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读隋朝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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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隋朝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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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苇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ISBN9787507555110

出版时间2021-1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2.8元

货号31337613

上书时间2024-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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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目录
第一章 盛世的前奏
杨坚的出生之谜 003
家世疑云 007
杨坚的“草样年华” 014
杨坚的发迹是否受到岳父独孤信的助力 017
什么是关陇贵族集团 020
杨坚在北周的仕途 025
杨坚的权臣之路 031
开国前夜的“三总管之乱” 035
杨坚平定“三总管之乱”的关键性一步 041
杨坚平定“三总管之乱”的三个帮手 044
尘埃落定 050
代周建隋 055
第二章 开皇盛世
宇文氏之诛 063
三省六部 069
制定新法 074
改革地方行政制度 078
营建新都—大兴城 082
来自北方的狼 090
远交近攻,离强合弱 096
重建东亚霸权 103
消灭西梁 115
平陈战争之前的准备和部署工作 120
金陵王气黯然收 126
隋朝的“大一统”对中国历史意味着什么 131
隋朝的人口奇迹 135
隋文帝是否举行了封禅大典 144
从开皇到仁寿—隋文帝在位后期的政策转向 148
第三章 炀帝风云
晋王杨广的逆袭之路 159
扑朔迷离的仁寿宫疑案 168
杨广即位的生死考验 179
杨谅反叛 187
走出关陇,营建东都 196
隋炀帝开凿和贯通大运河对中国历史的意义 204
巡游天下,重建丝绸之路 212
开创科举 225
来自辽东的威胁 230
不计代价的豪华出征 236
三征辽东为哪般 244
大业的崩塌 256?

内容摘要
虽然隋朝只有短短三十八年,但是隋朝的许多制度都是开创性的,它结束了自魏晋以来多年的动乱,统一了全国。隋朝对历史的贡献表现在多方面,隋朝两代君主在众多人心中都有一个刻板化的印象,而本书的作者要告诉大家:人都有正面和侧面,王朝也是一样,隋朝是一个短暂却立体的王朝。本书分别讲了杨坚称帝前的奋斗、大隋开国、开皇盛世、炀帝夺权、炀帝执政、盛世崩塌等历史,为我们全面呈现这个承上启下的短命王朝,也为我们展现隋朝人物的正面与侧面,旨在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给与读者宝贵的启示。

主编推荐
短暂的隋朝在多方面的改革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就有大运河的开凿、贯通。我在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工作近30年,深知大运河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一苇老师写史客观,对隋朝二帝提出了独到的评价,肯定了隋炀帝贯通南北殊为难得的历史功绩。这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
——胡均[知名文化学者,淮北市博物馆(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馆长]

秦灭而大汉出,隋亡而盛唐起;汉承秦制,唐循隋法。这在历史学界是历来被认同的。我主要研究唐朝历史,很清楚中华帝国发展到唐朝出现少见繁盛局面的因素,除了唐朝君臣的励精图治,还少不得隋朝奠定的经济和制度基础。一苇以时间为轴,挑选重大历史事件和主要人物细读,把历史上的关键节点连成线,脉络清晰,对读者了解隋朝历史很有帮助。
——曲昌春(知名历史作家,资深记者)

隋朝的三十余年是古代目前浓墨重彩、承上启下的短暂时期,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绚丽舞台。一苇的《细读隋朝四十年》分兴起、盛世、衰亡三段全景式描述了隋朝断代史,对快速掌握隋朝历史,进而超越一时的谤誉思考这个大转折时期大有裨益。
——张程(文史作家,知名学者)

·正解历史·
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苏轼《国学秋试策问》
隋一天下,蠲索虏鲜卑之虐,以启唐二百余年承平之运,非苟而已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隋文帝》
结束中国近300年的分裂局面,拉开隋唐盛世的序幕;开治世,启盛世,一个短暂却富于开创性的帝国。

