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梦：自传三部曲之一/恩古吉·瓦·提安哥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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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肯尼亚）恩古吉·瓦·提安哥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21250
出版时间2021-05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36元
货号31161521
上书时间2023-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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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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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恩古吉？瓦？提安哥（1938—），肯尼亚小说家、剧作家、政论家。恩古吉是非洲乃至世界文坛上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之一，也是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热门候选人之一。1964年毕业于乌干达马赫雷雷大学，后入英国利兹大学续修文学。1967年回国，在内罗毕大学任教。1977年因抗议当局对英语的强制性教育而被政府逮捕，获释后与家人过着流亡的生活，直到肯尼亚独裁者阿拉普？莫伊下台才终于得以安全回国。
目录
《战时梦(自传三部曲恩古吉·瓦·提安哥文集)》无目录
内容摘要
《战时梦》是恩古吉自传三部曲的第一部，该书描述作者在肯尼亚时期的童年记忆，而这段记忆出自一位七十二岁高龄的作家之笔，此起彼伏的细节竟是栩栩如生。作者透过历史的眼光审视非洲风景，将其同欧洲殖民主义结合起来，同时这也是一种反写策略，有力反驳了那些将非洲看成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暗黑之地”的观点。
主编推荐
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恩古吉笔下的自传三部曲
“不读恩古吉，你的世界文学版图就不完整。”
精彩内容
多年以后，当我读到T.S.艾略特的“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的这句诗时，我的思绪飘回到了一九五四年四月的某一天。那天我在寒冷的利穆鲁利穆鲁位于肯尼亚西部。——白人高地的主要住宅区。这块白人高地是被当时肯尼亚的殖民总督，另一位艾略特——查尔斯·艾略特爵士，特别划分出来供欧洲人居住的地区。如今，那个四月的日子仍历历在目。
那天我没有吃午饭，虽然我在早上囫囵吞下了一碗燕麦粥，但是经过从家到肯约格里中学的长达六英里的狂奔和一整天的学习，我的肚子早已忘记了那碗燕麦粥的存在感。现在我要面对的是同样漫长的六英里的回家之路。我尽力不去想象晚上的那一小份口粮。我的母亲很擅长东拼西凑地整出一顿像样的晚餐，但是当一个人饥饿的时候，最理智的应对方法是找些东西，任何东西，来驱散对食物的幻象。在午餐时间，当别的孩子拿出他们从家里带来的食物时，当那些住在学校附近的孩子回家吃饭时，我就会常常这么做。我会假装要去某个地方，但其实不过是树荫下或灌木丛下，尽量远离其他的孩子，然后我会看书，看任何我能找到的书。但是那时的书也和食物一样紧缺，所以即使课堂笔记也能帮我分散注意力。那天，我看的是一本《雾都孤儿》的缩减版。书中有一幅奥利弗的素描画，他拿着一个碗，仰头望着一个高塔似的人影，旁边有一句话：“求您了，先生，能再给我一些吗？”我从这句话中看到了我自己，只不过我央求的人是我的母亲，她是唯一一个向我供给食物的人，而且她总是尽可能地答应我的恳求。
