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两千年：中国历史秩序的传承与变迁9787545557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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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思勉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ISBN9787545557664
出版时间2021-0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68元
货号31003543
上书时间2024-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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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国学大师写给国人的历史通识课。 ★综合名家论史的角度：吕思勉的大局观念；张荫麟的问题意识；孟森的追根溯源；鲁迅的另辟蹊径；梁启超的学术叙史。 ★展现中国社会独特的发展历史，探究中国社会与欧美日等社会不同的根源。 ★精选底本，展现大师们观点与思想的精髓。 ★在朝代兴衰中读懂从秦帝国到大清王朝两千年间历史秩序的传承与变迁。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是我国现代史学目前专享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等诸多领域都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著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等通史及多种断代史。张荫麟（1905—1942），中国近代有名学者、历史学家，其一生志在国史研究，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著有《中国史纲》等。孟森（1869—1938），中国近代清史学科杰出奠基人，开创了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是近代清史研究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著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等。鲁迅（1881—1936），我国有名文学家、思想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作品种类繁多、涉猎广泛，并多次选入教材，作为重点篇目。代表作品：《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等。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他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也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其著作今被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秦、汉 | 张荫麟
秦灭六国 新帝国的经管、发展与民生（节选）
项羽与巨鹿之战
楚汉相争及其结局
纯郡县制的重建
武帝开拓事业的四时期
改制与“革命”
第二章 三国、晋、南北朝 | 吕思勉、鲁 迅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晋初的形势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五胡之乱
南北朝的始末
第三章 隋、唐、五代 | 吕思勉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唐朝的中衰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四章 宋、元 | 张荫麟、吕思勉
宋朝的开国及开国规模
北宋的积弱
北宋的外患与变法
南宋恢复的无成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节选）
汉族的光复事业（节选）
第五章 明 朝 | 孟 森、吕思勉
明开国以后之制度（节选）
洪武年中诸大事靖 难（节选）
明朝的盛衰
崇祯致亡之症结
李自成、张献忠及建州兵事
第六章 清 朝 | 梁启超、孟 森、吕思勉
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圣祖撤藩、取**
盛明之缺失
清代的盛衰
嘉庆间兵事之海患
鸦片案始末
汉族的光复运动
清朝的衰乱及覆亡
内容摘要
从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年，中国社会的历史秩序脉络是要如何勾勒？中国社会不同于欧洲国家、美国、日本等的原因何在？如何从不同角度深层次地挖掘，探寻中华文化内在根源和本质？从秦帝国到大清王朝的两千年，朝代更替、制度变迁、民族交融、文化发展、王座与战场上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但总有些不变的内容传承了下来。朝代、制度、民族、文化、战争，这些都在两千年的传承与变迁中，一步一步地造就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变成了一部现代人汲取经验与教训的教科书，也变成了一部探寻发展之势的未来启示录。通过大师的视角，我们对经验教训的汲取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了解也会更加深入，本书集吕思勉、张荫麟、孟森、鲁迅、梁启超五位大师对历史的研究与探讨，揭示了从秦帝国到大清王朝这两千年间中国历史秩序的传承与变迁。
主编推荐
★国学大师写给国人的历史通识课。
★综合名家论史的角度：吕思勉的大局观念；张荫麟的问题意识；孟森的追根溯源；鲁迅的另辟蹊径；梁启超的学术叙史。
★展现中国社会独特的发展历史，探究中国社会与欧美日等社会不同的根源。
★精选底本，展现大师们观点与思想的精髓。
★在朝代兴衰中读懂从秦帝国到大清王朝两千年间历史秩序的传承与变迁。
精彩内容
绪论-吕思勉-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作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那〔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了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着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然则如何是好？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已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原〔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地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呢？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氏》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见〔现〕，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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