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战时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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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毕明
出版社光明书局
出版时间1938
印刷时间1938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000元
上书时间2015-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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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新闻学”研究的兴起
在学术救国的潮流和大势之下，新闻学研究的重心发生了重大转变，“新闻救国”开始成为新闻学术研究的志向。以下四个重要事件，可以看做是“战时新闻学”研究兴起的重要节点。
（一）平津新闻学会以“新闻救国”为志向
1935年华北事变使日本侵略者分割华北五省的阴谋得逞，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次掀起新高潮。在这高潮声中，北平和天津的新闻学界和业界人士于1936年元旦成立了平津新闻学会，在学会的成立宣言中，他们把“努力研讨如何使新闻事业能适应现今民族和国家的需要”作为学会的中心任务之一。学会汇集了京津两地的著名新闻界人士和大学新闻学教授，多达52人。张季鸾、王芸生、成舍我、胡政之、陈博生、刘尊棋、陶良鹤、梁士纯、刘豁轩等都是该学会的会员。为了实现新闻救国的意愿，学会特向政府阐释了新闻自由与救国的关系。他们在学会成立宣言中说“我们深切认定在多难兴邦的原则之下，国难严重本没有什么可怕，但若严重而政府尚不许国民尽量贡献其救亡图存的意见，这在国家，才具有万劫不复的危俱，在当局自难辞百身莫赎的罪责，因此我们不特嘱望政府……不要摧残舆论，一再蒙蔽全国国民之耳目。并且应从积极的设法扶植力量贫薄、环境险恶、现阶段的中国新闻事业，来上下合作，打开当前危迫艰难的国运。”[5]学会从成立到抗战全面爆发后活动停止，共召开三次会员大会。大会集中讨论了国难当头时期新闻界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如呈请政府取消检查制度、加强国际宣传、训练新闻人才、创办新闻学术期刊等。
平津新闻学会会员都是当时业界或学界颇有声望的新闻精英，他们都是处于业界或学界最前沿，代表了新闻业务和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基本上可以把他们的学术关怀作为中国当时新闻学术研究的风向标。这些人以“新闻救国”为矢志，组织学会研讨民族危机下新闻事业的发展问题，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重心发生了重大转移。纵览“战时新闻学”研究的历史，平津新闻学会的成立，可以看做是“战时新闻学”兴起的重要标志。
（二）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举办“新闻事业与国难”学术讨论会
1936年5月7日到9日，燕京大学举行了第五届新闻学讨论会，这届讨论会的主题是“新闻事业与国难”。把新闻事业与国难问题直接联系起来进行大规模的学术探讨，这是近代以来新闻学界的第一次。在这次讨论会上，邀请的演讲嘉宾有《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天津《益世报》主笔罗隆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马星野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原北平晨报社长陈博生。主领讨论的有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刘豁轩、刘廷芳等。
关于这届讨论会为什么会选择“新闻事业与国难”作为主题，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在5月7日开幕时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我们今年讨论会的总题是‘新闻事业与国难’，我们选择这个题目的意思是我们感觉到中国的国难，不会在一二年内就可终了。换一句话来说，这国难是方才起始，到哪一年可以说是国难告终，那全看我们的应付如何。最早这个国难恐怕在十几或二十年内不能结束。既然如此，我们要晓得至少在这十几或二十年内新闻事业应负的使命是什么？服务的机会是如何？并有何特殊问题，及此特殊问题的解决方法。这种种的疑问，我们是很希望在这几天的讲演和讨论里能够得到圆满的答复。如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能够得到较圆满的答复，那么我们就应当晓得在未来十几年或二十年的新闻教育所应走的途径是什么？它的注重点是什么？”[6]梁士纯从民族危难的国家大局出发，以长远的历史眼光深刻地阐释了“新闻事业与国难”这个演讲和讨论的主题。