另一个抑制对食物的渴望的方法是听别的孩子讲各式各样的故事和奇闻逸事，尤其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相比于上学的路，回家的路并没有那么折磨人，因为我们不用赤脚狂奔到学校，不必感受汗渍沿着脸颊淌下，不用担心迟到以及迟到带来的惩罚：被老师鞭打手掌心。那些从尼德亚或尼格卡来的孩子们必须走十英里或者更远才能到家，但除了他们，总的来说回家的路并不怎么糟糕。事实上，它甚至还能给我们带来欢愉。回家后等待我的是时多时少的晚餐和繁杂无聊的家务活，在此之前，能漫无目的地消磨时光也算是一种幸福。
那时候，我的同学肯尼斯和我对“消磨时光”很有一套，特别是当我们在爬到回家前的最后一座山坡的时候。我们会在斜坡上各自踢着一个“球”，通常是索多姆果一种直径2.5cm到3cm的球状浆果。。不过我们会面向下坡朝脑后踢，一直将果子踢上山头。每一次踢球都必须从上一次果子停下的地方开始，就这么不停地重复。我们会互相比赛，比谁能先把果子踢到山顶。这并不是最省力或最快捷的爬坡方式，但是这项活动让我们暂时忘记我们身处的那个艰辛繁杂的世界。可惜如今我们年龄渐长，不再能从这般幼稚的游戏中获得安慰了。再说，没有哪个游戏能比故事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常常会聚集到说故事的那个人的身边，而那些说得最精彩的人会像英雄一般受到人们的欢呼。有时候，为了能占到离说故事的人更近的位置，这一边的人们会将他慢慢地从路中央推到路边，而另一边的人也不甘示弱，又将他从路的这边慢慢地挤到路的那边，所以人群会像绵羊群一样呈之字形在路上运动。
那天晚上我们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回家，除此之外那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夜晚。从肯约格里到我住的村子、卡旺古吉、尼干巴，以及村庄的周边地区，我们通常要走过许多山脊和山谷。但是当我们听故事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山脊上的一片片玉米地、土豆地、豌豆地和大豆地。每一片作物都被金合欢树或醋栗篱笆和灰色荆棘丛围绕着。我们走的这条小道最终接通到基因格地区，一路上会经过我的小学——曼果小学，然后走进山谷，接着攀上一座长满青草和黑合欢树的小山丘。但是今天，我们像绵羊一样跟着说故事的人，被带上了一条不同的路径。这条路更长些，我们沿着利穆鲁巴塔鞋厂的栅栏走，路过鞋厂臭气熏天的废料堆，那里全是橡胶碎渣和腐烂的动物皮毛，然后我们走到铁路和公路的会合点，其中的一条岔路通向市场。在十字路口，一群男人女人站在那儿聊得热火朝天，他们大概刚从市场上过来。随着下班的鞋厂工人驻足加入讨论，人群逐渐变得庞大起来。我们之中的一两个男孩看到自己的亲戚也在人群中,我便跟着他们挤入了人群，想一探究竟。
“他当场被逮了个正着儿。”一些人在说。
“想想看，子弹就在他的手中。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每个人，甚至我们这些孩子，也知道要是一个非洲人被发现携带就算一颗子弹，甚至一个空弹壳，也会被判谋反罪。他会被扣上恐怖分子的帽子，绞刑是他唯一的结局。
“我们听到了枪声。”一些人在说。
“我亲眼看见他们朝他开枪了。”“但是他没死！”“死？哼！子弹朝那些开枪的人飞了过去。”“不对，他飞上了天然后消失在云里了。”这些说故事的人之间产生的分歧将这一大群人分成了由三五个人组成的小团体。每一个小团体中的那个叙事者都对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有独到的见解。我意识到自己从这个团体走到那个团体，从不同的地方收集到关于这个事件的信息。渐渐地，我将这些碎片拼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琢磨出了将这么多人聚集起来的前因后果，这是一个关于一位无名大侠在印度商铺旁边被逮捕的引人遐想的神话。
