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红楼听讲座第二辑978720018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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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皓等
出版社北京
ISBN9787200187274
出版时间2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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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98元
货号32114711
上书时间2024-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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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皓，历史学博士，副研究馆员，现为中共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编研陈列部牵头人，长期从事红色展览与红色文化研究工作。曾参与“中共中央在香山”“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等重大题材展览。
吕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文保部牵头人，副教授。参与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重点课题，主持《北大红楼日志》编写工作，参与《新青年大思政课专号》编写工作。
宁召勇，国家文物局红楼管理处文博馆员，执笔《北大红楼保护利用工程报告》。
目录
侯且岸 李大钊的建党思考与实践
侯且岸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薛庆超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龙平平 伟大觉醒与伟大的建党精神
孙郁 鲁迅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学界之关系
王宪明 知识·真理·信仰——重读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几点认识
杨琥 走近李大钊 理解李大钊——编撰《李大钊年谱》的若干体会和认识
杨琥 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张珊珍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王学斌 近代中华民族的遭遇与共同抗争
内容摘要
本书以“北大红楼大讲堂”为基础，精选10讲内容，精编讲稿，旨在更好地传播历史文化，服务社会教育。本书是系列图书的第二辑，主讲人有侯且岸、薛庆超、龙平平、孙郁、王宪明、杨琥、张珊珍、王学斌等学者名师，带领观众走近历史现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文中精心选配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馆藏文物图片，为广大读者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受革命先驱的光辉思想提供更加便利的阅读体验。
精彩内容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李大钊的政党观最为独特。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他结合辛亥革命后民国政治斗争的变化和军阀统治对近代政党政治的强烈冲击，从政治理性、政党与国家、政党与人民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性反思，形成了自己的新政党观。
出于对当时共和制下的政党政治的强烈不满，李大钊猛烈地抨击了参与“党争”的各派势力，“彼等见夫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矣，于是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骛争食者也。以言党纲，有一主政，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以言党德，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此非过言也”。李大钊针对政客们的一系列丑行断言：“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在李大钊看来，政党政治的腐败，使“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他提出这些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既没有政党应有的精神，也没有组织纪律，更无法指望他们做出为人民谋福利的改革事业。
显然，李大钊对民国以来的政党政治彻底失望，认为这些于国于民都是灾难。但着眼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局，李大钊仍然以乐观而富有理性的精神阐释了自己理想的政党观。
首先，国家利益是高于政党利益的，因此政党必须没有私自的利益，要把政党利益同国家利益相连，他认为这是近代政党观与封建党争的根本区别所在。民国初年，面对党争和兵争带来的社会混乱，李大钊虽然感到忧虑，但他认识到克服危机必须要依靠政党。他认为“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且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由此，营私的政党就可以变为造福国家和人民的政党。
其次，政党发展与文化密切相关，文化发展有助于推动政党政治的进步。李大钊认为，中国近代政党形同散沙，“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之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和文化有相互的影响。文化高的民族，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固然也高；亦为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既高，而文化始有进步”。相对于欧美各国而言，中国人受“几千年专制之压迫，思想之束缚，和消极的、懒惰的、厌世的学说之浸染，闹得死气沉沉，组织的能力都退化了”。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强固精密的组织”来进行“彻底的大改革”。
再次，中国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必须要有中心势力，即先进政党。李大钊认为，从中国整个政治格局看，作为先进政党的中心势力必不可少，同时它必须具备容纳其他各个力量的包容力。“为了要进行举国上下的根本改造，光靠打倒军阀、埋葬政客这种表面上堂皇的口号，那是很不可靠的事情，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造，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有其中心不可。”李大钊曾寄希望于“以国民党作为中心”，认为其“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
最后，在中国近代革命的进程中，“革命党”是一种新的政党形式，它有指导思想，有明确的目标，并且与世界革命相联系。李大钊分析了孙中山的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与中国近代革命的演变的关系，认为孙中山“整理了太平天国、三合会、哥老会一类的民间的民族的结社，改进了他们的思想，使入于革命的正轨”。李大钊指出，孙中山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在东京改组中华革命党，1924年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容纳中国共产党的分子，由此“使中国的国民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使民族主义的秘密结社，过渡而扩成现代的工农团体，一体加入国民革命党；使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革命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群众党”。李大钊提出，这是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绩”。
李大钊通过历史解析，勾勒出中国近代革命党发展轨迹及其基本特点。他的上述观点虽然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针对不同问题有感而发的，但这些观点有内在逻辑理路，为我们理解中国政党政治提供了基本认知标准，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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