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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精装典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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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廷黻

出版社贵州人民

ISBN9787221172693

出版时间2023-01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52元

货号31613895

上书时间2024-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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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2年只身赴美求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一起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9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
在历史学界,蒋廷黻一生治学严谨,眼界开阔,以近代化的独特视角为核心,讲述从晚清到民国的百年激荡,奠定中国近代史全新的叙事框架,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目录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第三节?东西对打?
第四节?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第五节?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洪秀全企图建新朝?第三节?曾国藩刷新旧社会?第四节?洪秀全失败?第三章 自强及失败第一节?内外合作以求自强?第二节?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中日初次决战?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第五节?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东西两大冲突将化为一吗??美国外交目前的困难?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琦善与鸦片战争?
百年的外交?
再论近百年的外交?
李鸿章——三十年后的评论?

内容摘要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写给普通读者的中国近代史,以极简的文字讲透了中国鸦片战争后近百年间历史的演变、文明的冲撞、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波澜壮阔、通透全面,却又简洁流畅、不偏不倚,学术价值极高。

精彩内容
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甲午战争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国的援助,但都失败了。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盘的。西洋各国原想在远东大大地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一则因为它们忙于瓜分非洲;二则因为它们互相牵制,各不相下;三则因为在远东尚有中国与日本两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战争进行的时候,李鸿章虽千方百计地请求它们的援助,它们总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它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它们的援助,而且愈愿意出代价。同时它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在内。主动的是俄国,德、法不过附和。当时俄国财政部长维特(Witte)正赶修西伯利亚铁路,他发现东边的一段,如绕黑龙江的北岸,路线太长,工程太困难,如横过我们的东三省,路线可缩短,工程也容易得多。同时海参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国能得大连、旅顺,俄国在远东就能有完善的军港和商港。完成西伯利亚铁路及得一个不冻冰的海口,这是维特想要乘机而达到的目的。法国当时联俄以对德,俄要法帮忙,法不敢拒绝,何况法国也有野心家想乘机向远东发展呢?德国的算盘打得更精,它想附和俄国,一则可以使俄国知道德国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不必联络法国;二则俄国如向远东发展,在欧洲不会多事,德国正好顺风推舟;三则德国也可以向我们索取援助的代价。这是三国干涉《马关条约》实在的动机。
俄、德、法三国的做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马关条约》发表以后,它们就向我们表示同情,说条约太无理,它们愿助中国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们那时痛恨日本的情绪之下,这种友谊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希望三国能把台湾及辽东都替我们收回来,同时三国给予所谓友谊的劝告,说日本之占领辽东半岛不利于远东和平。战后之日本固不敢不依从三国的劝告,于是退还辽东,但加赔款三千万两。中国觉得辽东半岛不止值三千万两,所以觉得应感激三国的援助。
《马关条约》原定赔款二万万两,现在又加三千万两,中国当然不能负担。维特一口答应帮中国从法、俄银行借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率之低,诚使我们受宠若惊。俄国真可算是我们的好朋友!
光绪二十二年,即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Ⅱ)行加冕典礼。俄政府向中国表示:当中俄两国特别要好的时候,中国应该派头等大员去做代表,才算是给朋友面子。中国乃派李鸿章为庆贺加冕大使。这位东方的俾斯麦于是到欧洲去了。维特深知中国的心理,所以他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首言日本之可恶可怕,这是李鸿章愿意听的话,也是全国人士愿意听的话。这种心理的进攻既然顺利,维特乃进一步陈言俄国对我之援助如何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当中日战争之际,俄国本想参战,但因交通不便,俄军未到而中日战争就完了。以后中国如要俄国给予有力的援助,中国必须使俄国修条铁路横贯东三省。李鸿章并未驳辩维特的理论,但主张在中国境内之铁路段,应由中国自修。维特告以中国人力财力不足,倘自修,则十年尚不能成,将缓不济急。维特最后说,如中国坚拒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助中国了。这一句话把李鸿章吓服了。于是他与维特签订密约,俄许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中许俄国建筑中东铁路。
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并无于短期内再进攻中国的企图。是时日本政府反转过来想联络中国。因为西洋倘在中国势力太大,是于日本不利的。维特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国,是要利用中东铁路来侵略中国的。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
李鸿章离开俄国以后,路过德、法、比、英、美诸国,他在柏林的时候,德国政府试探向他要代索辽东的报酬,他没有答应。德国公使以后又在北京试探,北京也没有答应。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山东曹州杀了两个传教士,德国乘机一面派兵占领青岛,一面想要租借胶州湾和青岛及在山东修铁路和开矿的权。中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答应了,山东就算是德国的势力范围。
俄国看见德国占了便宜,于是调兵船占旅顺、大连。俄国说为维持华北的势力均衡,并为助我国的方便,它不能不有旅顺、大连,并且还要修南满铁路。中国也只好答应。我们费三千万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这时俄国又夺去了。俄国还说,它是中国唯一的朋友!俄国的外交最阴险:它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以后它在东北既有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东三省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于是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和九龙及长江流域的优越权利。法国要求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云南的优越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优越权利。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门湾。除意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国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唯独美国没有提出要求,但它运用外交,使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使各国承认各国在中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
这种瓜分运动就是甲午的败仗引起来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国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作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的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生在咸丰八年,即一八五八年,比孙中山先生大八岁。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给他的教训,除预备他能应考试、取科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没有到外国去过。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与渊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我们已经说过,同治、光绪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底的。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这种批评是很对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地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做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康有为在甲午年(1894)中了举人,乙未年(1895)成了进士。他是那个国难时期的新贵。他就趁机会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一时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数并不了解他的学说,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体方案,只有极少数可以说是他的忠实同志。但是他的运动盛极一时,好像全国舆论是拥护他的。
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他在严重的国难时期,一再上书给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光绪也受了时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国。他先研究康有为的著作,后召见康有为。他很赏识他,因为种种的困难,只教他在总理衙门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变法派和光绪帝,于是他又派康有为的四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从戊戌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推行了百日的维新。
在这百天之内,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换句话说,以后读书人要做官不能靠虚文,必须靠实学。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总督同城的巡抚、不治河的河督、不运粮的粮道、不管盐的盐道。同时他添了一个农工商总局,好像我们现在的经济部,想要推行经济建设。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但在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却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他们费了多少的心血,想从“之乎者也”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
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做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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