这里的商铺都被建在山脊上，一排排的楼房面对面地站成一个巨大矩形方阵，中间的矩形空地留给了马车和顾客，市场的出入口则设在方阵的四角。山脊下有一块平原，那里是非洲人的地盘，那些楼房也同样被建成一个矩形方阵，中间的空地通常被用作周三和周六的集市。商人们把用于在集市日上交易的山羊和绵羊拴在两个市场之间的大斜坡上。这块区域显然已经变成了新闻交汇处，不断地振奋着这群说书人和听书人的神经。他们一致认为在警方铐住那个无名男人后，他们将他推进了卡车的车斗。
突然，那个男人从车斗里跳了出来然后撒腿就跑。这一出让警察们始料不及，他们赶紧将卡车掉头，开始追赶那个男人，警察们都拔出了枪对准那个逃犯。其中一些警察跳下了卡车，跑着追赶那个男人。但是那个男人在买东西的人群中东窜西窜，然后穿过两个店铺间的狭小缝隙逃入了印度市场和非洲市场之间的开阔场地。就在这里，警察向他开了枪。那个男人倒了下去，不过一会儿又站了起来，继续沿之字形向前跑。警察一次次地开枪，但是他一次次地站了起来，最后他如鱼入大海般地穿过羊群，跑下斜坡，穿过非洲市场，跨过铁轨到路的另一边，跑过利穆鲁巴塔鞋厂的拥挤的工人驻扎区，爬上山脊，直到毫发无损地消失在欧洲人繁茂的绿茶种植园里。这次追捕行动很快将这个无名通缉犯捧成了一位传奇人物。无数英雄主义的神话和关于魔法的传说在目击这个大事件的人们和从别处听说这件事的人们口中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我之前听说过很多关于茅茅党游击队肯尼亚1951年出现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组织。战士的相似传说，尤其是关于德丹·基马蒂茅茅党游击队主要领导人。的。不过直到那时，所有的魔幻故事都发生在遥远的尼亚达瓦和肯尼亚山中，从未有目击者亲口向我们讲述过这些事。就连我的朋友尼干迪，最见多识广的说书人，也没有说过他亲眼见证过那些他描述得栩栩如生的场景。我通常喜欢听故事而不是讲故事，但是这次，我却满心渴望向他人讲述这个无名大侠的奇事，不管是在饭前还是饭后。等下一次见到尼干迪的时候，我或许也可以成为一个说书人。
铁路道口上的X形栏杆缓缓地抬了起来。警铃呜呜作响，一辆列车呼啸而过。这提醒了兴奋的人群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赶。肯尼斯和我随着人群离开了，当我们独处的时候，他便即刻打破了一直萦绕着我们的神秘刺激的氛围。他置疑那个故事的准确性，他不喜欢人们传播和讨论那个故事的方式。肯尼斯认为事实和虚幻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他不认同将两者混合。当我们走到他家的时候，我们仍没有对这个故事的夸张程度达成一致意见。
最后我终于回到了家里。回到我的母亲万吉库、小弟弟恩津居、姐姐尼卓琪和嫂子查丽提的身旁。他们全都挤在火堆边。虽然肯尼斯对我泼了冷水，但我仍旧因为那个无名大侠而兴奋得有些晕头转向，他就像某个书中的人物一样。不过突如其来的饥饿感将我拉回到了现实世界。此时已过黄昏，晚餐应该很快就会被准备好。
食物很快就来了，母亲将晚餐盛在一个瓢碗中递给我，其间没有人说一句话。就连我那喜欢打小报告的弟弟也不吱声，闭口不提我日落后才回到家中的事。我想要解释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但是我得先平息肚子咕咕的抱怨。
最后，并没有人要求我为我的行为作出解释。我的母亲打破了沉默：哥哥华莱士·姆万吉，人们通常叫他好人华莱士，那天下午早些的时候经历九死一生。我们祈祷他在山中平平安安。全是因为这场战争，母亲说。
