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典亮世界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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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新中 秦彤阳 编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239620
出版时间2022-05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75元
货号31476513
上书时间2024-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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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新中，1957年2月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198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90-1991年获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到英国肯特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1年起在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ofWales,CardiffandLampeter）任教，2002年晋升为宗教与伦理学教授。1994、1998年分别被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聘为客座研究员。1999-2002年任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ofWales,Lampeter）神学与宗教学系系主任。2002年，被湖南师范大学聘为特聘教授，2003年被湖南省教育厅批准为“芙蓉学者计划”首批特聘教授。2008年10月起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9月23日，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比较伦理学，宗教社会学，儒学，中国宗教。
1996年以来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中英文专著7部。
目录
略
内容摘要
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15个重要启示。本书面向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海内外读者，特别是国内的年轻读者，着重对其中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进行了阐发。“为政以德”与“政者正也”是儒家政治理论的两个核心命题，而“德”与“正”更是主导传统政治的主要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儒家传统对于政治的认识和治理的建构，就是围绕着这两个命题、两个理念展开的。因此，理解和把握其中的深刻内涵，既是研究儒家政治与伦理的必然路径，也是破译中华文明弦歌不断的政治密码。全书从众多中国古代典籍中，选取100余条经典名篇、名段、名句原文，对其进行准确精练的注释、通俗易懂的译文以及富有时代意义的解析。一方面，突出了“当代价值”：结合新时代中国的治国理政实践，为当代读者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另一方面，突出了“世界启示”：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精彩内容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1〕之。
——《论语》〔2〕注释〔1〕共：同“拱”，拱卫、围绕，引申为尊崇、归依、以其为中心。
〔2〕《论语》初成于战国时期，是由后人根据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录的孔门言行汇编而成，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传承体系，如《古论语》《鲁论语》《齐论语》等。西汉末年张禹以《鲁论语》为主，融合了《齐论语》，并经东汉末年郑玄注释整理，遂成为传承至今的定本。《论语》以语录体为主，兼有对话体与叙事体，语言风格平实质朴、形象生动、辞约义博、思想深邃。《论语》集中展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其中诸如“仁”“礼”“学”等一些核心概念和范畴为后世儒学和文明传承奠定了基调。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经典，《论语》对两千多年中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心理的塑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为世界文化贡献了古老而弥新的中国智慧。
译文为政者修德以治天下，如同天上的北辰，安居其所
，众星围绕其位而运行。
解析观象授时，辨方正位，是古人认识世界、认识时间和空间的主要途径。中国古天文学认为北极星恒明不动，可以之来正四时、辨方位，从而形成一个北辰位于天中，众星以其为轴心旋转而构成的宇宙图景。孔子相信天道与人道互通，天象变化、群星移动必然是人间世事的原型或范本，因此把宇宙学上的“众星拱北”图示，创造性地映射在政治事务治理之中。他把为政者比作北辰，而把民众比作拱卫北辰的群星。为政者要践行理想的政治，就要修德明义，得到老百姓的拥戴，实现政治清明、秩序井然。孔子认为德之源在天，修德性是领受天命的前提，因此，为政者必须注重修德，才能如天上北辰受众星拱卫那样，得到广大民众的自然拥戴。
“为政以德”在今天不仅仅依然具有国家治理的引领价值，而且对处理国际关系也具有指导意义。中华民族向来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面对全新的国际舞台，坚持“为政以德”，凸显大国担当，占据道德制高点，既不粗暴干涉他国内政，也不以重利拉帮结伙，无形中就会形成强大的吸引力、
感染力和感召力，使世界各国真诚地参与到新型国际政治秩序的建设中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道〔1〕之以政，齐〔2〕之以刑，民免〔3〕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注释〔1〕道：同“导”，引导
，引申为领导、治理。
〔2〕齐：齐一、齐整，这里指整治。
〔3〕免：避免，这里指免于刑罚。
译文用行政命令来治理国家，用酷刑峻法来整治民众，老百姓因为要免受惩治而不得不尊法守道，但并没有培养起羞恶之心；相反，如果以高尚道德来引导社会，以清明礼法来治理国家，则人人不仅懂得羞耻并且自律、
自洁、自好。
解析在孔子的治国理念中，“德”居于核心地位。他认为以德治国是最佳方略，与之相配的治国手段是礼法，而以政（政令、命令）治国则不够理想，与之相配的治国手段是刑罚。这样的治国理念与孔子对于周初礼乐文明秩序的向往相关，包含着他对春秋时期礼坏乐崩、天下无道的谴责。他看到了当时法家所倡导的仅仅以严刑峻法治国的弊端，肯定道德、
德性在国家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和重要作用，但也隐含着
忽视政令、否定法规在治国理政中工具价值的倾向。因此，我们应该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对这一思想进行全面的解读和分析。
首先，孔子的“为政以德”具有政治理想主义色彩。
孔子眼中的理想政治模式是“三代之治”“南面而王”，如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国家不动刀枪而民自治，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但这样的治理要在现实中实现，则需
要众多的前提和条件。而且，有关“三代”时期的史料记载并不详实，崇尚所谓的“三代之治”必然会导向乌托邦式的治理模式。
其次，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与他对什么是“善治”“良治”的理解有关。孔子对国家治理是否良好的评价标准主要取决于民德的状况，而不是简单的“国富兵强”（《韩非子·定法》）：坏的治理是“民免而无耻”，而好的治理则可以使民“有耻且格”。
再次，法度、政令是保持民德、官德的底线，刑罚从负面上维系着社会的运行。从根本上说，“法”与“德”并非对立的关系。孔子比较了以德治国和以政治国的优劣，认为“德治”优于“刑治”、“导引”先于“命令”，因为前者带来的是民德丰厚，而后者所能产生的只是一时安稳。但我们不能由此就说他在这一论断中否定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而应该理解为他所主张的是“德”“法”并举，以“德”为主，以“政”为辅。
P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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