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玉史学三书西周王年论稿978755985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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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闻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9855374
出版时间2023-0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80元
货号31627015
上书时间2024-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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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闻玉，1941年生，四川巴中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周年代学研究，师从张汝舟先生，又向金景芳先生学《易》。学术研究涉及古代汉语、夏商周文史、古代天文历法以及周易之学。治学严谨，强调文献、器物与天象“三证合一”。其关于西周年代学的考证，尤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赞誉。代表作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西周王年论稿》《铜器历日研究》《古代天文历法讲座》《西周纪年研究》《夏商周三代纪年》《夏商周三代事略》等。
目录
本书作者坚持以“月相必须定点”为指导，采用文献、天象、铜器铭文“三证合一”的研究方法，厘清西周纪年问题，为纷乱的西周王年排序定位，揭示武王克商准确年代、宣王纪年有两个体系等重要问题，整理出西周诸王年表、西周诸王事略以及制作出西周朔闰表。本书还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归纳研究西周纪年应该注意的诸多问题。书中集中展现了张闻玉先生在西周年代学研究上的成果，是西周纪年研究学术领域内难得的佳作。
“张闻玉史学三书”：《古代天文历法讲座》《铜器历日研究》《西周王年论稿》论证各有重点，引述材料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了作者独具特色的史学研究体系。《古代天文历法讲座》是基础，《铜器历日研究》和《西周王年论稿》是对天文历法知识的具体应用和实践，立体展现天文历法知识对西周历史研究的突出贡献，验证了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科学性。“史学三书”是进一步研究古代天文历法、西周青铜器、西周历史的极好参考和工具，乃至对夏商周三代史的研究都十分有益。
内容摘要
宣王纪年有两个体系[宣王纪年有两个体系本文原载于《西周纪年研究》，后又收入《夏商周三代纪年》《张闻玉文集·史学卷》。今据录入。]2003年1月19日，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27件青铜器，给考古界、史学界带来极大的震撼。出土铜器之多，文字之长，纪年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最受重视的是四十二年、四十三年的两件咂器。两器的历日干支也引发出许多令人不解的问题，尤其涉及宣王纪年，至今仍然没有一致的意见。如果将宣王一世的铜器进行排列，可以明确，宣王纪年有两个体系。
传统说法，厉王在位37年，共和14年，宣王46年，幽王11年。尤其共和元年在公元前841年，几无异议。没有坚实的证据，我们不宜否定传统说法，更不能以推翻司马迁为荣。轻率否定文献，还有什么古史可言？而发现出土新材料与文献记载不相吻合，我们得深入研究，找出症结所在，提出合理的解说。我们在尊重传统说法的框架下，深入研究眉县出土的两件咂器，似乎可以说，宣王纪年确有两个体系。
四十二年鼎：“隹四十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四十三年鼎：“隹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我在《眉县新出铜器与宣王纪年》一文中已经指出，四十二年器合公元前785年天象，四十三年器合784年天象。这样，西周后期，厉王在位37年，即前878—前842年；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宣王元年即前826年。这也符合司马迁的记载：“(鲁真公)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史记》卷33《鲁世家》，第1526页。]还有一件铜器伯大祝追鼎值得注意。铭文：“隹卅又二年八月初吉辛巳，伯大祝作。”[陈佩芬：《新获两周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八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对照公元前795年的实际天象：子月乙酉，丑月乙卯，寅月甲申??未月壬子，申月壬午11分(张培瑜表详参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第1—118页。]：壬午01时50分)。实际用历，丑正，八月辛巳。时间误差也就在两小时之内。这里就是“八月初吉辛巳”的确切位置。