我出生于一九三八年，当时世界被笼罩在又一场战争的阴影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父亲是提安哥·瓦·恩杜库，我的母亲是万吉库·瓦·恩古吉。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家中二十四个孩子中的排行是多少。我的父亲有四个妻子，我知道我在我母亲的家中排行老五。在我之前我有大姐加冬妮，大哥华莱士·姆万吉，二姐尼卓琪和三姐加西露。我还有一个小弟，恩津居，我母亲的第六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孩子。
我对家的最早的记忆是那个宽广的庭院里连成一个半圆形的五座小屋。其中一座是我的父亲的，那里也是晚上山羊睡觉的地方。它是主屋，但并不是因为它比别的屋子大，而是因为它坐落在半圆形的直径轴的中央，与其他四间屋子相隔同等的距离。这间主屋叫做幸吉楼。我父亲的妻子们，也就是我口中的母亲们，轮流将食物送到我父亲的小屋中。
每座女人的小屋都根据不同的用途被划分出不同的区域：屋子中央是一个由三块石头堆砌起来的火炉，然后还有卧室和类似食品室的地方，一大块空间被用作羊圈，通常还有一块地是用于催肥那些为特殊场合准备的绵羊或山羊。每座小屋还有一个谷仓，那是一个建在桩柱上的小圆屋，墙壁都是用细树枝编起来的。谷仓是用于衡量富庶和饥馑的工具。在丰收之后，谷仓中会堆满玉米、土豆、大豆和豌豆。我们能通过谷仓中粮食的多少来知晓饥饿的日子是否即将来临。与庭院毗邻的是一个巨大的奶牛牛栏，旁边还有一些为牛犊搭的小牛棚。女人们收集牛粪和羊粪，把它们一齐倒在庭院入口旁边的垃圾堆里。历经多年后，这个垃圾堆逐渐变成了一座长满鲜绿的刺荨麻的小山。对那时的我来说这座小山丘巨大无比，每当看到成年人轻松地爬上爬下时，我都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山坡下面则一片草木葱茏。当我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我常常看着我的母亲们和年长的手足们穿过大门走进庭院。在我的心中，好像是这片森林具有神奇的力量，它能在早晨将人们吞进深处，而又在晚上毫发无损地将他们吐出来。一直到我能从庭院走到外面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片树林里有许多小径。人们告诉我树林的另一端是利穆鲁镇区，而再跨过铁路线，则是白人们的种植园，我年长的手足们在那里采摘茶叶以维持生计。
接着，这一切都变了。我不记得这些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还是突如其来的，但的确，一切都变了。奶牛和山羊是首先消失的，留下空荡荡的棚屋。垃圾堆不再是倾倒牛羊的排泄物的地方，却单单堆放生活垃圾。最后，它的高度不再像从前那么骇人，连我也可以毫不费力地跑上跑下了。还有，我们的母亲们不再去庭院附近的田地里做农活了，而是到离住宅区很远的地里去。我的父亲遗弃了幸吉楼，于是母亲们得历经长途跋涉才能将食物带给他。我还记得树木被砍倒，只留下光秃秃的树桩，土地被重新翻过，然后被种上了除虫菊。看着树林在除虫菊的侵蚀下慢慢消退让我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感受。更加不寻常的是，我的长兄长姐们按季节需求，开始在逐渐吞噬树林的菊地里工作，而之前他们不过在铁路另一边的欧洲茶园里干活。
这些地理上和社会形态上的变化并非有条有理地进行的，它们彼此之间有重叠，有穿插，让人一时无法理解。但是一段时间后，我还是理清并串联起了一些线头，就如我从迷雾中慢慢现身一般，事情的因果变得清晰起来。我了解到我们的土地并不完全属于我们；我们的住宅群其实属于一位非洲地主——地主教士斯坦利·卡华乎，也就是我们口中的斯坦利老爷；而我们则是“阿何伊”，意思是自由租户。我们是怎么成为自己土地上的“阿何伊”的？我们世世代代的土地被欧洲人夺走了吗？迷雾并未完全散开。
我的父亲是一个性情冷淡的人，他很少提起他的过去。母亲们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但她们似乎并不情愿泄露任何她们知道的关于父亲的细节。然而，我从人们的悄悄话、暗示以及偶尔的奇闻逸事中收集到的一点一滴，逐渐拼成了一幅描绘我父亲的人生和他那边的家人的简易图。
