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汗青堂006·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978721307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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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青堂006·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978721307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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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著 者:[英]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 译 者:林 盛

出版社浙江人民

ISBN9787213073311

出版时间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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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118元

货号32031784

上书时间2024-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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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著者简介杰里?布罗顿,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文艺复兴研究中心教授,主要著作有《领土交易:现代早期世界的地图绘制》《全球性角度:东西方之间的文艺复兴艺术》(合著)等。
译者简介林盛,毕业于复旦大学法语系,译有《中世纪的城堡》等。

目录
引?言? 1
西帕尔(现今伊拉克的阿布哈巴遗丘),公元前六世纪
第一章?科?学? 1
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约公元150年
埃及亚历山大港,约公元150年
第二章?交?流? 33
伊德里西,1154年
西西里巴勒莫,1154年2月
第三章?信?仰? 57
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约1300年
意大利奥尔维耶托,1282年
第四章?帝?国? 85
《疆理图》,1402年
中国东北辽东半岛,1388年
第五章?发?现? 109
马丁·瓦尔德泽米勒,《世界全图》,1507年
德国汉堡,1998年
第六章?全球主义?143
第奥古·里贝罗,《世界地图》,1529年
卡斯蒂利亚托尔德西利亚斯,1494年6月
第七章?宽?容?171
杰拉杜斯·麦卡托,《世界地图》,1569年
比利时鲁汶,1544年
第八章 ? 金?钱?207
约翰·布劳,《大地图集》,1662年
阿姆斯特丹,1655年
第九章?国?家?237
卡西尼家族,《法国地图》,1793年
法国巴黎,1793年
第十章?地缘政治?273
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
伦敦,1831年5月
第十一章?平?等?305
彼得斯投影法,1973年
印度,1947年8月17日
第十二章?信?息?331
谷歌地球,2012年
虚拟轨道空间,地球上空11000公里,2012年
结?语?历史之眼?? ? 357
致?谢 ? 365
注?释 ? 369

内容摘要
本书既非制图史,也非地图的历史,而是一本通过十二幅世界地图讲述世界史的著作。
书中精选的十二幅世界地图来自不同历史阶段,出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制图师之手。作者向我们揭示,地图远非客观的真实记录,而是受到一时一地的观念和动机的左右。通过解读地图背后的观念和动机,我们可以窥视制图师所处时代的风尚与精神。每一幅都蕴含着某种重大主题,从科学、政治、宗教、帝国,到地理大发现、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皆为世界史发生重大变革的关节点。
