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智慧的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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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毅平 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
ISBN9787573210708
出版时间20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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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72元
货号32066744
上书时间2024-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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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毅平，江苏无锡人，1957年生于上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代文学、东亚文学关系。著有《中国诗歌：智慧的水珠》（又名《诗歌：智慧的水珠》）、《洞达人性的智慧》（又名《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论衡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中日文学关系论集》、《无穷花盛开的江山：韩国纪游》、《黄海余晖：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及韩国》、《胡言词典》、《诗骚一百句》等十余种。译有《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等多种。为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作者之一。
目录
初版前言
诗艺篇
第一章 抒情的智慧
抑制对神的关心而只凝视人间的文学
它常常是由偶然的事件所激起的
只有短诗给他留下最明确的印象
含蓄是我们从东方学来的重要东西之一
一种中国智慧的芳香
他们的诗歌往往给人以普遍的与非个人的印象
仿作是中国一切艺术的富有魅力的特色之一
第二章 意象的智慧
夕阳无限好
柳色黄金嫩
夜半钟声到客船
楼船夜雪瓜洲渡
朝辞白帝彩云间
象征是中国古诗的生命
奈寒惟有东篱菊
第三章 诗律的智慧
诗型
平仄
对偶
句法
时间篇
第四章 时间观的智慧
人生忽如寄
花开堪折直须折
暮去朝来颜色故
明年花开复谁在
此生此夜不长好
却话巴山夜雨时
第五章 季节观的智慧
人生几何春已夏
满地芦花和我老
人生看得几清明
第六章 人生观的智慧
荣名以为宝
服食求神仙
思为双飞燕
先据要路津
为乐当及时
纵浪大化中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第七章 历史观的智慧
无情最是台城柳
旧时王谢堂前燕
商女不知亡国恨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空间篇
第八章 政治观的智慧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一将功成万骨枯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振衣千仞冈
适彼乐土
第九章 乡土观的智慧
远行不如归
每逢佳节倍思亲
日暮乡关何处是
明月何时照我还
近乡情更怯
却望并州是故乡
不知何处是他乡
第十章 爱情观的智慧
他生未卜此生休
同来望月人何处
春蚕到死丝方尽
有情安可别
卧看牵牛织女星
第十一章 生活观的智慧
悠然见南山
夜雨剪春韭
拄杖无时夜叩门
春眠不觉晓
劝君更尽一杯酒
自然与超自然篇
第十二章 自然观的智慧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景物如初情自老
已是黄昏独自愁
芳草离离悔倚阑
疑此江头有佳句
古人今人若流水
心与广川闲
落叶哀蝉曲
第十三章 超自然观的智慧
天若有情天亦老
嫦娥应悔偷灵药
几回天上葬神仙
诗成泣鬼神
魂魄不曾来入梦
家祭无忘告乃翁
重版后记
三版后记
内容摘要
从凡俗的日常世界中发现美，是中国诗歌的智慧。在《中国诗歌：智慧的水珠》中，复旦大学邵毅平教授以优美的文笔、开阔的视野、透彻的分析带我们走入古典文学的曲径通幽处，在随兴的漫谈中，体味古典之美与智慧。本书初版在大陆曾热销而又绝版，在台湾先后由多家出版社出版，此次又经作者全新修订，并推出精装收藏版。
《中国诗歌：智慧的水珠》主要诠释中国古典诗歌中所呈现的智慧，分为“诗艺篇”、“时间篇”、“空间篇”、“自然与超自然篇”等四编。就诗歌形式而言，探讨中国古典诗歌在抒情、意象、诗律等方面所呈现的智慧；就诗歌内容而言，探讨中国古典诗歌在时间观、季节观、人生观、历史观、政治观、乡土观、爱情观等方面所呈现的智慧。
精彩内容
第一章抒情的智慧 几千年来，中国诗人认为自己的诗歌是\"天下\"（古中国人心目中的）唯一的诗歌，他们很少意识到还有其他种类的诗歌存在，一如他们很少意识到还有其他种类的文化存在一样。如果他们碰巧遇到了一些用其他语言写成的诗歌，他们就把它们译成中国诗歌的式样，仍作为中国诗歌来欣赏。
