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9787208179035

（译者说明）韦伯虽然学术业绩十分辉煌，而且对方法论问题多有论述，但他从没有就此写过一部专著，一如罗卫东先生在拙译《学术与政治》的导读中所说，都是“机缘之作”。也许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德文编者把 他的分散论述结集出版，就显得匠心独到，尤其是，这突出了韦伯方 法论思想的系统性和一以贯之性，本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可以 说，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笔者专事韦伯著作的译介多年，感到韦伯思想最能动人心魄的地 方，就是从中嗅不到意识形态专家的味道，这在一个价值多元化仍然 不可逆转的世界上，殊可谓罕见，本书的论说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为一个首创性的原则，韦伯给经验世界的观察者、研究者，尤 其是行动者，当然首先是给他自己，提出了一种不容讨价还价的要 求，就是必须对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事实判 断和价值判断做出严肃区分，目的是诚实地面对这个经验世界，面对 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面对这种因果关 系的可能趋势。如果不能确定自己是个天才，就只有这样自觉的认知 和认识，才会决定一个人在选择目的、采取行动时具备头脑清醒的责 任意识和责任能力，此外，还有一个附带的含义，也多少有些出乎意 料，就是使人学会用马基雅维里式的客观性眼光看待各种“道德”与 “信念”宣示。凡此种种，无不令人感到韦伯方法论思想的资源性价 值，特别是在学术与政治领域。 不难看出，尽管是针对学术研究中的问题进行论述，但韦伯的方 法论思考绝不仅仅是针对一时一地一事，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系 统认识，在极大程度上说，这是他的前人和后人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笔者才决意重新翻译这几篇重要文献，籍此也专门领略 了韦伯不厌其烦的苦口婆心，清楚意识到这不仅是对翻译的重大技术 考验，更是一种需要长时间刻苦用心的思想和知识训练，不管那是理解、接受、反对还是发展。

我们想要从事的社会科学， 始终都是一门面对现实的科学（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我们希望的是去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现实，一方面是理解它们的特性，另一方面则是理解它们在今天的形态下各种具体现象的相互联系和文化重要性，以及它们何以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历史原因。因此，只要我们试图思考我们直接面对的生活方式，生活就会呈现给我们要么相继、要么同时出现或消失的事件一种绝对无限的多样性，无论那是“内在”还是“外在”于我们的事件。即使是一个单独的“对象”，比如一次交换活动，假如我们想要同样认真地尝试对这个“单独”对象的所有个别组成部分做出详尽无遗的描述，这种绝对无限的多样性的浓烈程度也绝对毫不逊色，更不用说还有对其因果条件的把握。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现实的思考认识，无不是基于这个缄默的前提：每每只是将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作为科学探讨的对象，只有它，在“值得认识”这个意义上才是“主要的”。然而，根据什么原则选取这个部分呢？人们总是认为，归根结底，文化科学的一个决定性标志，就在于可以发现某些因果关系的“规律性”再现。我们有能力在极为多样而且流动的现象中发现“规律”，它所包含的东西——按照这个观点来说——必定是唯一合乎科学的“实质内容”：一旦发现了因果关系的“规律性”，证明它作为无例外进行全面历史归纳的手段是有效的，而且直接形象地传达出了内在的经验，那就可以根据这种已被发现的公式去处理无论数量多么巨大的类似情况。每次找到这样的“规律性”时，那些具体现实中不易理解的东西，要么被当作未经科学处理的残留物，要么就是进一步改善“规律”体系以便把它们纳入其中，或者，要么将其作为“偶然”的、因此总的来说是科学上非本质的东西而弃之不论，要么由于无法“按照规律去把握”，所以被认为不属于“典型”现象，因而不过是“无聊的好奇心”的对象。因此，即便在历史学派的同仁当中，我们也总会一再看到这样的说法，即所有的认识、从而也包括文化认识所追求的理想，甚至在遥远的未来也仍有可能追求的理想，是一个可以据以“推论”现实的规律系统。众所周知，一位自然科学的领军人物曾经认为，对文化现实进行这样的加工所要达到（事实上不可能达到）的理想目标，可以称之为对生活事件的“天文学”认识。尽管人们对此已经多有讨论，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从我们这方面多看一下。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种所谓的“天文学”认识，根本不是对规律性的认识，毋宁说，是利用了取自其他学科——例如力学——的“规律”作为其工作前提。不过，它本身感兴趣的是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某个个别星座，而这些规律作用下的哪种个别结果会导致个别星座的形成。对于它给我们“说明”或预言的任何个别星座，当然只能做出这样的因果说明：那是在它之前同样是个别的其他星座产生的结果，即使我们回溯到最遥远过去的朦胧星云，对于规律来说，它所针对的现实也仍然同样是个别的星座，也同样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相比当前的宇宙现实，认为宇宙的“原始状态”没有或者更少个别性，这根本就毫无意义——但是，在我们的领域中，不是也有些残余的类似想法在作怪吗？它们时而根据对自然界的了解，时而通过对业已证实没有历史“偶然性”的经济—社会的“原始状态”——诸如“原始农业共产主义”、性“滥交”，等等——的观察，随后便经由一种把原罪具体化的形式而产生了个别性的历史发展。

本书以严谨的逻辑结构探讨了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诸多论题，是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重要的著作。本书主要由以下七篇论文构成：《社会科学认识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领域的批判研究》《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无涉”的意义》《社会学基本概念》《边际效用理论与“心理物理学基本定律”》《“能量学的”文化理论》《正当支配的三个纯粹类型》，同时编入了赵鼎新撰写的导读文章《伴随我成长的韦伯》及阎克文撰写的译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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