在这段图像背后的世界史中,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人类长久以来的一个渴望,那就是将地球完美地呈现在二维平面上。但是,无论因为客观条件所限,还是主观意识的干扰,这始终是人类难以达成的梦想。在作者的解读中,作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工具的地图,成了“人─图像─世界”三位一体的棱镜,折射出人类的历史进程和精神历程,描绘了一幅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立体画卷。

精彩内容
第四章帝国《疆理图》,1402年中国东北辽东半岛,1388年1388年,高丽右军都统使李成桂(1335—1408年)准备发兵辽东半岛。高丽王朝决定派兵攻打刚刚建立不久的大明王朝(1368—1644年),而李成桂就隶属于这支远征军。辽东半岛是中国东北的一部分,在未来6个世纪中还将经历更多的腥风血雨,但在1389年,李成桂拒不出战。李成桂与明朝关系友好,批评高丽对其强大邻国采取的政策,反对出兵的决定。在鸭绿江河口的威化岛,李成桂下令军队止步,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下令军队停止攻打明朝,而且回师都城松都。
在随后的政变中,李成桂推翻禑王及其亲信大臣,结束了统治朝鲜半岛近500年的高丽王朝。他自立为王,建立了新的王朝——朝鲜,接下来的500年中,这个王朝一直统治着朝鲜半岛,是东亚王国中连续统治时间最久的一个王朝。在高丽王朝盛行的佛教价值观战胜了古代萨满教的部落习俗,但现在,因佛教寺院及其住持被赏赐大批土地,且免于税收,致使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的风气日盛,使得许多统治精英也无法再支持佛教。从九世纪起,中国的统治王朝渐渐开始批判佛教,转而倡导复兴儒学,即“宋明理学”(“新儒学”),强调实际统治及官僚组织的重要性,而不是像佛教那样追求出世清修。像李成桂这样的朝鲜人也开始信奉理学,这让朝鲜发生了势不可挡的变化。
理学支持社会和政治革新,依据的是中国古代圣贤的经典文本。朝鲜的理学反对高丽王朝社会中盛行的萨满教和佛教原则,宣扬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有助于理解人类本性,维持社会秩序。学习实用的知识远比研究深奥的学问有用:佛教讲究自我的修为,而理学将个人修养融入国家治理之中。对新的朝鲜王朝精英而言,理学强调入世观点,佛家宣扬灵性的解脱和抛弃俗世烦恼,两者之间的对比足以为十四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推行的全面社会改革和政治革新(即维新)提供十足的正当性。 1从高丽王朝到朝鲜王朝发生的转折被认为是朝鲜历史上的关键时刻,通过改革政治、法律、公民和官僚结构,朝鲜的文化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权力被集中到国王手中,新建造的军事基础设施使王国的疆土得以巩固。官僚权力得以集中,引进了符合理学理念的文官考试制度;土地被收归国有;提出了更公平的新赋税制度;佛教几乎被全面废除。 2朝鲜王朝的崛起,也属于帝国和文化地理学的一次重组。1368年建立的明朝标志着蒙古在东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再往东,东亚的另一个强权日本开始统一南北朝,与明朝和朝鲜王朝建立了相对和平与商业繁荣的关系。 3为了将谋权篡位的行为合法化,李成桂与他的理学辅臣援引古代中国的“天命”观念来解释王朝的兴衰。只有上天可以赐予统治的道德权利。对于李成桂而言,天命不仅意味着更换一个新统治者,还需要选定一个新首都。朝鲜王朝将首都从松都(现今朝鲜的开城)迁往汉阳(现今韩国的首尔),李成桂在这里建造了新的寝宫景福宫。新政府还下令绘制了两幅地图,一幅是“地”图,一幅是“天”图。“天”图名称为《天象列次分野之图》,被刻在一块高逾两米的巨型黑色大理石石碑上,展示在景福宫之中。他是根据中国的星象图绘制的,难得的是复制了希腊黄道十二宫的中文名字,黄道十二宫是中国从九世纪开始与伊斯兰世界接触后传过来的。尽管有许多不准确之处(许多星星排列有误),但它显示了十四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李成桂和他的天文学家眼中的天象位置。这幅星图代表了新王朝对天象的新看法,是为朝鲜王朝赋予天命正当性的途径。 41395年时,权近(1352—1409年)领导的天文学者团队已经完成了这幅星图,他是一位理学改革者,官拜议政府赞成事,是朝鲜政权品阶最高的职务。权近此时已经着手绘制另一幅地图,那是一幅囊括全世界的地图,至1402年完成。最初的原稿没有留存下来,但有三份副本传世,目前都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保存的副本目前被确定为作于十五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公认是最早也是保存最完好的副本,其中包含权近所写的跋文。这幅地图叫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一般简称为《疆理图》。