我的爷爷原本是个马赛族孩子。他为了逃避某种灾难，可能是饥荒，而作为战争赎金、一名囚犯或孤儿流浪到一片位于木兰格的吉库尤宅地。一开始，他并不会说吉库尤话，而他常常念叨的一些马赛词汇在吉库尤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像是“图库”或“图库卡”，于是他们给他起名叫恩杜库，意思是经常说图库的孩子。他甚至还被给予令人尊敬的氏族名：姆万吉。他们说，爷爷恩杜库最后娶了两位妻子，她们都叫万格茜。他与其中一位万格茜生育了两个儿子，恩津居，也就是我们经常称呼的木库鲁伯伯，以及我的父亲提安哥。他们还育有三个女儿，万吉鲁、恩吉瑞和瓦利姆。他的第二个万格茜也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卡利琪和姆万吉·卡鲁提亚，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医生姆万吉，这是因为他日后成为了一名包皮切割手术的专家，并且在整个吉库尤和马赛地区行医。
命运并没有给我见恩杜库爷爷和万格茜奶奶的机会。一种神秘的疾病肆虐了整个地区。我的爷爷是最早离世的人之一，他的两个妻子和女儿万吉鲁紧随其后。临终前，我的奶奶深信这个家族被某个历史久远的致命诅咒或某个嫉妒的邻居施展的妖术笼罩——不然人怎么可能发一次高烧就撒手人寰呢？她要求我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去寻求那些早先逃离到卡贝特的亲戚们的庇护，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亲戚中包括他们的姐妹恩吉瑞和瓦利姆。奶奶还要求他们发誓此生不回木兰格，并且向他们的后代保守对祖籍的秘密，这样他们的子孙就不会心生回到家族土地的念头，也就不会面临同样的厄运。这两个男孩并未辜负他们的母亲：他们逃出了木兰格。
多年后当我读到《旧约》中关于大规模的灾难的故事时，我才开始慢慢理解这种杀死我的祖父母并且让我父亲背井离乡的神秘疾病。那时候，我会想象我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像《圣经》里的人物那样加入某个远离瘟疫的大逃亡，去寻找乐土。但是当我读到阿拉伯奴隶贸易、传教士探险家，甚至一些更伟大的人物，比如一九○七年的年轻气盛的丘吉尔、一九一○年的T.D.罗斯福以及一连串的后来者，我又重新想象我的父亲和叔父是两位身配弓箭的冒险家，在同一条路径上反复探索，躲避猎人的追杀，与潜行捕食的狮子打斗，从滑溜的毒蛇口中九死一生、从覆盖了无数山谷和山脊的原始森林中勇敢地劈开野荆棘丛，杀出一条血路，直到他们突然站在辽阔的平原上。他们心怀敬畏和恐惧。在他们眼前呈现的是高高低低的石头建筑、被不同形状的马车和不同种族的人——有黑人也有白人——挤得水泄不通的道路。一些白人坐在马车里，由黑人们前拉后推地让马车行进。这些一定就是白鬼，我们叫他们“秘诅蛊”，而这个地方，内罗毕，他们之前听人说过是从地球的肠子里跳出来的。但是他们怎么也无法想象到这一条条的铁轨和那些吐出火焰且偶尔还发出令人血液倒流的叫喊声的怪物们。
内罗毕就是被怪物创造的。一开始，它还只是个因为建造铁路而形成的原材料集散中心和周边行业的聚集地，但它很快便扩展成一个拥有上千非洲人、上百亚洲人以及一小部分脾气暴躁的欧洲人（他们才是这里的主子）的城镇。到一九○七年，当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亨利·坎贝尔·班纳曼亨利·坎贝尔·班纳曼（1836—1908）：1905—1908年担任英国首相。的议会副部长掌管英属殖民地时，他来到年仅九岁的内罗毕，他写道，所有在内罗毕的白人“都是政治家，而且大部分是政治党派的领袖人物”。此外，他还表示对“一个如此年轻的贸易中心能够引起那么多各不相同且互相矛盾的利益关系，以及一个如此小规模的社区能够表达出如此有活力，甚至激烈的意见”作者注释：参阅温斯顿·S.丘吉尔《我的非洲之旅》（里奥·库伯著，1968），第18页。的怀疑。
