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死亡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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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炳哲
出版社中信
ISBN9787521753844
出版时间2023-07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58元
货号31789874
上书时间2023-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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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德国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于韩国首尔，80年代在韩国学习冶金学，之后远渡重洋到德国学习哲学、德国文学和天主教神学。他先后在弗莱堡和慕尼黑学习，并于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获得弗莱堡大学的博士学位。
2000年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2010年任教于卡尔斯鲁厄建筑与艺术大学，2012年起任教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18—20世纪伦理学、社会哲学、现象学、文化哲学、美学、宗教、媒体理论等。作品被译成十几种语言。西班牙《国家报》（ElPaís）誉其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
清新的文风，清晰的思想，深察洞识，切确而犀利的论述，这都让韩炳哲对于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分析批判，显得尤其重要而富于启发。
目录
资本主义与死亡驱力
为什么今天不可能发生革命？
对人的全面剥削
在数字化全景监狱里
唯死亡之物才透明
数据主义和虚无主义
虚空之苦
跳跃的人
难民来自何处？
野蛮人的国度
谁是难民？
美在陌生者之中
万事皆匆促
爱欲击败抑郁
资本主义不喜欢安静
注 释
韩炳哲著作年谱
内容摘要
我们今天所谓的增长，是一种臃肿的/肿瘤式的增长，像增生的癌细胞扩散到社会的各个组织系统。这种无休无止的扩散和增长却有着一种令人费解的、致命的活力。但它如今越来越不再是一种生产力，而毋宁说是一种毁灭的力量。
资本主义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它的毁灭性力量导致了生态的和社会的巨大灾难，同样带来了精神上的崩塌。毁灭冲动与自我肯定和自我毁灭结合在一起，使我们寻求自我优化直到死亡临头。残酷的竞争以毁灭为终点，它导致了一种与他人也是与自己的冷漠和疏离。
资本主义的毁灭性结果表明，在工作中有一种死亡驱力。弗洛伊德最先将这个概念引进精神分析领域，最终他承认这渐渐变成了他思想的核心，他再也无法跳出这个范畴进行思考。今天，我们也无法再跳出这个概念来思考和批判资本主义。
这些敏锐的而且往往令人不安的思考，带领读者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的黑暗核心，无处不在的监控和个人需求的即时满足最终威胁了人类的生命活力。
——威廉姆·戴维斯，《焦虑国度》作者
精彩内容
精彩句段面对人类的毁灭狂热，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Schnitzler）将人类比作细菌，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如同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增长和自我毁灭合而为一：“或许可以设想，对于某种我们在其中发现了自身存在的条件、必要性和意义，但无法完全理解的高等有机体，人类相当于一种疾病；这种疾病试图摧毁那个有机体，而且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势必要将其摧毁，就像细菌试图消灭‘患病’的人类个体。”人类严重丧失了辨识力，只能认清较低等的秩序，面对更高级的秩序时则像细菌一样盲目。因此，可以将人类历史视作一场“与神性的永恒斗争”，神性“必然会被人类消灭”。（P1-2）沙米索（Chamisso）的中篇小说《彼得·施勒米尔奇遇记》（PeterSchlemihlswundersameGeschichte），可以当作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寓言来读。施勒米尔把自己的影子卖给了魔鬼，换来了一袋取之不竭的金子。这个钱袋象征着无穷无尽的资本，与魔鬼做的交易其实是与资本主义达成的契约。无限的资本把代表着身体和死亡的影子变得杳无踪影。