这是东亚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比其他中国和日本现存的世界地图都要早,是最早呈现李氏王朝统治时期的朝鲜的地图,也是最早展示欧洲的现存亚洲地图。 5《疆理图》以鲜艳彩墨绘于丝绢之上,是一件美丽而壮观的艺术品。海洋是橄榄绿色,河流是蓝色。山脉用锯齿状的黑色线条勾勒,较小的岛屿用圆圈表示。而作为这些地标的背景的整个地球是黄褐色。地图来来回回写满了黑色的汉字,用来标注城市、山川、河流和重要的行政中心。地图长宽各为171厘米和164厘米,原本系在一根棍子上,方便从上往下展开,其设计可能和星象图一样,是为了挂在景福宫这种显著地点的屏风或墙壁上。星象图使朝鲜王朝坐落在新的天空下,而《疆理图》为李氏王朝在新绘的地球地图上安排了位置。 6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基督教地图以东为上,而许多伊斯兰地图以南为尊,《疆理图》则以北为上。整个世界是一片连续的大陆,没有分离的陆块和环绕周边的海洋。地图是矩形的,再加上陆地占据了地图上方,似乎展现出的是一个扁平的地球。处于中心的不是朝鲜,而是中国,是一块垂下的辽阔陆地,从印度西岸一直延伸到中国东海。事实上,中国在地图上太过抢眼,似乎吞掉了整个印度次大陆,连西海岸都消失了,而印尼群岛和菲律宾群岛则被缩略为一系列圆形岛屿,点缀在地图底部。中国无处不在的政治和学术影响力从地图顶端的题字也可以看出来,题字下方紧接着就是一连串中国历代都城的列表,随后是对当时中国各州、县及其之间路线的描述。在中国的东面是地图上第二大的陆块——朝鲜,环绕在周围的一大串小岛像是一支小型舰队,它们其实是海军基地。初看起来,制图者对于自己祖国的描述似乎与现代朝鲜半岛的轮廓非常相近,尤其是和伊德里西描绘的西西里,甚至与霍丁汉的理查德描绘的英格兰比起来,更是如此。虽然北方边界画得比较平坦,但整个朝鲜还是细节完备,令人称叹。地图上标注了425个地点,包括297个县、38个海军基地、24座山、6个州府,还有朝鲜王朝的新首都汉阳,用显眼的带有锯齿的红色圆圈标注。 7漂浮在地图右下角的是东亚的另一个强权日本,比实际位置偏向西南许多。日本的尖端分叉,指向中国和朝鲜,颇显威胁意味。为了抵消这种明显的威胁,日本与朝鲜的面积相比大大缩水,地图上的朝鲜比实际面积大两倍,而日本只有实际面积的一半。日本最西端的九州在地图上指向北方,把群岛的实际位置顺时针转了90度。
在现代人眼中更奇怪的是地图对中国以西世界的描述。硕大的斯里兰卡位于中国西岸(而不是印度的东南岸)的外海,但楔形的阿拉伯半岛还是清晰可辨,红海及非洲西岸也是如此。在葡萄牙首次发现可以环航非洲之前80多年,《疆理图》中的非洲就已经画有我们熟悉的南端,尽管整个非洲的大小被大大低估(实际非洲大陆比现代中国大两倍以上)。更奇怪的是,非洲大陆中间看似有一片巨大的湖泊,不过这也可能代表的是撒哈拉沙漠。非洲、欧洲和中东的许多地点的名字是阿拉伯语地名的中文翻译,这表明,在这个相对较早的阶段,伊斯兰制图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已经非常广泛(朝鲜是伊德里西地理学知识的边界)。 8地图对非洲上面的欧洲的描绘也很有趣。地中海(奇怪的是,它没有像地图上其他的海洋一样被画成绿色)的形状画得很粗略,但很容易辨认,伊比利亚半岛也是如此。亚历山大港由一个塔状符号代表。还有一个被画成红色的都城,可能是君士坦丁堡,而欧洲轮廓中大约包含的100个地名,其中大多数还没有可靠的翻译。上面甚至标有日耳曼比,这幅地图拥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而形势传统似乎被大幅削弱。 权近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地图倾向于更宽广的政治视野,会变得很敏感。他在1396到1397年参加的出使任务,说明了他在中朝关系进入新纪元时绘制《疆理图》的动机。1389年发动政变之后,朝鲜政权急切地想要与邻国明朝维持长期的“事大”外交关系。李成桂在1392年即位之前就派遣使节向洪武帝朱元璋递呈表笺,解释自己的行为,甚至向明朝宫廷征求自己王朝的新国号(中国人偏爱“朝鲜”这个名字,因为这是古朝鲜的国名)。1396年,为了确保朝鲜的臣服,大明宫廷斥责朝鲜的书信“轻薄戏侮”,并且扣押了来使。 56这导致了一次外交危机,史称“表笺之祸”,此事围绕着对帝国和领土的朝代定义和文本定义展开。
在朱元璋对于这次自觉受辱事件的官方记录中,展现了一种政治地理学,这可以说是之后《疆理图》诞生的原因:今朝鲜在当王之国,性相好而来王,顽嚣狡诈,听其自然,其来文关请印信诰命,未可轻与。朝鲜限山隔海,天造地设,东夷之邦也,风殊俗异。朕若赐与印信诰命,令彼臣妾,鬼神监见,无乃贪之甚欤?较之上古圣人,约束一节决不可为。 57这种拒赐印信诰命的文辞是典型的外交辞令,不过明朝的理由是建立在帝国的理学原则之上的。朝鲜被认为是“东夷之邦”,“限山隔海”。他们“风殊俗异”,而且在中国传统的九州之外。皇帝自问,假如将他们纳入中国的皇权治下,会不会有违古代圣人之见?
