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的利维坦:美国分裂的文化与政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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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树军|责编:王晨晨
出版社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77103
出版时间2024-01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59元
货号31961785
上书时间2024-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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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国家理论、民主理论、信息政治）。出版专著：《灵境内外》《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合著：《自由、威权、多元》《大道之行》《小邦大治》；译著：《沃伦法院与美国政治》《选主批判》《抽选的复兴》等；另发表文章若干。
目录
前言 美国往事
一 两个美国
二 透明社会
三 军政立国
四 超级政府
五 帝国浮沉
六 一人一世界
七 隐身的国家
八 认同的荣枯
九 失衡的利维坦
后记 印象美国
内容摘要
在过去的20世纪，美国逐步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以及后冷战时代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与此同时，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观念、文化都出现了裂变，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化，思想观念、政党政治、国家治理的两极化，孕育了一个失衡的利维坦。
贯穿在美国古今之争中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的斗争，凝结了晚近五六十年来美国两大政党、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例外论之间南辕北辙的撕裂，更延续了殖民时代“两个新英格兰”背道而驰的分裂底色。本书追索其背后的历史记忆、政治斗争、文化分歧，并且深入当代美国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亨廷顿的思想轨迹，从而更恰切地理解美国的国家性质与国家航向，以及更为现实的现代政治世界与现代政治困境。
主编推荐
要理解美国今天的分裂，就必须梳理历史上的“两个美国”是如何形成的。作者以清晰、平实的文风打破了专业与大众的界限，使更多读者走进历史的现场，在吸取分裂的美国所造就的“无共识社会”这一教训的同时，共同思考其给中国、也是给世界的未来留下的命题。
精彩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选民的投票率一直在50%—60%徘徊，比欧洲落后很多，这让美国人很没面子，并为此提出了诸多解释。比如颇具阿Q精神的“睡狗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因为大部分美国人对政府已经很满意了，所以大家觉得投不投票都无所谓。当然，更多的是忧虑，罗伯特·帕特南（RobertD.Putnam）就强调，这证明了美国共和主义的衰落，公民们越来越喜欢自娱自乐，公共生活退化，人们不想浪费时间和精力走去投票站。美国新左派认为选举政治已经蜕变为金权政治，成了富人的游戏，这种游戏当然不招大众待见，所以应该超越选举，提倡一种积极的“参与式民主”。更为现实的看法是：低投票率的原因在于贫富分化几十年来持续拉大，美国已经成了分歧严重的两个世界，除了种族、肤色上的黑白分歧，还有社会阶级层面的贫富分化也在撕裂着美国。这是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文化内战开始，美国政治就患上了严重的意识形态病，民主党、共和党两大政党都成了中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传声筒，他们在选举过程中制造大量意识形态化的虚假政治选择，将美国政治变得非常两极化。一旦负面竞选成为常态，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心每况愈下，普通选民越来越不信任选举能真正解决问题，对政治的疏离感也就愈加强烈，宁愿只做两极化政治的看客。民主过程在美国已经名存实亡，这才是美国人憎恨政治的原因所在。
美国患上的这种两极化意识形态病，一言以蔽之，就是美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都太热衷于把经济、社会、政治议题转化成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议题，把选举政治变成不着调的、文化与道德立场的两极化选择。竞选广告也随之越来越玩世不恭，而这根本无助于解决实际政治问题，沉默的核心选民变成了不耐烦的多数，越来越愤世嫉俗。美国政治走向两极化，这个论断看上去也许颇具争议，但却并非危言耸听，它建立在对“文化价值议题的泛政治化、社会经济议题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议题的两极化”的条分缕析之上。
文化价值议题的泛政治化至为鲜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内战开启了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时代。左派怀念那个年代“造反有理”的大无畏精神，后来消费时代的“自私文化”与之相形见绌，等而下之；右派则痛斥那只是个礼崩乐坏的年代，抛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温良恭俭让，更没有以后以“企业家精神”为代表的健康气质。严格来说，这个时期的保守主义者还完全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对手。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大萧条的恐惧让新政自由主义成为在美国具有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并且绵延不绝了60年。反映在政治上就是1930—1993年间，第72届至第103届国会一直是民主党把持国会众议院（只有第80、83两届例外）与参议院（只有第72、80、83、97—99六届例外）。强大的联邦政府与强大的总统权力先是作为自由的象征，后又作为权利的成本，为美国人不言自明的政治心理基底。