平原上的这些现代楼房对兄弟俩的影响大相径庭。当时他们寄居于在乌苏鲁的阿姨的屋檐下。一段时间后，我的叔父离开了城镇的喧嚣，去尼德亚和利穆鲁的偏远地区寻找发迹的机会，并以卡拉乌家族作为他的基地。而我的父亲则深深地被城镇中心的生活和其中肤色迥异的居民迷住了，于是选择留了下来。最后，他找到了一份在一幢欧洲住宅里当家仆的差事。同样的，关于这段在白人房子里的人生经历我知道的并不多，我只听人说过他是如何逃脱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命运的。
一八八五年的柏林会议将非洲按照欧洲各国的实力强弱划分给了不同国家，自从那时起，德国和英国就一直在东非的殖民地问题上处于互相敌对状态。这一点由两个冒险家很好地证实：一位是卡尔·彼得斯，一八八五年建立了德国东非公司；另一位是在由威廉姆·麦金农爵士威廉姆·麦金农爵士（1823—1893）：英国商人，在印度和东非地区，有雄厚的商业实力。于一八八八年创建的英国皇家东非公司工作的弗雷德里克·卢加德。这两个私立公司为自己的利益开拓出大片领地，并声称他们各自令人尊敬的领袖俾斯麦俾斯麦（1815—1898）：1871—1890年间任德意志帝国宰相，人称“铁血宰相”。和格莱斯顿格莱斯顿（1809—1898）：1868—1874、1880—1885、1886以及1892—1894年间任英国首相。只提供了“微不足道”的支援。这些领地后来被建成不同的国家，也就是说，被殖民化了。而当母国咳嗽时，这些殖民体系的产儿相继感染了不可抑制的流感。所以当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一名名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的塞尔维亚学生在萨拉热窝刺杀弗兰兹·菲尔迪南，当时奥匈帝国的继承人后，一场在剑拔弩张的帝国之间的欧洲战争最终爆发了。坦噶尼喀现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和肯尼亚这两个殖民国家站在他们各自的母亲的那一边，向对方宣战。德国军队由封·莱托-福尔贝克将军率领，他们与由扬·史末资将军带领的英军对抗。但这不仅仅是欧洲殖民者之间的战争——毕竟他们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都不到。他们征用了大量非洲人为他们的士兵或英国工程兵团的成员。非洲士兵的死亡人数——不管是在战场上牺牲还是由于染上疾病和其他生理问题——远远超过欧洲士兵的死亡人数。他们在战争中的牺牲几乎无人记得，除了在那些他们安营扎寨的地方，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曾为坦桑尼亚首都。，卡里奥库（斯瓦希里语中对英国工程兵团的称呼）这个名字永远被人铭记。由于非洲人被强迫加入一场他们不明缘由的战争，许多人像我父亲一样都想尽办法不被卷入其中。每次我父亲知道自己要去体检时，他就会嚼一种特别的树叶，这种树叶能将他的体温提升到警戒水平。但是，也有其他的故事证明他的白人雇主因为不愿失去父亲这个家仆而故意对他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这个历史事件以及我父亲的同辈人来看，我推测出他是在一八九○到一八九六年之间出生的，这正是维多利亚女王在她的首相——罗伯特·塞西尔，索尔兹伯里的第三任侯爵——的帮助下，接管了当时的公司“财产”，并将它命名为东非保护国，并在一九二○年更名为肯尼亚殖民地和保护地。对英国殖民权的高效性的最好证明则是从基林迪尼到蒙巴萨的乌干达铁路的建成——那条承载着我父亲看到的口吐烈焰、声嘶力竭的怪物的高速通道。