直到权近出使之后,“表笺之祸”才得以解决。他在南京住了8个月,与洪武帝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商定释放被扣留的使节,并重新建立明朝和朝鲜的外交关系。他们甚至还互相交换诗作。洪武帝的诗被称为“御制诗”,而权近的被称为“应制诗”。诗中使用风格化和隐喻的语言,记录了两国在渐渐适应彼此的政治和领土歧见时的复杂外交手段。
洪武帝的第一首诗关注两国的争议边界鸭绿江,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时,高丽王朝与明朝一度因此关系紧张,也是在这里,李成桂于1389年发动军事反叛。
题鸭绿江
鸭绿江清界古封,强无诈息乐时雍。
逋逃不纳千年祚,礼义咸修百世功。
汉伐可稽明载册,辽征须考照遗踪。
情怀造到天心处,水势无波戍不攻。 58与前面提到的宋朝地图一样,洪武帝的诗融合古今,以此强调明朝对这片地区的统治权。传统中国文献将鸭绿江作为中国影响力的边界,但也是将文明传到半岛(即朝鲜)的通道。近年来反明的高丽王朝被推翻,加上拒绝收留帝国的“逃犯”,这些都为该地区带来了和谐与稳定。但洪武帝还是提醒权近,中国对辽东半岛的主权,自公元前108年汉朝攻克该地区后就“明载册”,还有不能忘记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最新发生的冲突。最后,鸭绿江被认为是两个国家往来的天然边界,近来在政治上“无波”。
在之后的一首《使经辽左》中,洪武帝来到鸭绿江的西岸,想象一位朝鲜外交使臣穿过半岛来到明朝。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和平、永恒的社会图景,最后总结道:“际天极地中华界,禾黍盈畴岁岁收。”59权近的诗在回应时带着奉承的语调,也描绘了辽东鸭绿江这片政治敏感地区。在《渡鸭绿》中,他避开洪武帝对中国在历史上的影响力的强调,而是巧妙地提出了一个反问句:皇风不限华夷界,地理何分彼此疆。 60同样,在《由辽左》中,权近没有提到该地区长期的军事占领史。他只提到儒家的“周游列国”。“鹤野漫漫道路长”,但“驷马敢期题柱志,关人休笑弃狂”。 61在地理学层面,权近诗中的外交理念描述了他回到朝鲜后完成的《疆理图》中的内容。他的诗和他的地图都反映了朝鲜王朝在创建初期从佛学向理学的转变。虽然中国处于地图的中心,但这是个没有政治边界的世界,强调两个崇尚儒学的相邻国家之间有着亲密的地区和文化纽带;鸭绿江的政治重要性显而易见,因为它是地图上仅有的三条河流之一。在与解决“表笺之祸”没有直接关系的诗歌中,权近描述了一种道德地理学,这也反映在了《疆理图》上。在《相望日本》中,他描述了日本人的“凶奸”,他们“剽窃侵邻境”。 62权近的《疆理图》跋文提醒读者注意增加日本新地图的重要性,尽管日本诸岛的方位和大小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与朝鲜相邻,因为日本代表着一定的威胁和外交机遇。权近在地图和诗作中表现出来的对日本前后一致的反应,让他在中国和朝鲜之间建立了共同的目标,他们都惧怕日本的倭寇,都要面对与幕府将军打交道时遇到的外交困难。
朝鲜在与日本的关系中采取一种“交邻”政策,内容是以“礼”的原则教化“禀性顽”的日本人。 63权近顺利完成出使任务后,回到朝鲜,在他的文集《阳村集》中谦虚地写道他“乐观此图【《疆理图》】之成”64,于是朝鲜王朝既确立了自己在已知世界中的外交地位和地理位置,也建立了与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看过《疆理图》的人都能发现这一点。我们在试图重建1402年的《疆理图》时,能够找到的保存最完好的副本是龙谷大学收藏的十五世纪晚期副本。最近,龙谷版《疆理图》经鉴定制作于1479至1485年之间,似乎可以反映出十五世纪末朝鲜王朝的忧虑。地图上的地名反映了朝鲜王朝在这一时期实施的几项民事和行政创制,包括1479年在全罗建立的海军基地,清楚地标示在地图的西南海岸;但是,它却没有更新更广大世界的地理信息,地图上的中国和十四世纪早期元朝地图里的一模一样,尽管当时已有更新的地图可以参考。因而,龙谷版本的地图可能不只是简单复制了原版的1402年《疆理图》,而且记录了朝鲜经历的快速变迁。十五世纪末的复制者也许期望传达这样的信息:虽然世界的其他地方都一如往常,但这个相对崭新的政府在民事和军事管理方面都在向前进步。 65龙谷版《疆理图》选择了1402年的地图作为样板,并且保留了权近的跋文,这表示朝鲜政权在十五世纪七十年代时的关注点与世纪初相差不远。两个版本的地图都是在更广大的世界里为朝鲜王朝“选址”(借用风水学的术语)。在那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疆理图》必须展现朝鲜与中国和日本一样的帝国雄心,鼎足而立。但同样是在那个不必完全遵守中国的原则的世界中,负责制作原版地图的学者—官员团队可以描绘出东亚以外的“蛮夷”之地。虽然朝鲜在中国眼中常被视为蛮夷,但朝鲜还是具有充分的独立性,相信“天下至广”,也想独立地将自己的位置和历史呈现在地图上,而不管周围有哪些邻国。