精彩内容
隋炀帝开凿和贯通大运河对中国历史的意义与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相配套的最大的一件工程,就是大运河。 大运河,是可以跟长城相媲美的中国古代最为宏大的一项工程,也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大奇迹。大运河的开凿和贯通,也和隋朝当时的社会经济密切相关。 按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记载,在秦汉时期,关中之地(函谷关以西)的国土只占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只占天下的十分之三,但是财富却占到了全天下的十分之六。 从古代军事战略的角度来说,关中的战略地位也极为重要。关中的地理优势绝不仅仅在于它是“四塞之地”,从关中向西可以宰制陇右,沿河西走廊经略西域;向南可以南并巴蜀,巴蜀号称“天府之国”,完全可以充当关中盆地的大粮仓;向东可以凭高据险,对关东享有高屋建瓴的军事优势,进可攻,退可守。 这些都是关中在秦汉时代的突出优势,因此关中也成为那个时代不折不扣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 但是,随着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代,长安的人口越来越多,日益狭促的土地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随着西晋后期永嘉之乱的发生,中原士族衣冠南渡,大量北方人口也跟着南迁,先进的生产技术被带到了南方地区,江南地区得到了空前开发,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经济重心开始出现了南移的倾向。
当历史进入隋唐时期,南方和北方的经济发生了更为剧烈的变化。北方经过魏晋南北朝长达400年的长期动荡,土地渐趋荒芜,虽然有不少土地慢慢得到了恢复,但是要完全复元,是不可能的了。
一方面是土地生产力下降,另一方面原有的灌溉水利工程逐渐被破坏和废弃。比如,战国时秦国所修的郑国渠和汉朝时所修的白渠,两渠在秦汉时期可以灌溉4万余顷土地,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间就只能灌溉1万余顷土地了,唐代宗大历年间继续锐减至6200余顷,宋朝时期所溉之田就连2000顷都不到了。
前文说到隋文帝统一南方之时,陈朝的户数只有50万户,可谓是地广人稀。从孙吴开始,建康就成了南朝的都城所在,建康也成了六朝古都,江南地区的开发与日俱增,经济越发繁荣。再加上江南的土地和气候条件本就优越,以及统治者积极劝课农桑,江南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很快就和北方持平了,为后来全国经济重心的全面南移奠定了基础。
《宋书》中有一段对江南经济发展的描写: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这段史料是说,南方土地广袤,百姓勤劳,只要有一年取得丰收,人民就会忘记饥饿,土地依山傍海,物产丰饶,良田遍布,荆城和扬郡是南方最富庶的地方,百姓从不愁吃穿。
隋炀帝长期经略江南,他对江南的社会发展状况是有深刻认识的,他也意识到江南地区在未来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起初,关中最大的优势就是山河之险,而随着历史发展,这种优势渐渐转化为了劣势,闭塞的环境让关中和关东地区之间形成了天然的隔膜。长安也渐渐不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偏爱,统治者更钟爱发展空间更为广阔的关东地区,历史天平开始悄悄偏向东方。
因此,在南北朝后期,占据关东的东魏、北齐始终是压着西魏、北周打的,如果不是北齐后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矛盾,以及没有处理好民族关系的话,周武帝是很难实现北方的统一的。
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全国的经济重心是从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的。而随着隋炀帝时代大运河的开凿和贯通,关东地区和江南地区通过运河紧密联结在了一起,江南的经济越来越发达,而江南的财富则通过运河水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中原腹地的洛阳。
中唐名相权德舆就有一句名言,说“天下之计,仰于东南”,而北宋王朝也是“实仰东南财赋”,江南的财赋成为国家最主要的来源,正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可见,整个唐宋时代,一直处在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之中,直到南宋时期,南方的社会经济才正式超越了北方。
南方的财赋如何输送到北方?靠的就是大运河。到了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尤其是河北三镇长期割据,不向中央提供赋税,唐帝国得以继续运转上百年,靠的就是大运河。再后来,随着王仙芝和黄巢起义的爆发,帝国的东南陷入动荡之中,大运河水路也名存实亡。没有了江淮财富的供给,大唐帝国也就岌岌可危了。没有了经济支柱的唐帝国,很快沦为了军阀的傀儡,最终为朱温所灭。
关于大运河,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汴河怀古》,诗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作者是晚唐诗人皮日休,皮日休亲眼目睹了大运河对唐王朝繁盛的重要意义,因此才高度评价了大运河,并且指出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后来宋朝把国都定在了无险可守的东京汴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开封要比洛阳有着更加发达的漕运,足以供养都城上百万的人口。因此,宋代以后,长安就彻底被历史遗忘了,除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再也没有哪个王朝以长安为国都了,洛阳也同样渐渐被世人所淡忘了。