提供我父亲工作的那个内罗毕是归属权的转移以及铁路完工的共同结果，这条铁路从一九○二年起就承担着减轻白人们向内陆转移的交通压力的任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就是一九一九年六月签订《凡尔赛条约》之后，当年的白人士兵们被授予非洲土地，即使其中一些土地实际属于幸存的非洲士兵。这一举动加剧了强制征用不动产的恶行，增加了强制性劳工的数量并且创造出一批“自由租客”，这样的租客其实就是寄居者。作为对栖身地的交换，寄居者们被迫成为廉价劳动力，并且将粮食卖给白人地主，价格由地主决定。这种由白种外来人主导的社会构架自然引来了非洲人民的反抗，当时最著名的反抗组织是东非联盟。联盟成立于一九二一年，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非洲政治组织。它的领导人哈里·图库让所有非洲劳动人民看到了未来，其中包括我的父亲。从他身上，非洲工人阶级这股在肯尼亚历史舞台上新兴的社会力量发出了第一声呐喊。自然的，我的父亲是这支正在崛起的队伍中的一员。图库为联合西方力量，主要是美国，与马库斯·加维的全球黑人促进协会建立联系；而在东方，他与甘地的印度民族主义达成联盟。后者联系的建立是通过一位当地印度领袖马尼拉尔·A.德赛实现的。他的一举一动被当时的殖民地秘密警察严格监控，并且在经过伦敦殖民办公室的讨论后被定论为对白人权力的极大威胁。甘地和图库几乎同时在他们各自所在的国家里发起非暴力反抗。为了切断肯尼亚与甘地的民族主义及加维的黑人自治主义间的联络，英方在一九二二年三月逮捕了图库并将他驱逐至基斯马尤，今天的索马里境内，他在那里度过了七年时光后抑郁而终。这或许只是个巧合，但令人回味的是仅仅在图库被捕后的几天内，甘地于三月十日也遭到逮捕。工人们对图库被捕的消息做出激烈反应，在内罗毕中央警察局的外面发起了大规模抗议。在一些当时正在诺福克酒店的露台上喝酒的殖民者的起哄下，警方射杀了一百五十名抗议者，其中包括一名女性领袖——念吉鲁·穆托妮。我并不知晓我的父亲是否在这场大游行、大屠杀现场，但是他毫无疑问地受到了接下来当地工人发起的大规模罢工的影响。这些工人是白人统治者所依赖的唯一劳动力来源。我的父亲干脆逃离了内罗毕，远离这些蠢蠢欲动的政治骚乱，就像当年他逃离瘟疫、逃离一战的魔爪。他最终追随他的兄长来到了利穆鲁偏远的安全地带。
但是内罗毕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父亲从他的白人雇主那里学到了几个有意思的英语词汇和短语——“bloodyfool”该死的笨蛋。“nigger”黑鬼。和“bugger”破事儿。。他将它们编进了吉库尤话，于是就变成了“布拉迪布”“尼格”和“巴哥”，不仅如此他还毫不忌惮地在任何一个惹他生气的孩子面前使用这些词。他从先前的工作中积攒下了足够的钱去买几头山羊和奶牛，它们后来又繁育出了更多的山羊和奶牛。所以当他离开首都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由他的哥哥照料的成规模的牧群了。最终，我的父亲从恩加姆巴·齐布库手中买下了一块利穆鲁的土地。他按照传统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用几头山羊和恩加姆巴达成了口头协议。之后，恩加姆巴将同一块地又卖给了斯坦利·卡哈乎教士和他的兄弟爱德华·玛屯毕。斯坦利是最早一批改信基督教的人之一，也是位于吉库尤的苏格兰福音会教堂的毕业生之一。爱德华则发迹于莫洛，他靠伐木、锯木材，以及为欧洲客人制作屋顶木瓦赚了不少钱。虔诚的卡哈乎是否知道恩加姆巴将同一块土地卖给两个人：第一次以山羊作为交换卖给我的父亲，另一次以现金卖给他？不管他是否知晓此事，两次转卖土地的行为在我父亲和卡哈乎两位买主之间形成了长久的对峙关系。
他们决定让库拉的当地仲裁法庭决定谁是土地的真正主人，然而这样的庭审是一件“剪不断、理还乱”的事。虽然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好多年，但是每一次庭审都是围绕着接受合法的书面文书还是口头证词展开。最终言语和传统输给了文字和现代。一张纸质的土地契约，不管它是如何得来的，都胜过了口头约定。卡哈乎成为了合法的主人；我的父亲则仍旧拥有对住宅区的非世袭永久居住权，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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