军护军使者任内。任安下狱前，司马迁任中书谒者令，掌“领赞尚书，出入奏事”，职属宫廷机要，安要他“推贤进士”，为朝廷荐举人才。司马迁自以为前数年因李陵事下狱，受过“腐刑”，是莫大的耻辱，不配做这种事。在信中，引证古今，抒发愤懑，对当时的现实及其自身的遭遇，都有深刻的反映。文长一千三百余字，可分为六大段：首尾两段述复信延迟原因及复信时的心情；第二段述不配“推贤进士”的缘故；第三段述为李陵事下狱的经过；第四段述忍辱受刑；第五段述如何完成《史记》的写作。书中主要内容，有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反映了司马迁的光辉性格和封建统治者的一些恶劣行为。司马迁在书中称赞“慷慨之士”和“倜傥非常之人”，他自己正是地地道道的这种人。因为这样，他对受“腐刑”的耻辱，极为强调，认为“大质已亏”，“在阘茸之中”，至于“无可比数”，“虽累百世，垢弥甚耳”；如再“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但无地自容，而且“轻朝廷，羞当世之士”，绝不能再做什么“推贤进士”之事。越是强调自己受刑后的卑贱，越见出作者的倔强与对屈辱的不能容忍。他认为在受刑前理应“引决自裁”，不该苟且偷生，受此屈辱。这充分表现他性格的刚烈。他所以受此耻辱，又是出于正直敢言和对朝廷的忠诚。当李陵兵败投降匈奴的事件发生，在朝廷“大臣忧惧，不知所出”，“全躯保妻子之臣”及平时对李陵有“睚眦”之怨的人一片“媒孽其短”的声中，他挺身而出，说了一些公道话。李陵降敌，有失民族气节；但在当时，他的遭遇却又值得同情。司马迁与李陵无私交，然观察李陵平时的为人，“有国士之风”；兵败前的忠勇苦战，确有“出万死不顾一生”之概，情状感人。李陵之败，本来为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所误，主要责任在彼。司马迁要武帝考虑李陵平日的为人及此次作战情况，略观动静。武帝袒护李广利，以为司马迁的发言，是“沮贰师”，即有伤李广利。遂如《史记》所载，“族陵母妻子”，断陵赎罪之路；并下司马迁于狱，施以酷刑，以泄私愤。这些，反映了司马迁性格的另一光辉侧面，并反映了汉武帝的处事不公、威福无常，以及朝官权贵的势利和无能。 其二，反映了封建刑狱制度的黑暗、残酷。汉初，原有纳钱谷可以赎罪和拜爵之举，司马迁受处分，“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入狱后，以其性格的慷慨刚烈，也不免要“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正惕息”。他进而从周文王（西伯）、李斯、韩信（淮阴侯）、彭越、张敖、周勃（绛侯）、窦婴（魏其侯）、季布、灌夫等人入狱和受刑的事，指出在刑罚、狱官、狱卒的“积威约之势”的驱迫下，这些著名人物，包括自己在内，同样屈身受辱，“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这除了涉及人情冷暖和皇帝的“左右亲近”的畏怯之外，主要反映封建刑狱制度的黑暗和残酷。 其三，在我国文学史上，早提出了“发愤著书”的理论。司马迁认为“腐刑”之辱不可忍，但书中却又指出自己碰到时，是“就极刑而无愠色”。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又认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当时未对祖国和人民做出志所久存、力所能及的重要贡献，轻意一死，“轻于鸿毛”；他的顽强的历史责任感不容许他这样做，他只得付出巨大的代价，咬着牙根忍受下来。他以自己的痛苦实践，并总结了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在患难中或残废中著书，以及“《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大量事例，提出了发愤著书、患难著书的理论。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首创的，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是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其四，揭露封建帝王对待史官的态度和自己写作《史记》的情况。书中揭露史官并不为封建帝王所重视，成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的职务。但作者担任史官，并不因受到这种待遇而消沮，他意识到史官责任的重大，立志要为祖国写出部规模宏伟、全面而有系统的通史，这就是他忍死忍辱，而用血泪、生命换来的《史记》一书。他艰辛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要把《史记》写成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实践证明，他坚强的意志和辛苦的劳动，使他达到这种目的，《史记》终于成为我国一部空前的、具有丰富史料、卓越史识，并有极高文学价值的伟大著作。书中这些话，对于我们理解《史记》这一部伟大著作，是很有帮助的。 …… 

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我们对原“三百首鉴赏辞典系列”进行了升级，将系列名称更名为“文学经典鉴赏”。篇目选择上，比前一版更注重经典，参酌众家，精中取精。同时和进行仔细比对，尽可能囊括新编教材的篇目。“文学经典鉴赏”仍保持我社文学鉴赏辞典的风格。不唯在选目上精益求精，在鉴赏文方面也一如既往地讲究精美，使原作和赏析相得益彰。相比于时下众多选本蜻蜓点水式的点评，我们略显“冗长”的鉴赏文字，既清楚解释了诗文中的“古典”“今典”，借助于现代文艺理论光照更使其艺术特色洞悉无遗。

本书由中国国内众多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学者撰写赏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