然而施勒米尔很快意识到，没有影子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他像个游魂一样在世界各地流浪。这个故事传达的寓意是：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故事结尾的告诫：“你，我的朋友，你要想活在人间，首要得学会敬畏你的影子，然后才是钱财。”（P9-10）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雇主，孤立无援，这种孤独构成了目前的生产方式。过去，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但企业内部可能依旧团结。而今，每个人都在与他人竞争，即使在企业内部也是如此。这种绝对竞争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却破坏了团结和集体精神。（P23）我们不得不再次严肃认真地问自己，究竟想要过怎样的生活。继续听命于全面监视和全面剥削，从而放弃我们的自由和尊严吗？现在是时候组织起来，对迫在眉睫的数字化极权主义进行一次集体抵抗了。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Büchner）的话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我们就是被未知力量操控的提线木偶，一丝一毫都不是我们自己！”（P33-34）没有创伤的爱难以想象。爱会打击、伤害我们。今天，他者被认作受伤的根源，于是我们避开他者。然而，被我们拒斥的伤害无可避免，它会以自我伤害的形式反复出现。比起他人造成的伤害，自我伤害至少能够以可控的方式发生。（P60）跳跃的人DerspringendeMensch近年来我们常常注意到一个现象，拍照时人们总是在镜头前拼命地跳跃，尤其是年轻人。在谷歌上输入英文或德文“跳跃的人”，会出现无数悬空照，各式各样，令人惊叹。在镜头前跳跃似乎已如流行病一般蔓延开来。
为什么今天的人要在镜头前跳起来？我们不是受倦怠和抑郁所困吗？他们是因为开心喜悦而跳吗？跳跃是社会活力增长的表现吗？抑或这些跳跃是自恋式自我的病态抽搐？
从前拍照主要用作留念，人们以规矩得体的姿态面对镜头，似乎没人有过跳来跳去的想法。人们留住那片刻为的是今后还能记起。为了凸显事件，人们收起自我，退隐到要纪念的瞬间或情景之后。没有人想要表现自己，甚或展示自己。没有人在博取关注。从前的照片具有的是膜拜价值（Kultwert），而非展示价值（Ausstellungswert）。
瓦尔特·本雅明在其名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摄影的展览价值正全面取代膜拜价值。“但膜拜价值并非毫无反抗就让位，而是退守最后一道防线—‘人像’（Menschenantlitz）。肖像是早期摄影的核心，这并非偶然。在对远方或已故爱人的怀念性祭仪中，照片的膜拜价值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在人面部的瞬间表情中，旧时的照片最后一次散发出灵光（Aura）。这便是它那忧郁的、无可比拟的美。然而，一旦人像从摄影中退出，展示价值便毫不犹豫地凌驾于膜拜价值之上。”对于服务于祭仪之物，其存在比被展示和被观看更重要。它们的膜拜价值取决于存在，而非展览。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万物皆已成为商品，必须被展示才能存在，展示价值被绝对化了。一切悄无声息、停留于自身之物都不再有价值。物只有被展示、被观看才会获得价值。人的行为也像商品，人们展示自己，生产自己，以增加其展示价值。
今天，具有膜拜价值的人像已彻底从摄影中消失了。脸书（Facebook）的时代把人像变成了一张完全服务于展示价值的脸（face）。脸是一种展示性面孔，没有凝视的“灵光”，只是人像的商品形式。凝视富有一种内向性、一种自持和距离，因此凝视不具备展示性。如果要将人的面孔商品化为所谓的脸，就必须消除凝视。
只有从展示癖这一现象中，才能理解为什么如今人们在镜头前跳来跳去。用于怀念性祭仪的瞬间或事件消失了。每个人都在博取关注，展示自己。“我”成为一个品牌。这使摄影变成了无世界性的（weltlos），世界沦为衬托自我的背景。
当今的摄影没有记忆和历史。它似乎总是处在争分夺秒的状态，时间结构一反既往。它缺乏时间的深度和广度，只专注于瞬间情绪的“此时此刻”。它没有叙事性，仅有指示性。人在跳起来的时候，整个身体就像指向自己的食指。
在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看来，“它存在过”（Es-ist-so-gewesen）表达了摄影的真谛。这赋予摄影以崇拜价值。然而，数码照片却没有年龄、经历和死亡。它始终在场，永远在当下。它不再是记忆媒介，而是充当陈列橱窗一般的展览媒介。
尼采在残篇《无家的乡愁——漫游者》（DasHeimwehohneHeim-DerWanderer）中写道：“他们曾经从无中为自己创造出上帝——难怪！他们的上帝现已归于乌有。太仓促了，像跳跃的蜘蛛猴。”尼采也称这些蜘蛛猴为“末人”。他们就好像“跳来跳去”的“畜群”（Herde），“被快乐和不快牵制，就像被拴在了当下的桩子上”。如今，尼采的“末人”在镜头前跳跃。一种新人类出现了：智人（Homosapiens）—跳跃的人。从名称来看，跳跃的人和智人同源，但智人具有的悟性和智慧的德性在他们身上全无体现。他们跳跃是为了博取关注。
