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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概述(七百年理学沉浮史,探讨宇宙自然生命生气,中国文化精神的生生不息。布面精装,繁体竖排,典雅庄重,收藏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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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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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穆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22504629
出版时间2022-06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138元
货号31473383
上书时间2024-07-2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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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穆先生(1895—1990),字宾四,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也曾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移居台北,1990年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目录
序
例言
目次
一 宋学之兴起
二 胡瑗与孙復
三 徐积与石介
四 范仲淹
五 欧阳修
六 李觏
七 王安石
八 刘敞
九 司马光
一〇○ 苏轼、苏辙
一一 综论北宋初期诸儒
一二 中期宋学
一三 周敦颐
一四 邵雍
一五 张载
一六 程颢
一七 程颐
一八 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焞 附 张绎、王蘋
一九 吕大钧、大临
二○〇 南渡宋学
二一 胡安国、胡寅、胡宏
二二 张栻
二三 朱熹
二四 陆九韶、九龄、九渊
二五 二五 吕祖谦 附 吕公著、吕希哲、吕本中、吕大器
二六 陈亮
二七 叶适
二八 薛季宣、陈傅良、唐仲友
二九 黄榦
三〇 ○ 杨简
三一 金履祥、黄震、王应麟
三二 金、元诸儒
三三 李纯甫
三四 赵復、姚枢、许衡
三五 刘因
三六 吴澄
三七 初期明学
三八 吴与弼
三九 胡居仁、娄谅、陈献章
四〇○ 薛瑄
四一 中期明学
四二 王守仁
四三 湛若水
四四 罗钦顺
四五 王门诸流
四六 钱德洪、王畿
四七 王艮
四八 罗洪先、聂豹、邹守益、欧阳德、刘文敏
四九 王时槐
五〇 ○ 罗汝芳、赵贞吉
五一 晚期明学
五二 顾宪成、允成
五三 高攀龙
五四 孙慎行、钱一本
五五 刘宗周
五六 明末诸遗老
内容摘要
中国思想史上,两汉以后,儒学渐微,庄、老代兴,而佛学东来,递兴日盛,至隋唐而达于全盛。随后佛学盛极转衰,继之则宋学崛起,而为新儒学之复兴另辟新局。宋初诸儒,胡瑗、孙复开先河,其议论识见、精神意气,有跨汉唐而上追先秦之概;周敦颐以下,转趋精微,遂为宋明理学开山;而后有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至于王阳明将理学推向高峰;到顾炎武、王夫之及明末诸遗老在精神上的另辟蹊径。作者钱穆先生向我们展示,七百年理学,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理学家们对宇宙生命的探索始终没有停止,并对中国思想史产生极大的影响。
主编推荐
钱穆经典著作之一。
七百年理学发展史,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对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读者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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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宋学之兴起1中国历史,应该以战国至秦为一大变,战国结束了古代,秦汉开创了中世。应该以唐末五代至宋为又一大变,唐末五代结束了中世,宋开创了近代。晚清末年至今又为一大变,这一大变的历史意义,无疑是结束了近代,而开创了中国以后之新生。我们若要明白近代的中国,先须明白宋。宋代的学术,又为要求明白宋代一至要之项目与关键。
南北朝隋唐,是佛学的全盛期。武则天以后,禅宗崛兴。直到唐末五代,佛学几乎全归入禅宗。五代时永明禅师,他在长期黑暗与战乱中,写成一百卷的《宗镜录》。他是唐末五代惟一大师,他的书,也成为唐末五代惟一巨著。然而佛学盛运,到他时代也近衰落了。他的书,极像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想包罗和会战国诸子各家各派的学说,永明禅师的《宗镜录》,也想包罗和会佛学各宗派之歧见。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到了包罗和会的时期,似乎便在宣告这一时期学术思想之衰歇。
