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图》（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又译《大清帝国全图》，爱德华·斯坦福绘制，萨道义作序，1908年初版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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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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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dward Stanford（爱德华·斯坦福）
出版社Morgan & Scott/The China Inland Mission/中国内地会
出版时间1908
版次1
装帧精装
上书时间20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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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中国内地会为纪念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一百周年，决定出版一本最新的中国地图集，海思波自1905年起着手准备，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努力最终完成了这本《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亦可译作“大清帝国全图”）。地图集于1908年8月由中国内地会发行，摩根·斯科特出版公司伦敦初版，八开布面精装本，外观采用了中国人喜爱的大红颜色，封面右上方自上而下楷书“中国地图”四个烫金大字，这也是整本图集唯一出现的汉字；正中为烫金花框内书英文“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装祯风格简洁明快，喜庆有加。序言的主要执笔人是曾任英国驻华公使、代表英国签署《辛丑条约》的埃内斯特·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年）。
图集主要包括地图和地名索引两大部分，地图除前面的一幅检视图（Key map）外，共计有蝴蝶装单面彩印分省图22幅，地图绘制者是英国地图学家、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爱德华·斯坦福（Edward Stanford，1827—1904年），其亦为英国有名的地图出版商斯坦福出版公司的创始人。各图依次为广东（Kwangtung）、福建（Fukien）、浙江（Chekiang）、江苏（Kiangsu）、直隶（Chihli）、湖北（Hupeh）、江西（Kiangsi）、安徽（Anhwei）、河南（Honan）、湖南（Hunan）、甘肃（Kansu）、陕西（Shensi）、山西（Shansi）、四川（Szechwan）、云南（Yunnan）、贵州（Kweichow）、广西（Kwangsi）、新疆（Sinkiang）、满洲（Manchuria）、西藏（Tibet）和蒙古（Mongolia）。其中，新疆、满洲（即东三省）、西藏及蒙古四幅比例尺均为1：7500000，其余各省一律为1：3000000。地名索引16页附后。该图集在编制上与同时代出版的各种中国地图有较大的不同，极具自己的特色：
首先，各图的绘制采取本省区域底色留白，外省（国）区域底色留青的方式，整体而言清爽不显单调、庄重不显张扬。图中各城市或居民点用六种不同的符号标示，红底双方框表示京师及省会所在地（大写粗黑体字母）、红底单方框表示“府（fu）”、红底菱形方框表示“厅（ting）”、红底长方形方框表示“州（chow）”、红底小圆圈表示“县（hsien）”，以及用白底黑圈表示其他村镇。交通通信设施则标注了已成铁路、未成（计划）铁路、大道（用细黑线表示）、海运航线、运河及电信局等。
其次，一反中国本国地图传统上以京师所在地省份为开篇的习惯，将广东省作为该图集的首图。这是自清初以来广东在与西方关系上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恩准开海贸易，设粤、闽、浙、苏四海关，可以进行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而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闽、浙、苏三海关被封闭，广东海关遂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惟一口岸。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受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到广州，成为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让香港与英，并开广州等五处为通商口岸，香港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枢，进而广东的重要性对于英国及整个西方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将广东省作为第一图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由于图集主要为基督教传教机构及其旗下的传教士负责编辑与出版，所以图中特别注明了中国内地会在各地所设立的宣教点（Protestant Mission Stations），并用红色十字架的符号进行表示。鸦片战争时，中国约有三十万的地下天主教徒，基督教(新教)则未公开传教，仅澳门有约20名英美传教士在进行一些准备工作。战后，来自英美德三国十余个基督教(新教)差会也纷纷在五口设立教堂、学校、医院。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使传教士取得了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特权。中国内地会成立后，基督教传教活动迅速发展，到1927年初，国内共有937个宣教站，几乎遍及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教徒估计已达数十万以上，仅在云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就发展了约六万教徒。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图集出版时台湾已被日本占据，但编者仍将台湾（图中作Formosa〈Taiwan〉）列为附图列入在福建省图中一角，主观上我认为是由于台湾台南（Tainan）、淡水（Tamsui）、打狗（Takow，今高雄）等地设立的七个宣教站仍归属于中国内地会的管辖与领导之下，因此编者将台湾编入本图集之内。就客观而言编者是认同台湾本属中国之固有领土这一历史事实的。
当然，这本地图集也有一些不足与失误的地方，例如行政区划标示不清，没有细化到府州厅一级；对地名的标注未做到详尽全面，略显苍白单薄，存在比例失调的现象，也未体现出地形地貌；道路和河流的区别模糊难辨，让人容易误读等等。此外，编者将新疆、西藏、蒙古及东三省说成是中国的附属地，对我藏南与英属印度之间的边界绘制也甚为不明了，当时“麦克马洪线”还尚未出现，却基本能看出是把藏南划出去了（不过“达旺（Dawang）”一地仍绘入我国境内）。这里编者是站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而为之，不足为怪。
清朝覆灭之后，内地会于1917年再版了该图集，中文名称未变，而英文则改为《Complete Atlas of China》（可译为“中国全图”）。近代百余年，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西方的教会势力扮演了一个急先锋的角色，卖力地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与宗教渗透，一些传教士甚至直接参与到侵略活动中。这些外国教会的侵略行径和传教士的胡作非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清末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反洋教的斗争，教案频发，最后汇合成震惊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不过，一些传教机构与传教士在中国办医办学出版书籍刊物，客观上也对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带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海思波编纂的这本《中国地图》也算是几百年来西方传教士有关中国的地图作品中难得和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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