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家(赵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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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咸立强|责编:任益|总主编:柳斌杰
出版社人民
ISBN9787010208077
出版时间2020-03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69元
货号30826817
上书时间2023-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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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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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初掌泰东图书局
一、泰东图书局的门市店与编辑所
二、谷钟秀担任总编辑时的泰东图书局
三、有能耐的人都去当官了，书局留给了赵南公
四、追逐武侠言情出版热潮
五、出版传承中求变化
六、出了一本畅销书
第二章 重建理想的新泰东
一、创办新潮社与《新的小说》
二、创办新人社与《新人》月刊
三、出版“新人丛书
四、多方开拓发行业务
五、锲而不舍招揽李凤亭
第三章 威了创造社的“摇篮
一、聘请成仿吾，结果多来了一个郭沫若
二、标点《西厢》
三、王靖还是郭沫若，只能选一个
四、开启“创造”之门
五、支持创造社“打架
第四章 泰东出版“一时如狂飙突起
一、规模非凡的“创造”系列丛书
二、《女神》一出，诗坛震荡
三、出版《沉沦》：给文学界吹来不同的新空气
四、与创造社同人的出版纠纷
五、点亮《红烛》出《浅草》
六、筹建新书业公会
第五章 赵南公的书局管理
一、没有明确说法的合作
二、喜欢给员工找兼职的赵南公
三、出版方向摇摆不定
四、处理书局内发生的盗窃事件
五、赵南公的商会活动及社会改造梦
第六章 落地的麦子不死
一、出版“狂飙丛书第二
二、书局内出版持续时间最长的杂志
三、出版《社会科学杂志》
四、在红色出版浪潮中
五、从泰东走出来的书局
六、“复兴”的火花与最后的没落
结语
赵南公编辑出版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赵南公(1882—1938)闸北曲阳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活动，曾担任上海四马路商联会会长、广肇公所
董事、上海市政府委员等职。1914年参与创办泰东图书局，1916年起任总经理，从此独自掌管泰东图书局
20余年。泰东图书局凝聚了赵南公毕生的心血，它不仅是孕育新人社、上海新潮社、创造社、白露社等众多新文学社群的“摇篮”，也是光华书局、创造社出版部、儿童书局、群众图书公司等众多现代出版发行机构的“孵化”基地。作为出版界的“先进”，文化界的“战士”，出版家赵南公对促进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与新书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书通过详尽梳理赵南公的出版活动，展现了他的出版思想和出版理念。
精彩内容
第一章初掌泰东图书局
1981年，沈俊盛与他人合作，一起绘制了一份《解放前福州路(文化街)一览》。这幅一览图反映的是“1948年至1949年初上海福州路一带书店分布状况”，本书借鉴这幅一览图直观地呈现泰东图书局当年的地理位置。
这幅一览图反映的主要是“1948年至1949年初”坐落在福州路上的书店，那时候泰东图书局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可以通过“图注”找到泰东图书局的旧址。“图注6”标注的便是“泰东图书局旧址”，即山西南路与福州路交叉口位置。其实，所谓泰东图书局的旧址，指的只不过是泰东图书局开设在福州路上的门市店曾经所在的位置。
随着赵南公的逝世，泰东图书局正式成为了历史名词，泰东图书局旧址早已面目全非。后人虽然能够按图索骥，却不能凭空想象泰东图书局门市店的真实模样。在泰东图书局的出版物中，有一幅没有署名的插图，所画即泰东图书局。这张素描式插图的存在，多少为后人想象当年泰东图书局的模样提供了一个参照。
赵南公苦心经营的泰东图书局，现在只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记忆中的模样，常常是言人人殊。不同人的回忆叙述中，泰东图书局的历史面相往往各不相同。萧聪和曹聚仁两个人，都曾以1922年的福州路为锚点，回忆自己见到过的上海的书店。他们对泰东图书局的叙述，便是大异其趣。
1947年，萧聪回忆说：“在二十五年前，当号称文化街的上海四马路上鳞次栉比的书店橱窗里正满摆着言情小说和黑幕大观的时候，能够不为时风所左右，严肃地出版着性质纯正的书籍的，除了已故赵南公先生所经营的泰东图书局之外，还有一家亚东图书馆，它的主持人就是汪孟舟先生。”①文中的汪孟舟的“舟”字为“邹”之误。萧聪在文章中说“二十五年前”，从1947年倒推25年，正是1922年。
文化街上的书店鳞次栉比，萧聪赞赏的是泰东图书局和亚东图书馆。在追逐新潮的海派文化中，赵南公执掌的泰东图书局是上海出版界中趋新的先锋，同时也是中国出版界的先锋。北京虽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的出版中心是上海。“因为在全国中它是最拥有多量的印刷工具者：又是对内对外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口岸，故输入纸张等原料便利低廉，而印成的东西更容易分送到各处去。再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因为上述两种缘故的绵延，使上海出的杂志都带有普遍性而不是地方性的，于是尊重了上海出版物的地位。”“上海出版界充分代表了全中国，握有供给全中国的知识的钥匙。”赵南公执掌泰东图书局长达二十余年，引领新文化出版潮流的辉煌时期也有三四年。作为出版界的弄潮儿，赵南公和泰东图书局之名一度远播成都、长沙，甚或南洋等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曹聚仁回忆上海的出版业时说：“五十年前(清末民初)，上海的商业中心在棋盘街。直到笔者来到上海(1922年)时，上海租界向西向东北延伸，南京路上的繁荣，已经代替了棋盘街。在我们记忆中，提到了棋盘街，就等于说是提到了全国出版业的中心。(也好似提起了望平街，即唤起了新闻事业中心的印象。)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两家书业重镇，雄踞在福州路(四马路)、河南路的转角上；在从前，我们应该从‘商务’、‘中华’数起，往南再说到文明书局、群益书社、民智书局、扫叶山房、中华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作纵的伸展；后来呢，却沿着福州路作横的发展，从黎明书局算起，‘开明’、‘大东’、‘北新’、‘世界’、‘科学’、‘生活’，一直到福州路西头，还有那家大规模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其他小型书店，如‘光明’、‘现代’、上海杂志公司、‘春明’，不下五六十家。这里说的便是上海图书出版业繁荣的状况。如此众多的出版社和报刊，必然有一支庞大的编辑记者队伍，这便形成了上海出版家群体。中国80％以上的书店集中在上海著名的四马路(即福州路)南北方向的两三个街区，长久以来一直被称为‘文化街’。”曹聚仁列举了一系列的书局，却没有提及泰东图书局。曹聚仁1922年来到上海，正值泰东图书局推出“创造”系列丛书、出版《创造》季刊的时候，为何曹聚仁不提泰东图书局？是时间淡化了记忆，还是曹聚仁本就不以泰东图书局为然？
泰东图书局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出版机构，赵南公在泰东图书局的发展中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的文献史料所呈现给人们的，是泰东图书局不同的历史面影。在研究者们的叙述中，有些历史的面影会愈加清晰，而有些历史的面影却可能会愈加模糊。完全还原历史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太过主观地叙述历史则又会失去历史。本书力图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规约中描绘赵南公与泰东图书局的历史面影，为他们立下一个恰如其分的塑像。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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