除却佛学,所剩只是晚唐以来进士轻薄的诗,以及如南唐二主之词,这一类颓废无力的小文艺。在此形势下,时代需要有新的宋学之出现。但新的宋学之出现,还是迟迟其来。需要虽急迫,而产生则艰难。所谓新宋学,须到胡瑗、孙复才像样。所以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胡)、泰山(孙)为之先河,这已在宋兴八十年的时期了。
中期宋学29宋学之发展,显和初期不同。初期宋学,是在一大目标下形成多方面活动,中期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较之初期,精微有余,博大转逊。初期风气,颇多导源于韩愈,因遂注意于文章。北方如柳开、石介,南方如欧阳修、王安石,更属显见。惟其注意文章,故能发泄情趣。人生必然与文艺结不解缘,而中期则绝少对文章有兴趣。周敦颐先已有“虚车”之讥。韩愈说:“文以载道。”文不载道如虚车。但二程兄弟,讲学多用语录体,直如禅宗祖师们,虽是洁净朴实,但摈弃文学,便减少了活的人生情味,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初期都热心政治,南方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北方如司马光,都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有轰轰烈烈的表现。即如北方孙復、石介,也决非隐士一流。介作《庆历圣德诗》,分别贤奸,直言无忌,掀起了政治上绝大波澜。他死后,几乎剖墓斵棺。中期诸家,虽并不刻意隐沦自晦,但对政治情味是淡了。他们都只当几任小官,尽心称职,不鸣高,不蹈虚。初期诸家如伊尹,中期诸家如柳下惠,他们的政治意态实不同。论其教育事业,初期是在书院与学校中,尤其如胡瑗是一模范的教育家。中期讲学,则只是师友后进,自由相聚,只能算是私人讨论,并没有正式的教育规模。文章、政治、教育三大项目之活动,中期都较前期为逊色。即论学术著作,初期诸儒,都有等身卷帙,尤其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对于经史文学,都有大著作,堪与古今大儒,颉颃相比。中期诸儒,在此方面亦不如。只邵雍、程颐、张载可算有正式的著作,但分量上少了,性质亦单纯,不如初期诸家,阔大浩博。其他则更差了。然中期诸儒,实在也有他们的大贡献。后世所谓道学家、理学先生,是专指中期诸儒的学术与风格而言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初期诸儒多方面的大活动,要到中期才有结晶,有归宿,画龙点睛,点在中期。初期画成了一条龙,要待中期诸儒替他们点睛。点上睛,那条龙始全身有活气。下面逐一叙说中期诸家之造诣。
张载59页——60而死了张载因于《西铭》,又有他如下的几句话。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圣人为天地立心,由他看,正犹孝子为一家打主意,聖人爲生民立命,由他看,正犹孝子为一家立家业。若无孝子,这一家会离心离德,也会倾家荡产。若无圣人,则天地之道亦几乎熄。但孝子圣人终于会出生,这便是天地造化伟大处。
他因于怀抱着如此的胸襟与信念,所以遂有如下的工夫。他说:“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他立心要与天地同其大,(即所谓天德。)因此他的工夫,一刹那也不放松,不间断。他自己在人事上的实践又如何呢?他本也有志于政治,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告退了。他曾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他居恒以天下为念,道见饥殍,辄咨嗟对案,不食者终日。他尝慨然有志于复行古代的井田制。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即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牵架而已。”他常想和他的学者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以推明先王之遗法。这是他当时所抱负的一种试验社会主义的新村。惜乎他没有完成此计划而死了。
程颐90可见颐对物理研穷,认为是身外事,殊不感兴趣。他之所谓格物穷理,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即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并非贯通在物理世界上,并非贯通在如周、邵、张三家之宇宙论之上,而仍是贯通在吾之心,贯通在性理上,所以他说:“心欲穷四方上下所至,且以无穷置却,则得。若要真得,直是体会。”体会即是体贴,须以吾心作主,须是“鞭辟近里”,并不是要穷索四方上下。若要去穷这四方上下,实在也无穷,穷不尽,穷不透,故说:“置却即得。”但我们也莫疑心二程学问门径规模太狭了。当知当时老、释,也各有他们一套广大玄深的宇宙论,周、邵、张诸人想另来一套,所争异同还是差不远。现在是要排释、老,复儒学,两者间所争,一则以人文界为主,一则以自然界为主。人文界之所异于自然界者,在其有生气,有生理,有生命。心是有生气生理生命之心,性也是有生气生理生命之性。二程再不从宇宙无生命界转入生命界,来纡回这一条漫长而无准的路。他们主张直从生命界教人当下认取。他们只想从生命界再推扩到无生命界。窗前草,池盆中鱼,驴之鸣,雏鸡之啄,鸢之飞,何一非生命?何一非活泼天机?何一非性?又何一非宇宙之神与化?由此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真理,体贴出吾心吾性中所禀所具之生命真理。这一层,却是儒释真疆界。这还是颢所谓“鞭辟近里”,并不是把学问规模范围缩小了,弄狭了。只因颐天性较严肃。但他讲学宗旨,还是和颢差不多。
