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评传/国学大师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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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炎生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50011830
出版时间2015-03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定价27元
货号3138780
上书时间2023-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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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前言
第1章 早年的文化薰陶
1.1 “山地的孩子”
1.2 在寻源书院
1.3 在圣约翰大学
第2章 出国游学前后的文化汲纳
2.1 在清华学校
2.2 在哈佛大学
2.3 在乐魅索、耶那和莱比锡大学
第3章 重返北京初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它
3.1 执教北京大学
3.2 提倡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学
3.3 研究语言学
3.4 首倡幽默
3.5 批语泰戈尔的说教
第4章 《语丝》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致力于社会批评
4.1 参加《语丝》
4.2 主张彻底改造“国民性”
4.3 斥责绅士名流的“高调”
4.4 抨击“勿谈政治”
4.5 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正义斗争
4.6 “首都革命”中的勇士
4.7 “费扼泼赖”——由赞同到摈弃
4.8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悲愤
4.9 “打狗运动”的急先锋
4.10 对执政府和“叭儿狗”的总攻击
4.11 被迫逃亡
第5章 在厦门大学和武汉革命政府期间的文化活动
5.1 出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院总秘书
5.2 继续从事语言学研究
5.3 反对扼杀国学研究
5.4 “没有尽到地主之谊”
5.5 终于离开厦门大学
5.6 “投身加入武汉的国民政府服务”
5.7 抨击“东方文明”
5.8 “对那些革命家也感到腻烦”
第6章 到上海后的国学研究和对东西文明的态度
6.1 重逢鲁迅与在中央研究院任职
6.2 不满黑暗现实
6.3 《子见南子》事件
6.4 语言学研究取得新的成果
6.5 在东吴大学任教和编写英语教材
6.6 论东西文明
6.7 论白璧德的古典主义与克罗齐的表现主义
第7章 《论语》前期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
7.1 创办《论语》
7.2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宣传主任”
7.3 欢迎萧伯纳
7.4 讥评时政
7.5 进一步提倡幽默
7.6 提倡性灵
7.7 提倡语录体
7.8 提倡俗字(简体字)
第8章 创办《人间世》、《宇宙风》和写作《吾国与吾民》
8.1 创办《人间世》
8.2 畅谈小品文的特性
8.3 西方小品文艺术和中国小品文传统
8.4 “到底是前进的”
8.5 创办《宇宙风》
8.6 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
8.7 重视古代文化遗产
8.8 “尽了它们的使命”
8.9 《语言学论丛》和《大荒集》《我的话》出版
8.10 《吾国与吾民》的写作由来
8.11 《吾国与吾民》的不同反响
8.12 《吾国与吾民》是一部怎样的书?
8.13 举家旅美
第9章 在海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宣传抗日救国
9.1 旅美之初
9.2 《生活的艺术》轰动美国
9.3 《生活的艺术》的内涵
9.4 宣传抗日救国
9.5 编写《孔子的智慧》
9.6 充满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正气歌——《京华烟云》
9.7 传统文化成为抨击法西斯的武器
9.8 回到重庆
9.9 《中国与印度的智慧》和《啼笑皆非》
9.10 再回重庆
第10章 继续在海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
10.1 以传记形式介绍中国文化——《苏东坡传》
10.2 编写《老子的智慧》
10.3 译介中国古代小说名作
10.4 三次荣获荣誉博士学位
10.5 严肃的历史传记——《武则天传》
10.6 初次访台和反对制造“两个中国”
10.7 到华盛顿讲演和遨游中南美六国
10.8 乡愁益浓
10.9 结束旅美生涯
第11章 在台湾从事文化活动的新绩
11.1 定居台湾
11.2 《无所不谈合集》
11.3 《红楼梦》研究
11.4 主张“回复孔孟面目”
11.5 提倡整理汉字
11.6 主编《当代汉英词典》
11.7 饮誉国际文坛
11.8 告别世界
附录一 林语堂学术行年简表
附录二 参考资料
后记
内容摘要
《国学大师丛书》，你绕不开的一座高峰，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眼指路！大师们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刘炎生编著的《林语堂评传》以林语堂一生的主要经历为经，以他的国学研究活动为中心内容，将他的社会批评活动和文学活动穿插其中，全面评述了他在语言学、文艺学、文化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观点和著述，阐述了他向西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
精彩内容