过去，我们不敢怀疑宣王纪年有什么问题，把它排入宣王三十三年，视为“二”中有“缺笔”。有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两件咂器的支撑，伯大祝追鼎就正正规规地排入宣王三十二年，不作“缺笔”处理。两件咂器与追鼎，组成一个系列，支持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6年。
过去我们明确无误的宣王铜器克钟、克庇，其历日值得讨论。
克钟：“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克盨：“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23。]对照公元前812年天象：子月甲子321分，丑月癸巳，寅月癸亥??未月辛卯54分(张培瑜表：辛卯06时44分)，这就是实际用历的九月初吉庚寅，误差在6小时44分。克盨历日用“庚寅为寅日例”[张闻玉、饶尚宽、王辉：《西周纪年研究》，第67页。]，宣王十八年有十二月戊寅，书戊寅为庚寅，自可贯通解说。
还有鼎：“隹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刘启益：《伯父盨铭与厉王在位年数》，《文物》1979年第11期。]既望十六辛卯，必丙子朔。对照公元前809年天象：子月丙子，丑月丙午，寅月丙子(张培瑜表：丙子01时43分)。接续上年(前810)十二月戊寅，本年建亥，寅月丙子即四月丙子，有四月既望辛卯。这就是鼎历日之所在。
还有无簋：“隹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20。]历日合前829年(共和十三年)，丑正，正月壬寅朔。
虢季子白盘：“隹王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03。]历日合前816年天象，子正，正月丁亥763分(戊子04h00m)。
不难看出，无簋、克钟、克庇、鼎、虢季子白盘，组成一个系列，支持宣王元年在公元前827年。
这就是明明白白的宣王纪年的两个体系。
面对事实，朱凤瀚先生以为，“宣王元年究应落在哪一年的问题似仍值得再斟酌”[马承源、朱凤瀚等：《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3年第6期。]。按朱先生的说法，“如依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6年的方案，有至少11件铜器可排入宣王年历中”。很明白，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6年是难以否定的。
其实，何幼琦先生的文章明确提出“宣王有两个元年”。何氏说：“厉王是共和十四年正月死去的。下一年才是宗周的宣王元年。因此，宣王曾有两次即位，两个元年，一个是继承厉王的，一个是继承共伯和的。”[何幼琦：《西周四世轶史初探》，原载《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后收入其《西周年代学论丛》，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页。]应该说，最早看到这个纪年乖错的是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在“庚申，共和元年”鲁纪年下注明“(鲁真公)十五年，一云十四年”[《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第512页。]。或十五，或十四，已经有一年的摆动。按真公十四年为共和元年，公元前827年为鲁真公二十八年，为宣王元年；按真公十五年为共和元年，公元前826年为鲁真公二十九年，为宣王元年。这样，宣王就出现两个元年。
《周本纪》载厉王“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史记》卷4《周本纪》，第142、144页。]。彘在山西的汾河上，距宗周甚远。《诗经·大雅·韩奕》有“韩侯取妻，汾王之甥”[《毛诗正义》卷18《韩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这个汾王，历代指认就是周厉王。何幼琦说：“厉王奔彘以后，仍在称王，但他的号令不出百里之外，时人称之为汾王。”就是说，厉王身边还跟随一批忠于他的贵族。厉王死于鲁真公二十八年年初的两三天内，在彘的贵族就立厉王儿子继承王位。这就是第一个宣王元年。而后回到宗周，鲁真公二十九年，继承共和执掌大权，开始了第二个宣王元年。这很可能是执政大臣的条件，显示共和的合法性。由于封闭隔绝，加之固执保守，忠于厉王的那批贵族，像《诗经》中记录的韩侯、显父、蹶父之列，依旧在使用第一个宣王纪年，还一直延续下去；忠于共和的权势贵族，使用的是第二个宣王纪年系统，推后了一年。两个政治集团各自为政，各自著录在铜器铭文中，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相互乖违的纪年体系。
这就有一个如何处理两个元年的学术问题。有人在“共和元年”上面做文章，将厉王三十七年与共和元年重叠，也就是“共和当年改元”。压缩厉王一年，使之有所伸缩。因为无簋的存在，其历日与共和十三年即公元前829年的实际天象吻合，上溯，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况且司马迁也记载得很明白：“庚申、共和元年。”可见，共和的纪年是不可改动的，我们就不能在“共和元年”上打主意。
我们的处理办法，还是遵从两千年来史学界公认的宣王纪年体系，将两件咂器反映的另一个宣王元年作特殊处理，承认它的存在，视为是失势的共和执政大臣的遗臣遗民的独特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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