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选大观（三册六十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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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昭明太子
出版社扫叶山房书局
出版时间1926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货号21-2-6
上书时间201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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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族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共60卷，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类别。●注：有版权页缺封面底。其它均完好。【品相据图自定，参拍谨慎点击】！！！
备注：●《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族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共60卷，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类别。《文选》所选作家上起先秦，下至梁初（以“不录存者”的原则没有收入当时尚健在的作家），作品则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原则，没有收入经、史、子书。●编选过程。由魏﹑晋到齐﹑梁﹐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形式发展并趋于定型成熟的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与之相适应的是文艺理论中对文学概念的探讨和文学体制的辨析日益精密。宋文帝刘义隆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刘彧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都可以标志文学已经取得了正式的独立地位。文学作品的数量众多﹐对它们进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乃应运而生。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代以迄陈﹑隋﹐总集共有249部﹐5224卷﹐其中著名的有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宋代刘义庆的《集林》﹐但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总集﹐就是《文选》。唐代抄本唐代抄本南朝的统治阶级上层，大多爱好文学﹐并以此作为门第和身份的一种标志﹐因而奖励提倡﹐颇多建树。萧统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他的门下有许多文人﹐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篇籍﹐商榷古今﹐并从事文章著述。当时东宫有书近3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所著文集20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10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20卷﹐《文选》30卷”。《隋书---经籍志》于《文选》30卷﹑《古今诗苑英华》19卷之外﹐在谢灵运《诗英》下注：“又有《文章英华》30卷﹐梁昭明太子撰﹐亡。”由于《隋书》的编撰者并未见到原书﹐所以也可能是《文选》或《英华集》的异名。根据封建社会的一般情况﹐达官贵人主编的书籍多出于门下文人之手或至少有门下文人的参预。萧统以太子之尊﹐引纳文士﹐当时负有重名的刘孝绰﹑王筠﹑殷芸﹑陆倕﹑到洽以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都曾做过东宫的属官或为萧统所赏接﹐这些文士中极可能有人参加过《文选》的编定。●文选时代背景编辑玄学的政治地位依然很高，玄学馆、儒学馆、文学馆、史学馆刘宋时期先后成立，后来玄学作为一种学科，玄学之名也被正式提出。由此可见，玄学在南朝的地位并未消减，而且和儒学史学以及文学并立；从设立的时间看，宋初“四学”中，最早设立的是玄学馆；从四馆的主管人员来看，从元嘉十三年，国子学成立后，其第一任祭酒就是玄学的首领何尚之，而继任的也是南朝著名的玄学兼文学家颜延之。而颜延之也说：“黜郑贵王，意在贵玄，事在败儒。”另外，在南朝许多文人既是玄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也为玄学的文学化提供了主观条件[1]。《文选》的编纂者与玄学的文学化倾向关于《文选》的编纂者问题，学界基本认为是昭明太子萧统及其当时的文坛领袖刘孝绰等一批文坛名流。他们的文风代表着南朝的文学主张、审美标准等等方面，而玄学的文学化又是南朝文人极力追求的一个方面，他们在收集整理作品是必然重点选择那些符合他们的文学主张以及《文选》的选文标准的作品。另外，其中的编纂者有的把自己的作品也收录在《文选》之中，因此《文选》所选作品就更加具有了玄学的文学化倾向[1]。●《文选》所收南朝作家与玄学的文学化倾向《文选》共收录南朝作家共25位，其中包括南朝的一些大的文学团体，元嘉三大家以及竟陵八友中的六位，还有当时其他几位文坛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文学成就也相当高，谢庄、刘孝标、江淹、徐敬业、王僧达、王微、王仲宝、王简栖、刘铄、虞子阳等。从南朝四书以及《南史》中不难发现，这些作家的文学造诣相当深厚，并且都与竟陵八友有密切往来，因此，这些作家的作品皆能反映南朝的文学气象来，这也正是《文选》收录的原因所在[1]。从《文选》所选其中的作家来看，它尽量避开玄言诗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南朝正努力摆脱玄言诗的弊端，同时这也为玄学向文学化转向提供了契机[1]。