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写集(全5册) 杂文 费孝通 新华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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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写集(全5册) 杂文 费孝通 新华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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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费孝通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ISBN9787556130313

出版时间2022-10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页数760页

字数451千字

定价152元

货号xhwx_1202743401

上书时间202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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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正版特价新书
商品描述
主编:

1.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费孝通先生晚年触及灵魂、妙趣横生的自由书写。费孝通家人张荣华先生授权出版。2.尘封三十五年后的再次面世,了解费孝通及其学术脉络绕不开的书目。3.历时五年、随心而作的小品文,还原一个中国文人借由文字书写而完成自我升华的真正历程。4.有名社会学家、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费孝通晚年入室弟子赵旭东亲著一万余字导读。导读中,赵旭东教授直观概括了费孝通的观点,帮助读者更深刻地思、理解费老作品思想。5.书中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谈,立体地展现了一代人对书写及知识传播价值的思和实际运用。6.了解费孝通作为文人、学者将其生活、兴趣与事业融为一体的情趣与乐趣。费孝通先生在书中透露出的生活志趣与处事方,对普通读者多有启发。7.费孝通文字简明易懂,言之有物,句句都有信息点,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文字今人读之仍受益无穷。8.双封设计,印刷精良,是更轻便、更的费孝通读本。

目录:

《杂写集 甲集》

《杂写集 乙集》

《杂写集 丙集》

《杂写集 丁集》

《杂写集 戊集》

内容简介:

从“一九八二年的七月廿”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二月十”,费孝通以几乎每年一册的速度,一共写和出版了甲、乙、丙、丁、戊五册杂写集。在作者的这些边边角角、不被归类、不易归类,此前未被太多人注意到和诠释理解的小品文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中国文人学者的生活以及跟他的职业融为一体的情趣和乐趣,这也是一个中国文人真正的整体样貌的生活和存在。作为一个擅长写作的文人,费孝通借助文字的自由书写而完成了人生境界以及自我人格的升华。他的书写因此触及了他所见到和经历的,由此他也完成了思想独立的、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自然而不做作的表达,他的书写风格,也体现了他们那一代人对于所谓书写以及知识传播价值的思和实际运用。

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20世纪中国很好的学者与社会活动家。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1933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获硕士。1936年秋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社会人类学,获哲学博士。1938年秋回国。曾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民族学院、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一生以书生自任,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代表作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等。

精彩内容:

        政治上的启蒙
    每个人有他的政治生命。 我是依靠民盟这个组织走过来的。在发生着这样剧烈变动的中国, 近半个世纪以来, 我能始终跟着一起在前进的道路上坚持下来, 这不能不感激民盟给我的指引 : 实际上, 也是党通过民盟这个组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 离开了这个当代中国历史的力量, 我不可能有这样的子。
    我和民盟是什么时候发生关系的呢? 这个问题却不那么容易回答。 每次填写履历表时, 在这个问题上我得踌躇一番。是有了点年纪记忆衰退了呢, 还是另有难于刻舟求剑的情景呢? 生理上的变化是不了的, 许多事确是模糊了 ; 但是如果说像这样一件在个人政治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事, 脑中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是难于令人相信的。
    实际的情形是, 那时参加一个政治组织和现在人们所熟的那一套是不接近相同的。 填表申请那些手续当时被看成是一些形式。 说这些是形式带有无足轻重、 可有可无的意思。 政治组织在我们那时候是一种道义之交, 握手成誓, 用不着形式。现在不妨批评说, 这是缺乏组织观念。 其实也可以说, 这些事情那时还没有制度化, 或还没有现代组织化。 之, 像民盟那种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开始时多少还没有接近脱离传统的结社模式, 尽管向学得了一些组织方面的现代办, 这些办在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似乎并不看得那样重要。
    这种缺乏组织观念的情况至少反映了当时像我那样的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启蒙状态。 启蒙状态是从不自觉到自觉, 从无组织到有组织的过程。 在中国运动中, 促进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 并组织起来进行政治行动, 是一项重要的事情。 前一辈的情况我不清楚, 以我这一辈来说, 这件事, 是知识分子的政治上的启蒙运动, 是在中国下进行的。 在时期, 40年代, 在解放区以外的西南大后方, 同盟在知识分子中所起的作用, 实在是在党的下促进了他们政治上的启蒙,逐步组织起来, 进行当时所标榜的运动和救亡运动 ; 也可以说, 是把当时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引入的队伍。
    回想一下, 作为一个亲自经历过的人, 怎样被引入的队伍, 不仅是有历史的价值, 还有现实的意义。 当时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从沦陷区经过千艰万苦进入了这在经济上和上都比较落后的山区。 他们身受之痛, 为了光复祖国河山是甘心接受折磨和牺牲的。 但是怎样才能取得胜利,自己能在争取胜利上做些什么事——这些问题不是没有, 是各有各的看。 这是说, 当时后方的知识分子存在着爱国的共同立场和胜利的共同愿望, 但是思想上没有统一,更说不上行动上的一致。 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政治觉悟, 行动上的一致需要政治组织。    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 的腐化和不力已经暴露得很清楚, 但是在为什么会这样, 和怎样改变这状态等问题上, 思想情况是很复杂的。 关键问题是在派的“、 真” 对大后方的具有的欺骗。 要从爱国的立场发展到的立场需要启蒙的过程, 1941年皖南事变的揭露, 对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 是给对所抱幻想的有力打击。 从那时起, 我见到潘光旦、 闻一多、 吴晗等同志时是要打听延安的消息, 因为我知道他们和是有联系的。 通过这个渠道, 我在政治上逐步倒向的一面。
    也许可以这样说 : 我们那时的知识分子间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从政治上开始结合的。 师生、 同学、 同乡等常是他们类聚的基础。 政治的觉悟导致原有的朋友之间分出亲疏 ; 有些谈得拢,有些谈不拢了。 有些信得过, 有些信不过了。 这也是政治启蒙过程中的一种表现。 以我自己说, 潘光旦先生是我的老师, 在我进清华以前熟识的。 这个师生关系是我接受政治启蒙的基本社会关系。 闻一多先生是潘先生的同学和经常来往的朋友。吴晗同志是我的老同学, 但也是由于他是个常到潘先生家去的朋友所以特别熟, 昵称老晗。 从许多老师和同学中逐渐突出这几个人, 那是和民盟组织关系的开始。 要我划定一个年月,那是不容易的。
    那时我和这几位同志的来往不仅在思想上受到他们的影响, 而且在行动上也配合了起来。 潘先生和云南地方势力有联系, 这是他的政治任务。 他利用这个关系, 开展对云南地方机关人员的宣传工作, 由缪云台先生出面组织进步教授到各机关去演讲。 我是一个有约必允的讲员。 我那时生活困难, 必须靠文补给, 潘先生介绍我为云南各报写社论, 宣传进步观点,在后方起到的效果。 吴晗同志是做青年工作的。 他组织种种活动, 像时事讨论会等, 是拉我去参加、 发言, 使我和联大和云大的学生发生了亲密的感情, 受到他们的鼓励和督促 ;即使子在头上飞, 我也义无回顾的。
    当我做这些工作时, 并没有打听过这些朋友有什么政治组织。 我只是认定他们是信得过的, 他们要我做的事, 我应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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