但是进入近代以后，中国诗人的这种幻想便被无情地粉碎了，一如他们在其他方面所遭遇的那样。随着以西方诗歌为中心的外国诗歌的涌入中国，他们知道了原来还存在着一些远不同于中国诗歌的诗歌样式，而且同样拥有自己悠久的传统与丰硕的成果。
同样的情况也在相反的方向上发生。以西方诗人为中心的外国诗人，也开始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一种中国诗歌，这种诗歌远不同于他们所熟悉的诗歌样式，却同样拥有悠久的传统与丰硕的成果。
在这种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比较被不可避免地作出了。人们发现的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一个根本区别，便是抒情诗传统与史诗传统的不同。
也就是说，正如人们一再谈到的，西方诗歌是以史诗开场的，并且形成了强大的史诗传统；而中国诗歌却是以抒情诗开场的，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抒情诗传统。
当然，西方诗歌中也不是没有抒情诗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萨福和品达就以抒情诗闻名。史诗衰落以后，抒情诗继之而起。但在西方诗歌中，抒情诗总是只占第二位的，总是被看作第二义的。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这种对比当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之间。以史诗开场的，不仅有西方诗歌，而且还有同样属于东方诗歌的印度诗歌等；而以抒情诗开场、并且形成了悠久的抒情诗传统的，也不仅有中国诗歌，而且还有日本诗歌、朝鲜诗歌和阿拉伯诗歌等。因而，史诗传统与抒情诗传统的对比问题，其实不仅涉及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而且牵涉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
不过，我们在这里却只能涉及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对比问题。首先我们想介绍一下东西汉学家们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由于近现代的大多数汉学家大抵都要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此只是就手头所及随便举几个例子。
普实克谈到了史诗对于中西文化的影响及在中西文化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史诗及史诗的现实观在希腊文学及史学中极为重要，并且对于后来整个拉丁及欧洲的史学，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然而它们在中国史学的地位，大体说来，却是无关紧要的。\"他这里所谈的侧重于史学，其实对文学来说也是如此。
保尔·戴密微谈到了中国诗歌没有史诗色彩的问题：\"除了一些非古典式的受到民间文学影响的叙事诗之外，这些诗都没有史诗的色彩。\"他还将中国诗歌与印度诗歌作了比较：\"在印度，梵文和巴利语的圣经里的诗文主要特点往往是教训，讲述，或者是颂歌式的，很少有抒情的乐章。这跟中国迥然不同。在中国诗歌传统里，抒情占主导地位。\" 刘若愚也指出了中西诗歌传统的这种对比：\"中国的诗歌主要是抒情的（即非叙事性的也非戏剧性的）。当然，叙事诗是存在的，尽管从来没有达到西方史诗的长度。戏剧性的诗歌出现较晚，并往往插入散体。在西方诗歌中戏剧与史诗曾是历史上主要的文学类型。因此，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 比较的目的本来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被比较的各方，但不幸的是价值判断常会不由自主地搀杂进去，于是诗歌传统的不同便被解释为文化优劣的不同；而由于外交上的实力原则的潜在影响，这种价值判断又常常是不利于中国诗歌的。这一方面引起了西方人士的傲慢，一方面也引起了中国人士的自卑。傲慢的表现比较一致，而自卑的表现则不尽相同：或者以中国诗歌中\"缺乏\"史诗传统为天大憾事，或者汲汲于在中国诗歌乃至散文小说中去发掘史诗传统。
当人们说什么东西\"缺乏\"的时候，其实本身已经蕴含了批评，因为在这种说法里面，暗寓了\"本来应该有结果却没有\"这样一种遗憾的心情。当人们说中国诗歌\"缺乏\"史诗传统时，其意识深处正蕴含了这种遗憾与批评。其实，\"缺乏\"总是相互的，正如吉川幸次郎所指出的：\"中国没有产生莎士比亚，但要看到，西洋也没有产生司马迁与杜甫。\"换言之，我们也同样可以说，中国\"缺乏\"西方式的史诗传统，但西方也\"缺乏\"中国式的抒情诗传统。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因而才构成了它们各自存在的理由。
对于中国诗歌几千年来的抒情诗传统，我们没有理由妄自尊大，以为其他诗歌传统都不在话下；但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以为它是一种残缺不全的东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诗歌的抒情诗传统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不仅对中国也对整个人类有益的文化宝藏。