*在现代西方人的眼中,《疆理图》蕴含着一个悖论。它表面上是一幅世界地图,与《奇观之书》中的地图以及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差不多。但与此同时,西方观众也能感受到,他们看到的这幅世界图像是由一个与自己相异的文化绘制的,拥有一种迥异的理解和组织自然空间的方法。所有社会都有关于世界的理念;但不同的社会对世界有着各自独特的想法,再现世界的方法也各异。然而,就像《疆理图》和在它之前的中国地图所展现的那样,这些差异极大的世界观对制作和使用这些地图的人而言绝对是有条理的、实用的。《疆理图》由朝鲜对自身的自然和政治环境的感知塑造而成,是朝鲜以地图的形式对一个世界最伟大的古典帝国的回应。依据中国和朝鲜的经验绘制出来的地图,关注的远非仅仅是对领土的精确描绘,它们还有效地反映了结构关系。66《疆理图》及其副本提供了一种方法,让一个弱小却骄傲的新王朝在强大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汉字的语音为“A-lei-man-i-a”。 9在地图最远的边缘上有一个很小的矩形,似乎代表不列颠群岛,但更可能是亚速尔群岛,即《地理学指南》中的世界最西端,很可能是因为托勒密的部分观念传到了东亚,地图上才会如此复制。
地图上关于非洲和欧洲的地名及形状的知识可能是来自托勒密,但其影响也仅限于此。《疆理图》没有明显的经纬网格、比例尺或朝向;意料之中的是,它对南亚地区的描绘非常详细,而托勒密对此地的地理描述则越来越趋于理论推断,同时也没有地名标注。与延续了希腊传统的中世纪基督教地图和伊斯兰地图(比如在赫里福德或西西里制作的地图)相比,《疆理图》秉承的制图传统非常不同,它根植于朝鲜对地球在广袤宇宙中的位置的认知,而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认知来自中国。
希腊罗马世界传承了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因而产生了各种互相冲突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世界,但前现代的东亚从广义上来说则基本由一个大帝国塑造而成:中国。很多个世纪以来,中国都将自己视为毋庸置疑的正当帝国权威中心,由一位皇帝统治,他视自己为文明世界(“天下”,即普天之下)的领袖。像朝鲜这样的附庸国只是中国宏伟布局中的小角色;在中国版图外的民族都被视为无关紧要的蛮族。统治一个如此庞大而又疆界比较分明的帝国,需要建立并维持一个前现代历史上最复杂精致的官僚体系。维系漫长(而且不断变化)的帝国边界耗资甚巨,再加上中国对于自身具有天然的政治优越性且地处中心拥有一种知识上的确信,这意味着,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不同,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兴趣寡然。构成中国信仰基础的是佛教和儒家传统,这与西方在希腊罗马世界覆灭后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卷宗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为普世的宗教,认为他们肩负着要将自己信奉的宗教传遍整个地球的神圣责任,而这对佛教和儒家来说则是完全陌生的观念。 10由此形成的制图传统关注边界的确立,以及维系帝国运转的实际用途,官僚精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要早于西方的宗教社会。这种传统既不试图以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之名将想象的地理学投射到中国边界之外的地方,也不打算鼓励超出印度洋以外的长途旅行或者海上扩张(到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时,明朝已经完全召回远途探险的舰队)。朝鲜完全照着中国做。早至约公元前100年开始,朝鲜在大多数时期里就是中国的附属国,朝鲜的制图者也同样想要为王国的统治精英提供实用的地图,以便进行政治统治的行政管理。《疆理图》从非常特别的角度完成了这一使命。它首先必须符合朝鲜半岛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同时又要如实反映朝鲜与疆域更广、权势远为强大的邻国的关系。