有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什么历史往往是北方统一南方,却很少有南方统一北方的?为何只有明朝实现了由南向北统一,成为古代史上的特例呢?这里其实已经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南宋之前,经济重心虽在南移,但是北方的社会经济状况总体上要优于南方。尤其是在割据分裂时代,北方政权由于在人口和经济上都强于南方政权,故而能够终结分裂乱世的往往是北方政权。相对应地,割据南方的政权往往也都成了短命王朝。
而南宋以后,南方的社会经济才真正实现了对北方的反超,南方也终于可以向北方发起挑战了。因此,到了元末农民起义的时代,南方很多起义军势力正是凭借着着强大的经济基础才得以兴起,当时的几大起义军势力,如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无一不是来自南方。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朱元璋最终脱颖而出,将元廷驱逐回漠北,建立了明朝,明朝也成了历史上唯一一个由南统北的“大一统”王朝。
言归正传,我们回过头来再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这件事,就会发现,隋炀帝真是独具慧眼。可以说,隋炀帝开凿和贯通大运河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结果,同时也为唐宋王朝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隋炀帝营建东都和开凿大运河是两项并举的工程,也是相得益彰的,营建东都洛阳让大运河从此舳舻千里,而开凿大运河也让洛阳以及后来的开封成为繁华之都。
但遗憾的是,隋炀帝和他的隋朝并没有享受到大运河带来的红利,真正享受到大运河巨大红利的是后来的唐宋王朝。
再后来,元世祖忽必烈任命郭守敬在隋朝大运河的基础上重新开凿,新的运河河道不再绕道洛阳,而是裁弯取直,形成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这就是后来的京杭大运河。
明清两代定都北京,而大运河就成了维系王朝经济命脉的生命线,运河上的漕运支撑起了帝国财政的半壁江山,当时京师的宫廷用度、百官俸禄和军饷民食等,“咸仰给予东南数百万之漕运”。
而到清朝灭亡以后,更为便捷的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开始兴起,同时海运技术也走向了成熟,大运河的河道运输功能越来越弱,大运河的波涛渐渐不复当年的盛景,河道渐趋荒芜甚至被废弃。
可以说,一部运河史,就是一部王朝经济的兴衰史,而这部运河史的转折节点就在隋炀帝开凿大运河。
不过,严格来说,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不太准确的。这是因为,大运河的不少河道是此前就有的,隋炀帝一半是开凿,另一半其实是疏浚和贯通。
我们来回顾一下隋炀帝之前的运河发展史。
中国很早就有了开挖运河的历史。春秋战国时代,为了争霸中原和运输粮草物资,很多国家都修建了运河。比如,楚庄王为了与晋国争霸,任命孙叔敖修建的“荆汉运河”和“巢肥运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工运河。再如,吴越争霸的时候,吴国也修建了一系列运河,这里面就有古江南河和邗沟,也是隋代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到了隋朝建国之后,为了给伐陈做准备,在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下令在古邗沟的基础上开凿了山阳渎(即邗沟),沟通了长江水系和淮河水系,既利用了古邗沟河道,也利用了天然湖泊。
隋朝的大运河,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共分成四个部分,从北向南依次是—永济渠,从涿郡到洛阳以北的黄河口,沟通了海河水系和黄河水系;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到淮河口(今江苏盱眙),沟通了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当时称御河,宋朝也称汴河;邗沟,当时称山阳渎,连接了今天的淮安到扬州,沟通了淮河水系和长江水系;江南河,连接了京口(今镇江)到余杭(今杭州),沟通了长江水系和钱塘江水系。
这四段运河的开通,总体上是采用先南后北的策略,分批分段来进行的,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通济渠和邗沟。大业元年(605)三月,几乎是在隋炀帝即位伊始,他就“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同年,隋炀帝又在隋文帝开皇七年(587)所开山阳渎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凿,这就是邗沟。
第二阶段是永济渠。大业四年(608)正月,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这次开凿永济渠,工程更为浩大,而且更为急促,因为隋炀帝开凿永济渠的直接目的是给接下来对高句丽的战争做准备。因此,这次开凿的过程中,男丁都不够用了,征派了大量的妇女服役。
第三阶段是江南河。关于江南河的开凿情况,《隋书》和《北史》都没有记载,只有《资治通鉴》对此做了记录。大业六年(610)十二月,隋炀帝“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正史没有记载,可能是由于江南河在先秦时期已经被多次开凿,隋炀帝只是对江南河做了简单的开阔和疏浚工作,工程量较小。
