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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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嘉莹|编者:张静
出版社长江文艺
ISBN9787570208173
出版时间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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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39.8元
货号30645414
上书时间2024-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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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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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本体论
词的美感特质 / 003
言外意蕴 / 023
弱德之美 / 034
诗词之别 / 039
词曲之别 / 054
批评论
传统词学批评 / 057
西方文艺批评 / 121词史论
词的演进历程 / 193
词与世变 / 237
词与性别 / 250
其他
摘录书目 / 279
内容摘要
《叶嘉莹谈词》是叶嘉莹先生数十载词学研究心得与理论论述的精华结集。叶嘉莹先生用含隽雅致、通透明朗的语言，讲述以其博学、锐感、深思所体会到的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妙义，她告诉读者：小词虽小，但它不是枯燥无味的，它有生命，有感情，而且每一个词语都有非常微妙的作用。
精彩内容
词的美感特质一
早期的小词，原是文士们为当日所流行的乐曲而填写的供歌唱的歌辞，这一类“歌辞之词”，作者在写作时既本无“言志”之用心，因此黄山谷乃称之为“空中语”，这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我在《传统词学》一文中之所言，这类本无“言志”之用心的作品，有时却反而因作者的轻松解放的写作心态，而于无意中流露了作者潜意识中的某种深微幽隐的心灵之本质，而因此也就形成了小词中之佳作的一种要眇深微的特美。(《词学新诠》页59)二要想真正衡定词这种文类本身的意义与价值，我们自不能忽视《花间集》中对于美女与爱情之叙写所形成的词在美学方面的一种特殊的品质，以及此种特殊的品质在以后词之演进和发展中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影响。(《词学新诠》页62)三究竟是由于什么样的因素，才使得这些艳歌小词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竟使得当日的士大夫们乃甘冒礼教之大不韪，虽在极强烈的矛盾和忏悔中，也终于投向了对这类小词之创作与评赏的呢？关于此一问题，我们所可能想到的最简单且最明显的答案，大约可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可能是由于小词所配合来歌唱的音乐之美……其次则可能是由于当日的士大夫们，在为诗与为文方面，既曾长久地受到了“言志”与“载道”之说的压抑，而今竟有一种歌辞之文体，使其写作时可以完全脱除“言志”与“载道”之说的压抑和束缚，而纯以游戏笔墨作任性的写作，遂使其久蕴于内心的某种幽微的浪漫的感情，得到了一个宣泄的机会。(《词学新诠》页64～65)四小词之所以特具强大之吸引力者，实在更可能由于经过了写作和评赏的实践，这些士大夫们竟逐渐体会到了这一类艳歌小词，透过了其表面所写的美女与爱情的内容，竟居然尚具含有一种可以供人们去吟味和深求的幽微的意蕴和情致。只不过这种意蕴和情致，就作者而言既非出于显意识之有心的抒写，就读者而言也难于作具体的指陈和诠释，有些词学家如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可以说就是对此种幽微之意蕴颇有体会的一个读者，但他却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想把这种幽微的意蕴，都一一加以具体的指述，于是遂不免陷入于牵强比附之中而无以自拔了。至于《人间词话》的作者王国维，当然也是对小词中这种幽微深隐之意蕴深有体会的一位读者，所以他一方面虽批评张惠言的比附之说为“深文罗织”，但另一方面也曾经用“成大事业、大学问”之“三种境界”来评说晏殊等人的一些小词。他之较胜于张惠言者，只不过是未曾将自己的说法指称为作者之用心而已。(《词学新诠》页65～66)五过去的词学家们之所以会对于词之雅郑的问题，词之比兴寄托的问题，词之本色与变格的问题，词在诗化和赋化以后当如何加以评赏和衡量的问题，张惠言与王国维二家说词之以不同的方式重视言外之感发的问题，不断地产生种种困惑和争议，私意以为盖皆由于旧日的词学家，不敢正视花间词中之女性叙写，未尝对之做出正面的美学特质之探索的缘故。(《词学新诠》页113～114)六小词中所叙写的闺房儿女的相思怨别之情，果然具有一种可以使读者产生对贤人君子不得志于时者的幽约怨悱之情的联想。这种微妙的作用，原是艳歌小词所具含的一种特殊的美学特质，与传统诗歌中的有心为之的比兴寄托之作原有着很大的差别。(《词学新诠》页136~137)七殊不知苏、辛词之佳者，原来也都在其能于超旷豪放中，而仍具有一种含蕴深远耐人寻绎的属于词之特美。只不过由于苏、辛二人之达至此种特美之境界，主要乃在其情意之本质，而不重在安排之技巧而已。(《词学新诠》页156)八所谓“要眇”者盖专指一种精微细致的富于女性之锐感的特美。此种特美既最适于表达人类心灵中一种深隐幽微之品质，而且也最易于引起读者心灵中一种深隐幽微之感发与联想。只不过这种特质在词之不断的演进中，又曾逐渐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情况：在五代宋初的歌辞之词阶段，作者填写歌辞时，在意识中既往往并没有言志抒情之用心，故其表现于词中的此种特美，遂亦往往只是作者心灵中一种深隐幽微之品质的自然流露。因此这一类词遂亦往往可以给读者一种最为自由也最为丰美的感发与联想。这可以说是属于词之第一类的“要眇”之美。至于在苏、辛诸人的诗化之词中，则作者虽然在意识中已有了言志抒情的用心，然而由于作者本身之修养、性格、志意和遭遇的种种因素，因而遂形成了一种曲折深蕴的品质，而且在抒写和表达时，其艺术形式也足以与其内容之曲折含蕴之品质相配合。所以虽在超旷和豪迈中，便也仍能具有一种深隐幽微之意致。这可以说是属于词之第二类的“要眇”之美。至于周、姜、史、吴、王诸家的赋化之词，则往往是以有心用意的思索和安排，来造成一种深隐幽微的含蕴和托喻，这可以说是属于第三类的“要眇”之美。(《词学新诠》页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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