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大家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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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尚永琪
出版社陕西师大
ISBN9787561388204
出版时间2017-01
装帧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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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20元
货号3829840
上书时间202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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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尚永琪著的《鸠摩罗什/大家精要》重点介绍了鸠摩罗什的生平及翻译的经文。他无论是在译经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无与伦比的，遂被列为四大译经家之首，与真谛、玄奘、不空并称为“四大佛经翻译家”。作者用浅显的文字对他所开创的中国佛经翻译的译场制度和印度佛学思想体系进行了解读。全文结构清晰、分明，语言通俗易懂，充分展现出一位译经家的风采与魅力。
作者简介
尚永琪，1969年生，甘肃民乐人。历史学博士，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副主编，兼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吉林省委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等。
目录
第1章 鸠摩罗什与龟兹大乘佛教的发展
一、佛图舍弥与龟兹的小乘佛教
二、“说一切有部”与鸠摩罗什的佛学根柢
三、疏勒国的佛学源流与特色
四、须利耶苏摩与鸠摩罗什大乘思想之形成
第2章 在龟兹国受具足戒与屈辱破戒
一、耆婆远走天竺
二、盘头达多皈依大乘
三、吕光西征与鸠摩罗什的破戒
四、鸠摩罗什对西域佛教的影响
第3章 从凉州到长安：漫长的传道之路
一、身陷凉州，游戏于阴阳卜祝之间
二、罗什之前的中原佛教及佛经翻译情况
三、姚兴崇佛与鸠摩罗什译场的建立
四、中观“三论”的翻译与本土学问僧的培养
第4章 罗什与他的老师佛陀耶舍和卑摩罗叉
一、是耶非耶，鸠摩罗什三次破戒
二、臭泥生莲，“青眼律师”来到长安
三、智慧唯美的佛陀耶舍
四、赤髭毗婆沙东寻罗什
第5章 鸠摩罗什与中亚高僧的复杂情结
一、罗什之前的长安僧团
二、泛海东来的天竺禅僧佛驮跋陀罗
三、鸠摩罗什僧团对佛驮跋陀罗的排挤
四、佛驮跋陀罗南下庐山
五、师子国婆罗门僧对鸠摩罗什僧团的挑战
六、与鸠摩罗什合作译经的天竺、西域僧人们
第6章 鸠摩罗什和他的弟子们
一、倾心禅学的僧睿与辩才无双的道融
二、罗什最早的中原弟子——僧肇法师
三、开创顿悟法门的竺道生
四、逍遥园三千大德中的精英们
第7章 罗什与中原思想界的交流与隔膜
一、罗什与慧远大师的交往及思想差异
二、身入歧路的鸠摩罗什与中原思想界的隔膜
三、在长安圆寂
第8章 鸠摩罗什对般若学及东亚文化的贡献
一、鸠摩罗什的论著与译作
二、鸠摩罗什对中观般若学发展的贡献
三、鸠摩罗什的翻译理论及其所译佛经的特色
四、鸠摩罗什对佛教中国化及东亚文化的贡献
附录
年谱
主要著作
参考书目
内容摘要
尚永琪著的《鸠摩罗什/大家精要》以对人类文明有卓越贡献的大师鸠摩罗什为对象，浓缩其生平与思想精粹，旨在“启迪生活智慧，开悟人生哲学”。
本书作者是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以浅显易懂的语言
，清晰、简练、严密地阐述“大家”生平与思想，让读者能快速读懂“大家”。
精彩内容
从佛学思想发展方面来看，鸠摩罗什对中观般若学说在中原的传播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鸠摩罗什是出身于一切有部的僧人，他早期的佛学知识与智慧，主要来自对有部典籍的深入广泛的学习，当在疏勒国接触大乘经典后，他为大乘学说的“毕竟空”所折服，从此继承了龙树菩萨的大乘思想。
龙树的大乘思想是在部派佛教的基础上产生的。
释迦牟尼去世后一百余年，约公元前4世纪后期
，佛教因内部对教义理解不同，遂分裂成上座部与大众部，之后这两派又多次分裂，到公元前后已有十八部派之多，他们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一些原始佛教义理，但是对于佛经已有了各自不同的解说，被称为部派佛教。
部派佛教的共同特点是“多着有见”，事实上已经背离了佛经的原始义理，不能辩证地看待问题，偏执实有，悲观厌世，自私自利，这就是所谓的小乘佛教。
约在公元150年至250年之间，龙树出生于南印度毗连婆国。当时，大乘佛教思想的经典如《大般若经》《华严经》《宝积经》《维摩经》《妙法莲花经》《楞严经》《涅槃经》等都已出现，且争鸣斗强，思想界一片混乱。
龙树依据诸多大乘经典，著书立说，其中以《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这“三论”最为著名，提倡中道实相之理，驳斥那些偏执妄见的大小乘错误观点。龙树的弟子提婆又著《百论》。龙树的“三论”重在破斥佛教内部小乘学派观点，而提婆的《百论》重在破斥其他宗教学说，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印度中观学派，推动了印度大乘佛学发展到新的阶段。中观派对般若思想的最重要发展，就是突出了中道的思想，既反“空”见，又反“有”见，反对各种偏执，无论是佛教内的，还是佛教外的，均以“中道”思想为原则来分析、破斥，这是中观派的重要特点。
罗什首先研习的大乘思想就是龙树的中观学派。
他承袭龙树思想，到长安后又系统地翻译了有关经律论，经弟子僧肇等人的释解推演，形成了三论宗，又称中观宗。“中观”是依其思想内核而称谓，又称“中道”。般若中道便是罗什大乘佛教的中心。
在鸠摩罗什翻译佛典之前，中国传播的般若学说是以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等译的般若经典为主要
依据的。般若思想在东汉末三国时期就传到了中原，支娄迦谶最早翻译出了《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三部般若类大乘典籍，参与译事的还有天竺僧人竺佛朔。此后三国时期的支谦译出了《道行般若经》的异本《大明度经》六卷和《佛说维摩诘经》二卷；朱士行西去求取经典，译出《放光般若经》。西晋时期竺法护译出《光赞般若经》十卷，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由于翻译水平所限，这些般若类经典既不能非常充分地表达大乘般若类思想，也没有体现出印度大乘佛学思想的最新进展，因而中国的般若学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要受这些经典中提出的理论的制约。
因而，两晋之际对于般若思想的理解，出现了“六家七宗”的纷繁解释局面。当时中国思想界之所以对般若思想的“空”观理解出现歧异与偏差，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僧人们受当时盛行的玄学思想的影响，用玄学的“有”“无”之争来理解般若思想中的“空”；第二，当时译出的般若经典本身的表述矛盾，译者对佛经翻译的不准确或含糊，都从源头上将般若思想引向偏执之道；第三，般若学发展的最新思想中观学说没有被及时引入中国思想界。印度的般若学说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般若经》的原本较杂
，内容多有详略差异，并常有前后矛盾之处。龙树等在《般若经》的基础上写出了《中论》《十二门论》等著作，进一步将般若思想系统化，消除了不同本的《般若经》之中的思想歧异，使得般若思想得到了明显的发展。般若思想的这种最新发展情况，中国人从支谶、竺法护等人的译籍中是不能了解到的，再加上翻译工作本身及解释方面的问题，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是很难达到印度中观派的般若思想发展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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