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乙化9787530218938

白乙化是抗战英雄，但表现他的小说《白乙化》并非简单的抗战小说，更非一般意义的抗战“神剧”。作品对白乙化的定位有三个：首先，他是抗日将领，民族英雄；第二，他是知识分子，文化精英；第三，他是东北大汉，血性男人。在小说中，他首先是抗日英雄，面对凶残日军无所畏惧，有勇有谋，屡立战功；其次，他身处历史大潮中，仍然保有对文学乃至日本文学的喜爱，使得他在战场上勇敢杀敌的同时，也偶尔陷入内心的撕裂和痛苦中；第三，他面对队伍内部具有所谓“左倾”或“右倾”的战友，既严肃批评，又宽容团结，让一切力量服从于民族大义，服从于抗战大局。

小说借鉴二十世纪西方小说写作技法，多角度叙述，虚实手法结合，既重故事情节推进，也重人物形象塑造，是一部积极向上、大气磅礴，高扬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号召人们抵抗专制、追求独立自由的作品。小说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启发人类对战争重新思考，在战争与和平、抗战与反战、专制与自由、军事侵略与文化融合之间展开探讨，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文学性。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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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讲他的故事是在1959年，据来访者说，那天天气阴沉沉的，空中蒙着一层铅灰色—当然我是看不见的，因为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失明，成了一个瞎子。第二次是在1966年，我从来者的身上闻到一股辣椒的味道，那味道让人鼻子发痒，直打喷嚏，喷嚏过后神清气爽，有点儿想坐上火车去串联的冲动。最后一次讲他的故事是在1989年，那天我出现幻听，感觉有一群人跟在两位来访者身后，他们踩在石街上的脚步声零落而杂乱，像有人在哭泣，令我恓惶，胃里泛酸，一股莫名的悲伤袭上心头。那伤感也许是我变成植物人的先兆，也许不是。不过，那年春天，我确实还什么都不知道。

在2012年以后出生的人，如果你也想听我爹的故事，只有再去辽阳碰碰运气了。我不能再说了。因为我已离开尘世，我们有我们的规矩。我不想再说了。我很累。第一次讲他的故事是在二十八岁，当时我气力十足；第二次虽然只有三十五岁，但是已经感到非常虚弱；最后一次已经五十八岁，体力完全不支了！我真的无话可说了。事实上说了你也听不懂。在石场峪村我老家的祖屋里，在摇摇欲坠的东厢房内，有一口旧得发霉的板柜，那里面装着我爹的故事，藏着他的怀表以及我的声音。如果你不嫌远，也不怕我老家祖屋门口的蜘蛛网，就去碰碰运气吧。我不担心你会拿走他的日记，因为柜底的那摞牛皮纸本子在“文革”中已被统统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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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发生于宣统二年（1910年）冬天的鼠疫，一直延续到辛亥年的暮春，它使东北六万多人失去生命，并在烈焰的天梯上爬向另一个世界。按照医官伍连德的说法，死于鼠疫的人们就算入棺入土，尸体上潜伏的疫菌在寒冬里照样能存活三个月。无论是深埋地下的逝者，还是被随意抛尸沟壑的亡人，都必须经过点验，然后付之一炬。作为村里第一批接受“火葬”的人，他们端坐云端的样子异常安详，这些普通人的魂灵可能得到了某种护佑。

鼠疫夺走了石场峪七位村民的生命，但是我爷爷白魁福和奶奶张氏躲过一劫。后来爷爷告诉我，他对付鼠疫的法宝有三个：伍氏口罩、大蒜、烧酒。伍氏口罩是托人从哈尔滨买来的，有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可以隔离病患；大蒜是自家种的，吃下即能辣死细菌；烧酒是从三块石村邹家换来的，一个口罩换二斤烧酒。我爷爷从不喝酒，但是为了防止鼠疫，他毅然端起酒盅子，老辣的东北烧酒每天三顿，每顿二两，一连喝了九十六天，直到清明节疫情结束。其实，还有一个预防鼠疫的办法—放鞭炮，当时爷爷并不知道，是我爹出生以后爷爷才听人说的。伍连德医生认为，从科学的角度看，爆竹里的硫黄同样具有消毒功能。据说，哈尔滨的一些地方在腊月里大放鞭炮，噼噼剥剥的炮仗声和丝丝缕缕的硫黄味令人精神振奋。大年初一这一天，哈尔滨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一百八十三名下降为一百六十五名，此后日益消减，再也没有回升过。

我奶奶张氏身怀六甲，无法喝烧酒，只好吃大蒜，她的肠胃里常有火烧火燎的感觉。为了活命，为了保住腹中胎儿，她做了一个乡下女人能做的一切。她捂着肚子在炕上呻吟的时候，我爷爷站在屋地无声落泪，他拿出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安慰她。辛亥年春节前，奶奶还经常到街上购粮买菜，过年后疫情从哈尔滨传到辽阳，爷爷再也没让她走出家门半步。

爷爷辞掉了辽阳书局的工作，回到村里私塾，当了一名乡村教员。太爷爷在日俄战争中死去，照顾好太奶奶和奶奶以及她腹中的婴儿，是我爷爷当时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