他所欲穷之理,既然是性理,是一种有生命有生气之理,则自然会注意到人心之一切喜怒哀乐,注意到人之情。
中期明学240初期明学,南方如吴与弼、陈献章,都是隐退人,偏于田野山林。北方如薛瑄,亦仅持守,于义理少发挥。明学要到王守仁,始是光采毕露。我们姑定守仁时代为明学之中期。
与守仁同时,尙有湛若水、罗钦顺。守仁问学于娄谅,若水从游于陈献章,都远从与弼开端。两人相交游,而讲学宗旨不同,一时平分天下之学术。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王、湛之并立,犹如朱、陆之对抗。而罗钦顺则学无师承,生前即少朋徒之讲习,卒后亦无从学之传述。困心衡虑,为独得之学,而剖析发明,堪与王、湛相鼎足。明学之盛莫逾此。此下则只成为王学之支流与裔,直要到明末才始有大变化。故以王门各派,并附于中期。
此下将分篇叙述此三家,来表现有明学术之一段最高潮。并依次及于王门,以见王学之流衍。
王守仁241这几条,是他良知学发展到的最高处。良知之学发展到最高处,还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做尧舜的条件,不在外面事业上,却在自己心性上。人之才性有不同,如稷好耕稼,夔好乐。但就其才性发展到至诚至尽处,便都是尧舜。得位为天子,治国平天下者是圣人,一技一艺,农夫乐工,同样可以为圣人。圣人论德不论才。才不同而德合,便同样是圣人。如是则不必做了大人,(即做大事业的人),才始是圣人;即做一小人,(做小事业的人),也还可以成其为圣人。这和王安石《大人论》的意见,显然不同了。佛教发展到慧能,人人都可以成佛。儒学发展到王守仁,便人人都可以作圣。这一理论,固然当溯源及于孟子与陆九渊,但到守仁手里,却说得更透辟。必待要到人人作了圣人的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这样的社会,也才是理想的社会。人人分工而合德,人人平等自由,各还他一个天赋的才性之真,与本心的好恶之诚,而各成为一圆满无缺之圣。这又是何等地美满的社会和人生呀!这一意义,又和张载《西铭》说法不同了。《西铭》仅就一人言,此一人则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守仁的良知之学,则就人人言,这一社会,便成了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社会。所以良知之学是心学,而推扩到社会大群与技艺专业上,实可有其甚深甚远之到达。一样的社会,一样的艺业,只不从功利看,而从德性看,便会发展出异样的光彩。守仁这一说法最详细的发挥,在他的所谓《拔本塞源论》,(见与顾东桥书末一节,收入《传习录》第二卷。)这一说法,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上也曾说到了,但没有守仁说得那么明白而圆密。
我们细看上引诸条,也可明白守仁的良知学,并不忽略了外面事理之讲求。程颐、朱熹格物穷理的教法,守仁良知学里仍还是重要,所争只在先有一头脑,先有一根柢,此即陆九渊所争的所谓“先立乎其大”。如此看来,守仁学说,还是逃不开朱陆异同的问题。在守仁自然是偏主陆的一边多,所以后世称程朱与陆王,这是宋明理学一大分野,一大对垒。后人又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谓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在此分歧下,王门从学自不免要訾议及朱熹。
明末诸遗老389思想史上划时期的大转变,这不是件易于出现的事。宋明理学发展到朱熹与王守仁,可谓已攀登上相反方面之两极峰。把宋明理学家所要窥探的全领域,早已豁露无遗了。再循着两路线前进的,自然会逐渐转成下坡路。但只要继续地向前,必然会踏上新原野,遇见新高峰。这是思想史演进的自然趋势。明末诸遗老,在北方有孙奇逢,有张尔岐,有李颙,有颜元。南方有黄宗羲,有陈确,有顾炎武,有王夫之,有张履祥,有陆世仪,有胡承诺。还有数不尽的在学术思想史上杰出的人物。较之宋初,明初一片荒凉,是天渊相隔了。这便已告诉了我们,宋明七百年理学所积累所蕴蓄的大力量。但他们面貌上虽沿袭前轨,精神上已另辟新蹊。有一部分,我已在二十年前的另一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叙述过。但那书主要在叙述清代的经学与考据。其实有清一代,承接宋明理学的,还成一伏流,虽不能与经学考据相抗衡,依然有其相当的流量与流力,始终没有断。这又告诉我们,宋明七百年理学,在清代仍有其生命。这是下半部中国思想史里不可磨灭的一番大集业。关于这一部分的材料,我在十年前,避日寇,流寓成都,曾广为搜集,另成一部《清儒学案》,交与国立编译馆。不幸迟迟未出版,而在胜利回都时,此稿抛落在长江里。我手边并未存一底稿,只留《序目》一篇,还可约略推见此书纂编之大槪。但若我们真能了解了宋明两代的理学,有清一代对此方面之造诣,其实则精华已竭,无法再超越宋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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