20世纪60年代，向自由主义发出猛烈炮火的不是保守主义，而是新左派。“伟大社会”计划被斥为“大烤肉架”，尊重他人的宽容成了“压迫的宽容”，自由主义成了“公司自由主义”，战后繁荣是靠“军事经济”维持高就业率，自由主义的凯恩斯主义成了“军事凯恩斯主义”，美利坚合众国成为“自由世界的帝国”，背负着维护帝国主义的沉重负担。在反越战大旗下，美国的文化内战开始打响，至今仍然看不到止境。新左派与反文化运动团结起来，提出了新的政治口号：“个人的即政治的”，催生了女权主义运动。更多社会群体加入进来，“自由放任”成了时代主题：瘾君子要求废除禁毒法，同性恋者要求废除禁止鸡奸法，女权主义者要求废除禁止堕胎法，黑人要求废除种族隔离法，有人反对文学音乐作品的事前审查，还有人希望所谓“专制国家”解除移民限制、废除酷刑、释放异议分子。结果，美国成了一个对各种意识形态都过于敏感的国家。
新保守主义者站出来，反对“意识形态先行”对制定有效公共政策的严重干扰，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是1965年《公共利益》的创刊；一是威廉·克里斯托弗成为里根与布什政府保守主义事业的忠实代言人。前者将一盘散沙的焦虑保守主义者聚合起来，后者将中西部的保守主义者与东海岸的知识分子统合起来。新保守主义者强调德性、权威、法律、秩序、家庭、工作以及个体自律，而且精确地把自己的票源定位在低收入白人身上。这就要了自由主义者的命，因为后者把自己定位为劳工、黑人、同性恋和政府雇员等特殊利益的代表。在新保守主义者发起的两极化文化战争面前，自由主义者仓促应战，节节败退。医保、社保、扶贫和平权运动，原本是自由主义者的优良政治遗产，但自由主义者却没有把它们跟大多数美国人的价值共识融合起来，就业、家庭稳定、严惩犯罪、尊重传统的地方关系和邻里关系，这些都在文化内战中被保守主义者抢了去，成了对手吸引独立派、深耕多数派的战略武器。在攻守进退之中，这些文化价值被两党设定成非此即彼的政治选择，而政治、社会、经济议题都被转化成为文化价值议题。
其次是经济社会议题的意识形态化。人们可能很难想象，犯罪率、禁毒、宗教、同性恋、家庭、堕胎、贫困、赤字、通胀、就业，这些属于专业化、职业化领域的社会经济议题在美国都成了你死我活的两极化政治斗争场域。这仍是拜两党与两种意识形态所赐。“放纵”与“自私”，“进步”与“落后”，“进化”与“渎神”，“正常”与“异常”，“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宽容”与“慷慨”，诸如此类的二元意识形态符号划定了文化内战的政治分界线。以家庭议题为例，保守主义者在这个斗争场域轻松击败了自由主义者。一方面，“他们认同‘普通家庭’，反对女权主义，将女权主义者描绘成上层精英，塑造自身的平民形象”。另一方面，“将家庭视为抵御残酷的资本主义市场的缓冲机制，淡化了自己原来支持粗鲁的个人主义的不利形象”。但是，自由主义者仍然纠缠在“进步”与“反动”，“开放”与“顽固”的辞藻中。最离奇的是，穷人被视为需要区别对待的“特殊利益”，富人却不是，这种虚假的政治选择势必要沉重的代价：“一旦家庭、工作等社会价值成为政治辩论一方的专有领域，另一方就犯了大错。原本提倡种族和谐的一方，却为鼓动种族分裂创造了条件，那就表明它的方案走了样。选民们依靠政府有了工作，上了大学，买了房子，做起生意，得到了健康保障，最终体面地退休，却突然说‘政府就是问题所在’。”在社会经济议题上，保守主义者看上去更贴心，他们准确地进行着自我定位：“所谓社会保守主义者，就是有一个女儿正在上高中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还从民主党手中攫取了胜利的砝码，抓住俄亥俄州代顿小镇上47岁家庭主妇的心，这些“既不穷，也不黑，更不年轻”的人，才是手握美国未来的真正多数。讽刺的是，这个多数却是自由主义者最先发现的。
最后是政治议题的虚假极化。在两党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政府与市场、政府规模、社会开支、减税政策、国防政策等政治议题，也都成了两极化政治的战场。自由主义者身上流淌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血液，笃信监管干预之下的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必然需要有效的政府体系、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庞大的社会开支，在自由主义者控制政府机构的五六十年代，这些主张最初的确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但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高涨的犯罪率和严重的社会骚乱让自由主义者陷入了困境，公共权威出现了危机，原来支持自己的选民瓦解了，政治实验失败了。新保守主义者乘虚而入，把“公共权威的危机”归因于国家主义与大政府，太多人对政府要求太多，后者已经不堪重负，必须在所有可能的地方“用市场取代政府”。共和党与保守主义者蛰伏了八年，为自己赢得了20年的政治先机。克林顿向富人增税的政策实现了自由主义的历史性转变，从赤字自由主义转变成为预算平衡的自由主义，于是，在人们心中自由主义不再是大手大脚只管花、不管挣的败家子，保守主义者从此无法再批评民主党代表大政府。但是，保守主义者也不是傻子，小布什敏锐地注意到了大众心态的历史性转移，提出了“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开始将“政府滚蛋，我们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视为有害的定势思维口诛笔伐，他领导的国会共和党人提出的联邦教育开支计划与克林顿1999年所提出的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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