林语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年间，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不仅广泛地接触了西方文化，而且“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埋头研读中国哲学和语言学”，因而思想“飘浮在中国觉醒的怒潮里”，思考过有关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他曾说：“我很久要
找一个字来代表中国混沌思想的精神及混沌思想的人的心理特征，来包括一切要以道德观念压死思想的人使他们归成一类，而千思苦求不能得，终于没有法子想，只得暂收它搁在脑后。”这实际上就是指国民性问题。
1924年底，林语堂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和认识。
一天傍晚，他因觉得疲倦，到街上闲步，又因天气好，凉风习习，越走越有兴味，走过东单牌楼，东交民巷东口，直至哈德门外，而这时他立刻产生了“退化一千年”之感。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已没有了亮洁的街道、精致的楼房，有的是做煤球的人、卖大缸的人、挑剃头担的人，摆摊的什么都有，相命、占卦、卖曲本的，卖旧鞋、破烂古董、铁货、铁圈的，也有卖牛筋的，还有羊肉铺的羊肉味，烧饼的味，街中灰土
所带之驴屎马屎之味。正在这时，忽然吹来了一阵风，“将一切卖牛筋，破鞋，古董，曲本及路上行人卷在一团灰土中，其土中所夹带驴屎马屎之气味布满空中，猛烈的袭人鼻孔”。
于是，他顿时产生了一种“觉悟”：“所谓老大帝国阴森沉晦之气，实不过此土气而已。我想无论是何国的博士回来卷在这土气中央决不会再做什么理想，尤其是我们一些坐白晃晃亮晶晶包车的中等阶级以上的人遇见这土气，决没有再想做什么革命事业的梦想。”这是他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得到的一种带有哲理性的认识。他把这一认识，称为“无意间得关于本国思想界的重大发明，使我三数年来脑中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临时得一最正当完满的解决，如心上去了一个重负，其乐自非可言喻”。实际上，这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甚至可以说他是带着这一
发现步人中国思想界的活动的。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一向敬佩孙中山的林语堂与数万北京人民一起瞻望孙中山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心情异常激动。于是，他于3月29日写了《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一文，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从这篇文章看来，他这时已开始思考着怎样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他肯定了鲁迅所强调的“思想革命”是对的，但认为“性之改造”是一个更难的途径。所谓“性之改造”，即去除中国人的“惰性慢性”，变为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救国救民的“急躁性”。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具有“惰性慢性”，是因为深受传统的“中庸哲学”和“乐天知命”思想的影响。“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惰性之结晶，中庸即无主义之别名，所谓乐天知命亦无异不愿奋斗之通称。”这可谓深刻揭示出这些传统思想的实质及其弊害。因而，他主张摆脱封建传统
的精神桎梏，形成一个“精神复兴”运动，使“现代惰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他的这些认识，无疑是有见地的。钱玄同曾在《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一文中，称赞他的看法启发了自己的思路。
同年4月7日，林语堂又写了《给玄同的信》。这是他读了刘复与钱玄同发表在《语丝》第20期上讨论国民性的文章，即《巴黎通信》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后写的。刘复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救国是靠“洋方子”还是靠“自己”。
他赞赏周作人说过的一句话，即“我们已经打破了大同的迷信，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并说，“我在国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这句话”，“我们虽然不敢说：凡是‘洋方子’都不是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也就太少。至少也可以说：凡是脚踏我们东方的，或者是眼睛瞧着我们东方这一片‘秽土’的，其目的决不止身人地狱，超度苦鬼”。他之所以说这番话，是有感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欺负，具有鲜明的反帝倾向。
但也有明显的片面性，即认为当时中国人中看重西方文化的人太多，看重中国文化的人太少，显然多少存在着排外和维护旧传统的思想意识。
钱玄同的看法却与刘复有所不同。他表示赞同若英国人和俄国人“踢我一脚，我便还他一口”的态度，但认为刘复说的“只有自己可靠”的“自己”，应是“指各人独有的‘我自己’”，而不是“指中国人共有的‘我们中国’”“中国国民内固然太多外国人，却也太多中国人”，“应打破国家底迷信”，不应借“爱国”之名来反对“洋方子”，复活“国故”，“对于帝国主义底压迫绝对应抗拒的，但同时更绝对应该‘要针砭民族（咱们底）卑怯的瘫痪，要清除民族淫猥的淋毒，要切开民族昏聩的痈疽，要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这是启明的话）”。应该爱“欧化的中国”，不是遗老遗少“要‘歌诵’要‘夸’的那个中国”。这一番话的旨意，归根结底是反对排外和复古，主张借鉴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来改造落后的国民性，使中国成为“欧化的中国”，即具有现代文明的中国。P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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