在为期三天的新闻学术研讨中，演讲嘉宾就民族危机时期新闻界如何完成“舆论的使命”，国难时期的新闻自由与新闻记者的素质修养，国难危机中的政府应该如何进行宣传准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了探讨。这些关于新闻界在国难时期使命和任务的探讨虽然有些宏观，但是无疑对新闻界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三）关于“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的学术讨论
“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是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第六届新闻学讨论会的主题。1937年5月6日至8日，燕京大学第六届新闻学讨论会举行。系主任梁士纯在致辞时首先解释了这届讨论会主题的具体内涵，他说“去年讨论会的总题是‘新闻事业与国难’，我们今年所选择的总题是‘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这两个题目是有连续性的；比较来说，今年的总题目更具体些。我们对于这个总题拟由三方面来发挥：（一）新闻教育机关对于报界的使命，（二）中国新闻界对于国家的使命，（三）中国新闻界在国际间的使命。”[7]其后，《大公报》编辑张琴南、《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惠尔和中央社日本特派员陈博生、陶希圣等等人进行了演讲。
张琴南作了题为《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教育》的演讲。联系报界现状与当前国难，他讲了报纸的四大使命。作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日本特派员陈博生对日本国内的新闻事业状况非常地了解，他以近年来日本为对外侵略而进行的新闻统制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在讨论会的最后一天，陶希圣以《报纸对于国家的任务》为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演讲。他先从一般理论上阐述了国家制度、政治经济环境与报纸发展的关系，进而论述了中国报纸在当前的任务。他认为中国报纸对外必须“担负着民族主义的任务”，要协助积极清除“阻止着民族独立，国家完整的路”的外来障碍。对内，报纸还必须负有“民主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的使命”。[8]陶希圣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阐述了报界的当前使命，他一方面看到了国民因抵御外侮而兴起的民族主义对民族独立和国家领土完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报纸对于民主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
除上述人员的演讲外，在5月6日《大公报》刊出的“燕大新闻学系新闻学讨论会特刊”上还发表了粱士纯的《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刘豁轩的《如何造就领袖的报人》、王九如的《从目前报界的使命谈到燕大新闻系》等文章。这些文章各从不同的角度对“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进行了探讨。其中梁士纯在其发表的《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一文中对当前报界的使命探讨较为详尽细致。他指出“当此全国上下一致努力于救亡图存之际，报界应当负起其特殊的使命。”这些特殊的使命是什么呢，他列出了报界在当前的五大使命：（一）提高人民的爱国心；（二）促成全国真正的统一；（三）促进一切建设的工作；（四）协进国际的宣传和联络；（五）争取言论的自由。[9]北平晨报在5月11日的社评中，对粱士纯的这篇文章进行了评论，认为该文章“提纲挈领，所言尤中肯要”。[10]
（四）顾执中创办《新闻记者》
1937年6月现代著名新闻教育家顾执中在上海创办了《新闻记者》月刊。关于该刊物创办的目的和宗旨，顾执中在创刊号发表的《致读者》中作了说明：“新闻记者应是和平神的信徒，却不是侵略者的工具和走狗，我们为了全世界人类的安全，必须把我们犀利的战具，充量地使用起来，为世界和平筑就了一座坚固的堡垒。拿着我们的笔，为全世界人类找寻和保护和平的不受摧残，是我们在现阶段应当忠勇地担负起来的责任！”[11]
顾执中的这番宣言，是在20世纪三十年代帝国主义侵略阴霾笼罩全球的背景下发出的，其意在新闻应该为人类和平与正义服务。从顾执中的宣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新闻武器论”的思想，这实际上是站在新闻救国立场上的战时新闻学兴起的一个表现。
三、“战时新闻学”的正式提出及对其核心理念的阐释
“战时新闻学”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1938年7月报人任毕明在汉口光明书店出版了他的新闻学专著《战时新闻学》，在书中他明确提出了“战时新闻学”这一概念。通过任毕明对这一概念的阐述，可以看到“战时新闻学”研究的核心理念。
