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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瑞山 著

出版社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ISBN9787511895493

出版时间2016-07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5元

货号1201343367

上书时间2024-09-19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王瑞山,安徽太和人,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访问学者。现主要研究领域为犯罪学和法律文化。曾出版专著《中国传统治安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和《安全管理与私人保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参撰《犯罪学通论》、《治安管理研究》等著作7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曾获2014年教育部“高等教育重量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3年“高等教育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等荣誉。

目录
中国古代犯罪学(代序)
导论
一、中国传统社会治安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
二、中国传统社会治安思想现有研究成果的特点
三、本书研究思路
章中国传统社会的“盗贼”问题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盗贼”犯罪
二、中国传统社会中“盗贼”的表现形式
三、中国传统社会中“盗贼”的危害及影响
本章小结
第二章养性成善的传统治安思想
一、“盗贼”发生的人性原因
二、中国传统社会人性养成的影响因素
三、从人性角度设计的治安战略
四、中国传统社会教化的实施途径
五、中国传统社会治安实践中的德刑相悖
本章小结
第三章足民以安的传统治安思想
一、贫困是中国传统社会“盗贼”发生的原因
二、中国传统社会农民贫困的原因
三、中国传统社会足民以安的思想
四、中国传统社会“富民”弭盗的主要途径
本章小结
第四章任官以贤的传统治安思想
一、不良官吏驱民为“盗贼”
二、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吏贪腐的原因
三、中国传统社会中任贤思想及“贤”的内涵
四、中国传统社会任贤使能的途径
本章小结
第五章消极求安的传统治安思想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户籍管理思想
二、中国传统社会严格控制人口逃亡的思想
三、中国传统社会中民的治安联防连坐思想
四、中国传统社会武器管制思想
五、中国传统社会对民活动管制的思想
六、中国传统社会秘密治安控制思想
本章小结
第六章保全为先的传统家庭治安思想
一、预防家庭成员犯罪
二、预防盗贼侵入的策略
三、保全为先的犯罪处置策略
本章小结
第七章中国传统治安思想的特征及其当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治安思想的特征
二、中国传统治安思想对当下治安治理的意义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
“之政,莫急于盗贼。”中国传统社会中,“盗贼”是治安问题的代名词。“盗贼无有”、“刑措而不用”就成了天下大治的标志,是王权治安的理想目标。本书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盗贼”及其治理思想为研究内容,从人性、经济、社会等方面分析了“盗贼”发生的原因,进而总结了养性成善、足民以安、任贤使能、严密社会控制等治安对策。同时,本书也注意到民间安全追求及其与体现统治者利益的治安目标之间的统一与分歧。中国传统治安文化的人治特征和法律工具主义影响深远,以现代法治为保障的民权治安举步维艰。

精彩内容
中国古代犯罪学(代序)

“犯罪学,顾名思义,是研究犯罪的一门科学。”史焕章、武汉主编:《犯罪学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它以对犯罪现象的认识为基础,以犯罪原因的揭示为核心内容,以预防犯罪为目标。对犯罪学的历史考察一般是从现代犯罪学产生开始,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犯罪治理思想已经很发达。中国社会的早熟已成定论,但古代社会并没有“犯罪”这样的说法,而是“寇”、“奸宄”、“盗”、“贼”等具体犯罪行为,战国魏相李悝立法以“盗”、“贼”二篇规定了当时的犯罪行为。《法经》虽已不存,但张家山汉墓竹简中的《二年律令》有类似的做法。后世社会经济发展,立法技术提升,犯罪类型逐渐细化,“盗”、“贼”在法律条文中的范围逐渐缩小,但“盗贼”一词却成为犯罪的代名词。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将犯罪现象、原因及治理的探讨作为“治安”思考的内容。
在古代中国,“治安”是一个“显”词,“治安学”也是一个“显学”。“治安”是指国家政治清明、政权稳定、社会安定,是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自中国有信史以来,无论是秦之前的封建制,还是秦汉至明清的皇权专制制度,历代统治者无不追求其政权的长治久安,天下读书人的正统思想也是习得“治国安邦术”并以“货与帝王家”为最高追求。帝王和臣民的沟通内容也多以天下治安为急务,除了汉初贾谊《陈政事疏》被称为《治安策》为世人熟知外,臣子上述言“治”者充斥史册。隋唐以来,科举试题中策论也多以“治安”为题,士子对陈之策,如白居易在策论中提出“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治安思想。中国古代治安人才辈出,治安思想内容丰富,核心就是“治安之理”,(宋)黄伦:《尚书精义·洛诰》。也可称古代社会的治安学,其内容既包括治安之建构,又包括“不安”之排除。“不安”之中,有自然灾害,也有人的行为。后者之中,以“盗贼”为最,从穿窬之盗到窃国大盗,尽在其中,所以,中国古代治安学中包括中国古代犯罪学。
古代先贤对犯罪的论述逻辑上与现代犯罪学无异,也包括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和犯罪防治三部分,不妨以《唐太宗论止盗》为例。《资治通鉴·唐太宗论止盗》。唐太宗李世民曾从经济条件和人的心理来分析盗窃这个常见的犯罪现象,他认为盗窃之所以发生,是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导致盗窃者的“饥寒切身”,进而“不暇顾廉耻”,才实施了盗窃,所以,他认为“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唐太宗的见解很符合当时农业社会的实际,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效果。唐兢称赞贞观之治“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贞观政要·政体第二》。这句话不仅说明唐太宗时期社会治安治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可以看出,“盗贼”多少是衡量一个社会治安好坏的重要指标。
目前犯罪学著作中,对中国古代有关犯罪的思想介绍得不多,且多为一些思想家关于犯罪论述的笼统介绍,缺乏“符合现代犯罪学”框架的内容梳理。其实,一些犯罪原因理论可以与现代犯罪学相媲美,如儒家荀子与法家思想家关于人性趋利避害的论断与古典犯罪学的功利主义假设,墨家论环境对人的影响与学习理论,儒家的上智、下愚之说与当代犯罪心理学中关于智力与犯罪的理论,等等。一些犯罪预防理论也是如此,孟子论求放心、荀子的化性起伪、董仲舒的教化、致良知等都是追求人性教化,养性成善,培养公民健全的品格,这与古典犯罪学的教育、犯罪社会学派的社会改良以及依据一般犯罪原理提出的人性健康品格的培养,都强调人的社会化效果。历代思想家对民众经济条件改善以预防犯罪的思想,与默顿的紧张理论对于穷人犯罪有几乎相同的假设。凡此等等,足见中国古代犯罪思想之丰富,它形成的犯罪治理传统对当下中国社会犯罪之应对仍有积极的影响,也是中国犯罪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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