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教释疑 中国哲学 刘东 新华正版
沿循梁启超对道德本心的叩问与修持，解开围绕儒家“德教”的疑团，重新激活儒家思想的公共价值；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刘东教授深入掘梁启超的思想转变，解答了一系列极为关键却尚未厘清的儒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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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东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90895
出版时间2022-05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页数496页
定价89元
货号xhwx_1202631941
上书时间2024-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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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有无公德、私德之分？道德是否需要形而上预设？修己与待人的区别何在？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刘东教授借着为梁启超所编著的德育鉴撰写题解的机缘，深入掘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并延伸阐发，自成一体地解答了一系列极为关键却尚未厘清的儒学难题。
目录：
小引
题解一（序言） 为什么要返求旧道德？
题解二（序言） 有无公德与私德之分？
题解三（辨术） 儒家德教有何重要？
题解四（辨术） 为什么反是成己之学？
题解五（立志第二） “先立其大”有多重要？
题解六（立志第二） “无用之用”能否成立？
题解七（知本第三） 德育也属于通识教育吗？
题解八（知本第三） 心学比理学强在哪里？
题解九（存养第四） 佛学如何影响了心学？
题解十（存养第四） 有无属于自己的时间？
题解十一（省克第五） 修己与待人区别何在？
题解十二（省克第五） 道德要不要形而上预设？
题解十三（应用第六） 怎样才算是知行合一？
题解十四（应用第六） 有多少取决于当下一念？
内容简介：
借着为德育鉴撰写题解的机缘，作者在本书中一气呵成又多所发明、自成一体地解答了一系列极为关键且迄今尚未厘清的儒学难题，比如有无公德与私德之分、“为己之学”为什么反而是成己之学、心学比理学强在哪里、修己与待人的区别何在、道德要不要形而上预设、怎样才算是知行合一，等等。本书既承袭了梁启超从新民说到德育鉴的转向，也发挥了作者在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中的主张．从而在“有限理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回应着国际学界有关世俗主义的近期新论辩，重返了孔子早在轴心时代已提出的独特又拥有普遍意义的“人生解决方案”。
精彩内容：
题解一（序言）
为什么要返求旧道德？
一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等于是一上来要来追问：梁启超当年为什么要编选这本书？
这无疑意味着，在1905年的前后，他的立场又发生了陡然的转变。有学者详细地统计过，在仅有五十多年的生涯中，梁启超的立场即有“十变”。这曾引起过外间广泛的物议：“因为梁启超的‘流质易变’，当时便遭对立方面和自己营垒的种种非议。痛斥其‘忽言，忽言破坏’，‘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章太炎指责他‘始言，终言立宪，浮夸转变’。《民报》载文骂他是‘蝙蝠名士’‘反复小人’。严复批评他屡易宗旨，种祸无穷，是亡清二百六十年社稷的罪人。曾经热烈赞扬梁启超的黄遵宪，隔了两年也责怪他‘言屡易端，难于见信’。康有为则十分恼火地批评他‘流质易变’。”而他当年的郑振铎，也曾经未置可否地对此结道：“任公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
可无论如何，我们又必须同情地理解，这种“善变”却未必是缺点，相反倒可能是梁启超主动追求的。——他在早岁已自觉到了这一点：‘《语》：君子之过也，如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而到了梁启的后期，他更在对比中做出了这样的结：“启超与康有为有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
正因为这样，针对梁启超终其一生的追求，我们不能只盯住他的这种“善变”，或者说是“太无成见”，还应当更深一层地去察：在那些富于戏剧的转变中，他的思想是不是越变越丰富了，他的立场是不是越变越稳固了，他的环顾是不是越来越周全了，他的见识是不是越来越可靠了？——而一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然也需要先来回顾一下，弄清他在转变前的思想和立场。
这要先来回顾梁启超的“新民说”了。——想当年，为了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他曾率先提倡过“道德”，其逻辑可以简明地结为：想要“新”先要打造“新国民”，而想要“新国民”先要倡导“新道德”：“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澳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这样一来，他此所提出的“道德”，也不言而喻地要求着他，必须对传统的“旧道德”大加讨伐，而这样的批判，还必须尽可能地全面开花，不留死角。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结，尽管他在《新民说》的前几节中也曾说过，“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可在细思之下，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此所结的，他当年发出的批判却谈不上“心之论”——“西人说中国‘野蛮’，梁启超持之以为绳尺，作《中国积弱溯源论》，从历史的中国里搜寻爬梳，翻出‘奴’‘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切割支离之词，用来说当时中国的‘病源’。论其字义，这些词汇虽各示诋抑，而相互之间其实并无的联结。以数千年中国的漫长和复杂作对照，它们被梁启超大而化之地编连为一体，显然并不全是出自中国历史本身和真能统括中国历史全体。但从二十世纪初年的思想背景求因果，则梁启超之所以选定这些词汇，正在于由此编成的大而化之鲜明触目，能够一一对应地描绘出时人心目中西方文明的反面，以此为‘野蛮’作佐证。然而历史的中国既可以弄，真实的中国也因此而成了一种越来越远的东西了。”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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