同样的情况也在相反的方向上发生。以西方诗人为中心的外国诗人，也开始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一种中国诗歌，这种诗歌远不同于他们所熟悉的诗歌样式，却同样拥有悠久的传统与丰硕的成果。
在这种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比较被不可避免地作出了。人们发现的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一个根本区别，便是抒情诗传统与史诗传统的不同。
也就是说，正如人们一再谈到的，西方诗歌是以史诗开场的，并且形成了强大的史诗传统；而中国诗歌却是以抒情诗开场的，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抒情诗传统。
当然，西方诗歌中也不是没有抒情诗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萨福和品达就以抒情诗闻名。史诗衰落以后，抒情诗继之而起。但在西方诗歌中，抒情诗总是只占第二位的，总是被看作第二义的。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这种对比当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之间。以史诗开场的，不仅有西方诗歌，而且还有同样属于东方诗歌的印度诗歌等；而以抒情诗开场、并且形成了悠久的抒情诗传统的，也不仅有中国诗歌，而且还有日本诗歌、朝鲜诗歌和阿拉伯诗歌等。因而，史诗传统与抒情诗传统的对比问题，其实不仅涉及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而且牵涉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
不过，我们在这里却只能涉及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对比问题。首先我们想介绍一下东西汉学家们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由于近现代的大多数汉学家大抵都要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此只是就手头所及随便举几个例子。
普实克谈到了史诗对于中西文化的影响及在中西文化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史诗及史诗的现实观在希腊文学及史学中极为重要，并且对于后来整个拉丁及欧洲的史学，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然而它们在中国史学的地位，大体说来，却是无关紧要的。”他这里所谈的侧重于史学，其实对文学来说也是如此。
保尔?戴密微谈到了中国诗歌没有史诗色彩的问题：“除了一些非古典式的受到民间文学影响的叙事诗之外，这些诗都没有史诗的色彩。”他还将中国诗歌与印度诗歌作了比较：“在印度，梵文和巴利语的圣经里的诗文主要特点往往是教训，讲述，或者是颂歌式的，很少有抒情的乐章。这跟中国迥然不同。在中国诗歌传统里，抒情占主导地位。”刘若愚也指出了中西诗歌传统的这种对比：“中国的诗歌主要是抒情的（即非叙事性的也非戏剧性的）。当然，叙事诗是存在的，尽管从来没有达到西方史诗的长度。戏剧性的诗歌出现较晚，并往往插入散体。在西方诗歌中戏剧与史诗曾是历史上主要的文学类型。因此，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比较的目的本来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被比较的各方，但不幸的是价值判断常会不由自主地搀杂进去，于是诗歌传统的不同便被解释为文化优劣的不同；而由于外交上的实力原则的潜在影响，这种价值判断又常常是不利于中国诗歌的。这一方面引起了西方人士的傲慢，一方面也引起了中国人士的自卑。傲慢的表现比较一致，而自卑的表现则不尽相同：或者以中国诗歌中“缺乏”史诗传统为天大憾事，或者汲汲于在中国诗歌乃至散文小说中去发掘史诗传统。
当人们说什么东西“缺乏”的时候，其实本身已经蕴含了批评，因为在这种说法里面，暗寓了“本来应该有结果却没有”这样一种遗憾的心情。当人们说中国诗歌“缺乏”史诗传统时，其意识深处正蕴含了这种遗憾与批评。其实，“缺乏”总是相互的，正如吉川幸次郎所指出的：“中国没有产生莎士比亚，但要看到，西洋也没有产生司马迁与杜甫。”换言之，我们也同样可以说，中国“缺乏”西方式的史诗传统，但西方也“缺乏”中国式的抒情诗传统。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因而才构成了它们各自存在的理由。
对于中国诗歌几千年来的抒情诗传统，我们没有理由妄自尊大，以为其他诗歌传统都不在话下；但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以为它是一种残缺不全的东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诗歌的抒情诗传统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不仅对中国也对整个人类有益的文化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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