万事皆匆促Alleseilt由于不安定，我们的文明堕入了一种新的野蛮。劳作者，即不安定者，比任何时候都风光。所以必须对人类的特质进行必要的修正，使安逸的因素得到大规模的加强。
——弗里德里希·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不是所有的时间形式都可以加速。对仪式性的行为提速是一种亵渎。礼俗和仪式有自己的固有时间、韵律和节奏。
一切与季节相关的行为活动也无法加速。爱抚、祈祷或仪式列队（Prozession）不能加速。所有叙事的过程，包括礼俗和仪式，皆有自己的时间。与计算不同，叙事不容加速。加速会破坏叙事的时间结构，即叙述的韵律和节奏。
信息处理器（Prozessor）可以随意提速，因为它的工作方式是纯粹加法式的，而不是叙事性的。它与仪式列队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此，后者是一种叙事性的事件。今天，一切礼俗和仪式都被抛弃了，因为它们阻碍了信息、交流和资本的高速循环。所有不服从效率逻辑的时间形式都被淘汰了。
加速是当今时代危机的代名词，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减速的做法已被提出，并且到处受到推崇。然而，真正的时代危机并非加速，而是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些无法加速的时间形式，那些能让我们体验持久性的时间形式。如今，所有的时间都变成了工作时间，它是可以加速和充分利用的时间形式。在这一现状之下，任何减速做法都不会创造出另一种时间。减速做法只是减慢了工作时间，并不是将其转化为完全不同的时间。
如今，体验持久性近乎不可能，因为工作时间不容许这件事发生。工作时间不是叙事性的，而是一种加法时间，一种被堆叠起来的时间。持久性的缺席令我们觉得万事都在加速。然而，持久性消失的原因并非加速，那不过是人们的误解。确切地说，正因为时间不再有任何驻留，没有任何事物赋予时间持久性，它才会像雪崩一般倾泻而过。当下的时间点之间不再有任何时间上的吸引和张力，因为它们仅仅是累加式的。其结果是时间的飞逝，导致了无方向、无意义的加速。
感知赋予时间持久性。感知匮乏也是我们如今这种无休止、无方向的交际的肇因。交际之间的空白仿佛死亡一般，必须通过更多的交际迅速将其抹去。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仅靠交际的加速并不能消除死亡。
当今的绩效社会把时间和工作捆绑在一起，从而把时间本身当作人质拘禁。对绩效的强制追求制造了加速的压力。工作本身并不一定具有破坏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它可以带来“一种强烈但健康的疲倦”。然而，绩效强制会引发一种心理压力，即便实际干的活不多，这种压力也会把人的精神耗尽。倦怠并非工伤，而是一种绩效病。它的致病原因不是工作本身，而是绩效这个摧残精神的新自由主义原则。
作为工作间歇的休息只是工作时间的一个阶段，并非另外一种时间。如今，我们只有工作时间。我们早已失去了节日的时间。节日前夕收工（Feierabend）对我们来说已是相当陌生的想法。节日的时间不是放松或缓解工作疲劳的时间。节日标志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的开始。节日和庆祝活动都有宗教渊源。拉丁语feriae源于宗教仪式，指用于宗教活动的时间。fatum指神圣的、供奉神灵的地方，也就是用于宗教活动的祭礼场所。
世俗的（profan，字面意思为“位于圣域之前的”）活动结束时便是节日开始的时候。节日时间与工作时间截然相反。节日前夕收工预示着一个神圣时刻即将到来。一旦撤销将神圣与世俗隔开的边界或门槛，剩下的就只有平庸和日常，即苍白的工作时间。工作时间是世俗化的时间，不包含游戏和节日。绩效强制充分利用了这种时间。
如今，我们不仅带着工作时间去度假，还把它带进睡眠，所以我们今天总是睡不安稳。休息也不过一种工作模式，其目的只是劳动力的再生。由此看来，休息不是工作的他者，而只是工作的现象（Erscheinung）。减速或缓慢也是劳动时间加速的结果，因此它们也不能带来任何其他时间。与普遍看法相反，减速并不能解决当前的时代危机。减速没有治愈作用，它只是一种症状。症状是无法用来治病的。减速本身并不能把工作变成节日。
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减速，而是一场能够开启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的时间革命。加速的时间是“自我时间”（Ich-Zeit），是我自己使用的时间。但还有另一种时间形式，即他人的时间，指的是我给别人的时间。他者时间（Zeitdesanderen）作为赠予是不能加速的，而且它还摆脱了绩效强制。当今，新自由主义的时间政治已彻底摒弃了他者时间，摒弃了馈赠。我们现在需要不同的时间政治。不同于使我们孤立、把我们打散的自我时间，他者时间创造共同体、集体的时间。这才是美好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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