就这样,前后经过6年时间,分三批工程,北通涿郡、南达余杭的大运河全部贯通完工了。大运河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穿了今天的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全长约5000里,是世界上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一条人工运河。然而,关于隋炀帝开凿和贯通大运河这一壮举,后世史家却普遍给予了尖锐而猛烈的批评,并且将开凿大运河看作导致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出发点是好的,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具有超前的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更重要的是,大运河实实在在地惠及了后世唐宋王朝,后世之人受益了上千年。
我们不禁疑惑,这样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怎么就遭到了后世的猛烈批判呢?隋炀帝怎么就因为开凿大运河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呢?
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后世人认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为了下江都,巡游玩乐;第二,开凿大运河劳民伤财,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最终导致隋朝的亡国。
事实上,开凿大运河是好的,但是,隋炀帝在开凿大运河的过程中还同时建东都、修长城、修驰道,后来又三征高句丽,这才导致民怨沸腾,国家机器最终彻底崩盘,酿成亡国惨剧。
隋炀帝很多项目,无论哪一项,单拿出来都是好的,都是极具战略远见的,但是所有的工程项目累加在一起,就是广大劳苦百姓的沉重负担。在隋炀帝的统御下,隋朝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超级工程”,其背后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是用百姓的尸骨堆积而成的。
在隋炀帝的统治下,万民都是蝼蚁,他们看不到富丽堂皇的东都洛阳,也看不到烟波浩淼的大运河,他们只能在督工的鞭笞下,前仆后继地以血肉之躯去铸就隋炀帝的雄伟“大业”。
史学家胡如雷曾做过估算,大业年间,隋炀帝一共兴修22项工程,共动用人力达3012万人次。当时全国人口有4600万,每年平均征用400万左右的劳动力,占到了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了。仅开凿通济渠就役使了河南淮北100多万民众,丁夫死亡三分之二,沿河民众所受侵扰,更难胜言。
而且,隋炀帝在巡游江都的时候,还极尽奢华之能事,修建的龙舟无比气派,所动用的民夫不计其数,沿途的供应和浪费难以估量。难怪皮日休会感叹“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本来隋炀帝是可以和大禹的功劳相提并论的,但是有了巡游江都的奢华,一切就都变味儿了。
也正因如此,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注定只能成为他人(唐宋王朝)的嫁衣,虽是“利在千秋”,但“祸在当代”。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从这2000多年来的运河兴衰史中可以看到,大运河出现在隋朝,出现在隋炀帝时代,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大运河这样的工程,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极其庞大的,而且它所要跨越的地理空间是极其广阔的,这就导致能开凿得了大运河的必然只能是“大一统”王朝。在隋朝之前,“大一统”王朝的时代只有秦汉和西晋。
再举个例子,历史上凡是大规模治理过黄河的,都是“大一统”或者接近“大一统”的时代,历代也涌现出了很多治理黄河的名人,如东汉的王景、元朝的贾鲁、明朝的潘季驯、清朝的靳辅和林则徐。治理黄河和开凿大运河是一个道理,一是需要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二是需要一个辽阔的统治区域,这些都注定这种超级工程只能发生在“大一统”时代。
其次,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秦汉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前面介绍过了,那个时候的南方还是未开发的不毛之地,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都在关中,根本不需要去修建这样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而西晋王朝则过于短暂,受内部矛盾的影响,也无力去做这样的工程。
而经过长期的分裂割据、沧桑巨变,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济重心开始出现了南移的趋势,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开始南北分离。这就导致如果再出现南北统一的“大一统”王朝,就必须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相连接,王朝才能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才能长治久安。
就这样,历史的重任最终落在了结束400年乱世、重新完成“大一统”的隋朝身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隋炀帝无疑是一个悲壮的殉道者,他做了他那个时代必须要做的事,但是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终身死国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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