任毕明认为“战时新闻学，是反抗侵略压迫而斗争的战争的工具。”他的这一概念内涵是在其关于“新闻学”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引申推导而来。关于什么是新闻学，他首先批评了传统学者对新闻学的认识。针对以往学者给新闻学下的多种定义，他认为这些定义“大概不外是‘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理论方法之学问也’这一类的说法。”这一类定义，在任毕明看来“显然是犯着机械和含糊的毛病，而它决不会给予人们一个正确的认识。”有鉴于此，结合自己的见解与体会，他给新闻学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即“新闻学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12]
任毕明是以人类具有政治斗争的天性为逻辑起点来阐释他的新闻学定义的。他认为：“人类是政治底不断斗争的动物，社会是不断斗争的场合，历史是一部不断阶级斗争的纪录。”“在这复杂广大的社会中间，我们为要达到我们斗争底目的，我们就必须从纷乱的事象里加以分析，决定，选取我们需要的条件，配合时代进化的需要，而负起一种报道，批判，领导社会斗争的使命。因此新闻学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乃为历史社会条件决定了它的。”在此基础上，他又进而回答了“什么是战时新闻学”。如同战时经济、战时政治、战时教育一样，他认为“战时新闻学”是“根据于战时社会的一切需要一切政策而成立的。”“战时社会的正当生活要求，和战时的一切政策，都是以战争胜利为中心的。”因而战时新闻学当然也是以战争胜利为中心的，同时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战时新闻学必须成为战争的工具。在此推理之上，他认为“战时新闻学，是反抗侵略压迫而斗争的战争的工具”。[13]从而正式提出了“战时新闻学”这一概念。
很显然，从“新闻学”到“战时新闻学”，任毕明是从政治学的视角来阐释这两个概念的。从任毕明对这两个概念的阐释中，可以发现其中平行的逻辑推理，新闻学——政治斗争——工具，战时新闻学——民族解放斗争——工具。在表面上看来，对“政治斗争”用“民族解放斗争”加以置换，“新闻学”就变成了“战时新闻学”，但是背后隐藏着二者的巨大差异。在“新闻学”定义中，“工具”是一个普泛的概念，强调了新闻学的工具性，“新闻学”对于“政治斗争”的双方都可以是“工具”；然而在“战时新闻学”定义中，他特意强调了战时新闻学善的正义性，强调了“战时新闻学”服务于“反抗侵略而斗争的战争”。因此“战时新闻学”不仅包含了工具性追求，同时也包含了一定的价值追求。
任毕明之所以对“战时新闻学”持这样一种观点，还来自于他对社会科学工具性的认识和对新闻学价值的理解。他认为一切社会科学学理都有其自身的战斗性。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具有“丰富的战斗性”，“防卫和攻击”就是新闻学战斗性的表现和发挥，同时也是新闻学的价值体现。[14]在任毕明看来，新闻学的价值不仅是多面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和需要，它的价值会被重新估定。联系到当前的抗日战争，任毕明认为我们此刻所提出的“战时新闻学”就是符合时代的需要的“现代化的新闻学”。“现代化的新闻学”最大的特征和价值就在于极大的开发和运用其“战斗性”，在于能使新闻学成为“战争中有力的文化武器”和“武器化的战斗工具”。为了最大化开发和运用新闻学的“战斗性”，“战时新闻学”研究的侧重点必须发生转移。与平时新闻学着重研究“怎样去争取读者？怎样出奇制胜？怎样去敌对反对派的理论和纪事？”不同，“战时新闻学”要着重研究如何使新闻工作者负起“阵中‘参谋业务’”，如何懂得新闻生活就是“战场生活”，如何“指挥着读者像战士般去作战”。任毕明还特别强调“没有指示阵中参谋业务，不懂得战场生活，没有指挥作战方策的新闻学，它根本不配称现代的新闻学，尤其不配称战时新闻学”。[15]
通过任毕明对“战时新闻学”这一概念的阐释，可以看出，“战时新闻学”其实质是在国难危机日渐加深和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的情形下，由新闻学界和业界人士共同倡导的一种新闻学研究取向。在这一研究取向下，研究者致力于“新闻武器论”的阐释，强调新闻学的工具性价值发掘，以使“新闻”能够更好地为抗战服务。
四、结语
随着“战时新闻学”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人士逐步把新闻学术研究的重心转向“战时新闻学”。 战时新闻学研究团体纷纷成立，新闻学研究刊物也随之创刊，与此同时个人研究著作也相继问世，“战时新闻学”研究蔚然成风。
“战时新闻学”研究是在巨大的民族生存压力之下兴起的。严峻的国难危机使“战时新闻学”研究具有了应急性特征。这一应急性特征也决定了“战时新闻学”研究不会长久，当“急”不在时，“战时新闻学”也必将随“急”而去。历史的发展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因失去民族危机的压力，新闻学者们重返书斋，业界人士专心实务，“战时新闻学”研究也逐渐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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