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与集体金融治略/大学译丛9787532785612

中文版序

辛西娅•罗伯茨莱斯利•埃利奥特•阿米娇片田纱织

我们很高兴本书中文版的面世。2018年初版的英文版已得到广泛阅读和引用。基于中国在本书分析中的中心位置，作者们希望本书在中国也能引起讨论。

1. 金砖国家及其重要性

金砖国家俱乐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自2010年12月起还有南非)是2006年作为主权国家的一个多边组织建立的，当时这些国家的相对能力和重要性都在上升中。尽管有其他著述比较了各成员国家的国内状况，本书独一无二的焦点是金砖国家在全球谈判中的集体存在。

金砖集团的成功使观察家们感到吃惊。自1990年冷战终结以来，还没有团结一致的非西方强国集团能够挑战美国或七国集团(G7)成熟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霸权。金砖国家为全球金融治理中的新兴经济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声音。它们也在新兴大国中率先运用了“集体金融治略”（collective financial statecraft），即一个主权国家集团协调地运用它们对金融市场、制度和行为体的影响力以支持其更大的对外政策目标。尽管它们的规模、力量能力、国内政治体制和所处地理区域有很大不同，金砖国家是以相对团结一致的联盟而行动的。

金砖国家俱乐部于2008年开始发挥作用，当时全球金融危机自美国发端正扩大到整个世界。直到那时之前，美国一直试图保持其在自由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这一秩序中，各新兴大国安身于多边经济机制中如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国际市场。存在至少三种主要国际秩序： (1) 布雷顿森林经济治理秩序，金砖国家成员是其积极参与者，就中国而言是自1944年开始；(2) 联合国治理秩序，其中俄罗斯和中国是五常俱乐部成员，与其他常任理事国合作，包括保护其特权地位；(3) 美国的同盟安全秩序，不包括任何金砖国家成员。当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美国既非无所不能也非保证国际经济秩序的可靠管家时，金砖国家开始质疑布雷顿森林秩序正在“丧失正当性和有效性”。八次年度峰会(2009—2016)各个公报都呼吁全球储备多元化，摆脱美元，指出“为不同的力量格局设计的国际治理结构正显示出丧失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明显迹象”，这羞辱了西方各国政府。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金砖国家寻求久已拖延的治理改革，以及反映它们作为经济强国和债权人地位的高桌席位。它们寻求把权力再分配给一些新机构，比如从G7到更有包容性的G20，以提升其在主要全球规则制定者中的地位。本书表明，看到美国的弱点和西方的相对衰落后，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从2015年起也开始试验平行的国际金融机构，诸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和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全都经历了这一过程后，金砖国家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坚持一种“温和修正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将降低既有大国反冲的成本，保持其民主和政权的多样联盟不受影响。同时，所有金砖经济体都在增长，中国尤其快速，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于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2013年即已成为最大贸易国。

尽管有折中的国内政治原因支持金砖国家集团在本书所勾画的五国中实施的项目，导致这一集团成功兴起的两个条件在2017年后仍然有效。首先，有利于这些新兴大国的相对物质能力转移在继续。到2019年，金砖国家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和达到全球经济总量的33%，而G7国家只占到29.7%。其次，金砖国家俱乐部的发起者、五国中始终最愿意为金砖国家峰会及其相关会议提供组织成本的国家，即俄罗斯，仍是这一集团热情的促进者，并为他国提供了集体物品。虽然如此，还是存在两条理由，令人怀疑金砖国家未来是否仍将像它们在2008年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之间这么活跃并具有集体影响。

第一个重要变化是五国中的四国已有新的领导人，这在中国、印度和巴西对金砖国家集团内的一致性影响最大。习近平主席聚焦于着重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对全球南方的标志性展开。在印度，高调民族主义和印度教的人民党在2014年取代了由世俗和中左的国大党领导的联盟，而莫迪总理对中国与巴基斯坦日益紧密的关系有所批评。在巴西，2016年年中对中左翼罗塞夫总统的弹劾导致了2018年1月右翼民族主义者博索纳罗宣誓就任总统，他的政府并不把金砖合作放在优先位置上。而南非新领导人拉马福萨总统像金砖国家内的前任们一样，代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热心于深化与其他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关系。

第二个转变是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尤其是前两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很快恢复过来后，经历了数年增速放缓到负增长。实际上，中国经济占全球总量的19.3%，印度占8%，其他三国加起来只占6.1%。除非这三国能恢复经济增长，否则它们成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巨人的经济政治伙伴的愿望将大打折扣。

然而，即使在这些变化之下，本书所强调的金融治略和金融力量的重要性依然有效。美国在货币和金融秩序中的结构性支配地位还在继续。美元仍是世界主要储备和交易货币；美国政府在传统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继续掌控最高份额；美国还支配着全球金融网络。然而，美国已不再是净债权大国。现在美国是最大的债务国，而今日最大的债权国，根据所拥有的外国净资产(净国际投资地位即NIIP)，是日本、德国和中国。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治下，美国继续运用其金融网络性权力把额外或扩大了的各种制裁强加于俄罗斯、伊朗、朝鲜和委内瑞拉，即便有违与它关系密切的盟友的意愿。

作为回应，金砖国家继续参与集体金融治略，它们都反感对其自主性和国家主权的侵害。对美国针对其目标运用支配性金融权力的回应，是它们集体金融治略背后的驱动力。这一关切大大超过了金砖国家对于布雷顿森林机构中的配额及其他治理改革的要求。当霸主国倒转优先顺序，从提供集体物品转向把金融和市场机制当作武器，转向胁迫和惩罚反对者的时候，这些目标国竭力限制其易受攻击性，寻求对冲机制保卫自己独立行动的自主性和范围。

简言之，最初导致四个(然后五个)金砖国家相互合作的许多动力并未改变。每一国都寻求更大的国际角色，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都欣赏在一个有中国在内的专属集团中作为成员的声望，而当下，美国仍保持着金融和货币霸权。在不同程度上，五国都对美国持续的支配地位不满。最后，尽管潜在能力的转变方向表明了美国能力的逐步衰退，但当前没有哪个金砖国家希望看到美元或美国货币领导地位的戏剧性滑落，那将扰乱全球货币和金融秩序，它们也都将深受其害。长期而言，它们偏好未来美元和美国受到约束，而它们则有更大的自由纵横捭阖。

在当前全球权力转移的背景下，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成立了一个名为“金砖四国”的非正式俱乐部。随后，金砖四国与南非联合，实行了集体金融治略，即主权国家政府为了实现更大的外交政策目标而使用金融和货币政策。
本书列出了四种集体金融治略，从多边机构或全球市场内部改革的压力，到通过建立新的多边机构或共同推动国际金融的新现实而采取的外部选择。金砖国家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金砖国家之所以团结一致，是因为共同的厌恶（对于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中长期处于次要伙伴的怨恨，对侵犯其自主权和美元支配地位的抵制）和共同的利益（在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金砖国家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逃避者。该组织寻求在现有全球经济秩序中的改革、影响和领导作用。在被阻挠的地方，他们与平行的多边机构进行试验，在这些机构中，他们是主要的规则制定者。金砖国家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它们的议价能力和对市场参与者的调整，还取决于它们克服阻碍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国内障碍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