???*大多数地图都会呈现图像和文字的交互作用,《疆理图》也不例外。地图下方有权近写的48列长篇图例: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皆率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濬《混一疆理图》备载焉。
建文四年【即1402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即金士衡】,右政丞丹阳李公【即李茂】燮理之暇,参究是图,命检详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
图。其辽水以东,及本国之图,泽民之图,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不出户而知天下也。夫观图籍而知地域之迩遐,亦为治之一助也。二公所以拳拳于此图者,其规模局
量之大可知矣。 11权近的跋文似乎与伊德里西的《娱乐》有异曲同工之处:已知世界的大小和形状并不明确;要制作一幅全面的地图,需要参考已有的地图传统(伊德里西参考了希腊和伊斯兰传统,而权近参考了中国传统);完成这样的壮举需要为一支专家团队提供政治和行政上的赞助;这样的成果令人惊叹且喜。跋文里提出了彼此相关的两点,为理解这幅地图提供了方法。首先是地图制作的政治背景,第二点是中国制图术的影响。金士衡(1341—1407年)和李茂(卒于1409年)是朝鲜王朝的官员,都是理学的倡导者。两人都参与了1402年在朝鲜北疆进行的土地调研,几个月之后《疆理图》便诞生了,他们都曾作为外交使节去过中国;金士衡可能是在1399年前往中国时获得了权近提到的中国地图。权近没有根据朝鲜王朝的年号标记《疆理图》成图于1402年,而是根据邻国中国的建文纪年。建文帝朱允炆(1398—1402年在位)是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是明朝开国皇帝洪武帝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的孙子。佛教僧人兼制图师清濬是洪武帝的近臣,负责监督1372年在南京举行的法会,为新政权取得正当性。一份十五世纪的清濬《混一疆理图》副本表明,这幅地图描绘的是中国早期各王朝的地理和历史,权近指出,李荟在此图基础上向东“增广”了朝鲜,向西添加了阿拉伯半岛、非洲和欧洲。 12李荟(1354—1409年)是高丽政权的高官。他被李成桂暂时流放,但在1402年时已回到国都,制作了朝鲜王朝地图。他在开始制作《疆理图》时,任职新政府的检详官(可能是因为他在制图学方面的专长)。 13洪武帝的继任者朱允炆被叔父燕王朱棣推翻,经过两年的血腥内战后,朱棣自立为永乐帝。 14《疆理图》完成时,朱允炆已经去世。虽然权近一直使用明朝纪年,而不是朝鲜王朝纪年,但当权近指出必须改正中国制图师李泽民“辽水以东”的朝鲜地图的缺陷时,他还是提到了两国近年纷争中最敏感的军事区域。《疆理图》上还添加了与朝鲜历来有纷争的另一个强大邻国——日本,这是他唯一的地理观察。这幅地图显然试图在十五世纪早期变化莫测的东亚政治世界中为新的朝鲜王国寻找一个位置。
无论权近的跋文表现了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区域政治关系发生过何种变迁,既然他引用中国的制图术作为绘制这幅地图的基础,他的钦慕之情是毋庸置疑的。李泽民和清濬的地图是在十四世纪上半叶绘制的,但中国对朝鲜政治和地理产生影响却要早得多。自朝鲜从公元前四世纪初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历代国君和学者就从幅员辽阔的强大邻国的文明中汲取治国、科学和文化灵感。这个过程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朝鲜在不断强调它的政治独立性的同时,又适时借用于己有利的中国文化成就。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就有可以被称为地图的物品。但和其他任何在漫长时间和广阔空间中制作出了手稿地图的前现代社会一样,要讨论什么跨越数千年的中国制图学“传统”是大有问题的,甚至犯了时代错误。第一个问题与留存下来的资料有关。在十世纪以前,很少有地图保存下来,因而要谈论中国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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