《文选》南朝作品的文体与玄学文学化倾向骆鸿凯在其《文选学》中说：“文体莫备于六朝，亦莫严于六朝。萧氏选文，别裁伪体，妙简雅裁，凡分体三十有八，可谓明备。”可见，到了南朝，文人们逐渐对“文体”的概念有了进一步认识，意识到了文体与文学的关系，因此，《文选》编纂者在收录作品时，必然注重对不同文体作品的筛选。●《文选》所收录的文体有三十九或三十八类之说，其中诗、赋又各分若干小类。其所南朝收作品共计175篇，涵盖的文体赋、述德、公宴、祖饯、咏史、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郊庙、乐府、杂歌、杂诗、令、文、表、上书、启、弹事、戕、书、序、论、诔、哀、行状、墓志、碑文、祭文共30类，基本上涵盖了《文选》文体的39或38类。其中杂诗有分杂拟。仅从文体数量上我们不难看出南朝作家对文体的认识，同时也可以看出玄学的文学化的范围在南朝扩大了，扩展到多种文体上来。虽然，并不是《文选》所收的文体都具有玄学的文学化倾向，因为《文选》所选的诗歌部分数量最多，其所涉及的文体也最多。就文体的总体上来看，因此，这一倾向还是相当明显的。●《文选》所收南朝作品与玄学的文学化倾向南朝作为我国诗歌、骈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这一时期诗歌在声律、用典、内容的表达等方面有了进展，并创制了大量的新的诗体像山水诗、宫体诗、拟咏怀诗、咏史诗等等。骈文的繁荣程度在南朝仅次于诗歌，使用的范围上却超过了诗歌，骈文的成熟也顺应了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而《文选》也紧跟这种趋势，收录了大量的诗歌以及骈文。因此，《文选》所收作品内容也具有玄学的文学化倾向。南朝玄学文学化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就是用典。作家在选典的时候往往注重应用庄老的典籍，不论在诗歌还是骈文中都能找到例证。像谢灵运《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在宥天下理，吹万群方悦。”庄子曰：“闻在宥天下，不闻在治天下也。”谢混的《游西池》：“无为牵所思，南荣诫其多。”等。由此可以看出，南朝作家对庄老典籍的引用，已经摆脱了在玄言诗只摆玄理的缺陷，使玄学的内容更加具有文学化的意象。综上所述，通过对《文选》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南朝文学家为了使玄学适应文学的发展，在逐步地实现其向文学化过渡，其作品亦呈现出玄学的文学化倾向，同时，这一倾向作为玄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阶段，也为唐代重玄的出现作了铺垫。●编选范围编辑《文选》30卷﹐共收录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迄当时﹐唯不录生人。书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而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531）﹐所以《文选》的编成当在普通七年以后的几年间。全书收录作品514题。编排的标准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序》）。从分类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3大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38小类。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23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但由于分类过于碎杂﹐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学者如章学诚﹑俞樾等人的批评。《文选》的选录标准﹐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文选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这几类即后来习称为经﹑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选。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却可以收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选录标准。这一标准的著重点显然不在思想内容而在于讲究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以及对偶﹑用事切当这样的艺术形式﹐但它为文学划定了范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对文学的独立发展有促进作用。●萧统的文学思想中存在矛盾。他是当时文坛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六朝的绮靡文风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他对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却持重折中﹐内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华丽﹐认为艺术的发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文选序》）。他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要求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书》）﹐同时还推崇陶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陶渊明集序》）。所以《文选》所选的作品﹐其实并没有过分忽视内容。除了选录陶渊明的8首诗以外﹐还选录了《古诗十九首》和鲍照的作品18篇。同时﹐对那些质木无文的玄言诗和放荡﹑空虚的艳体诗和咏物诗则摒而不取。至于入选的作品是否值得选录﹐应该选录的又是否有所遗漏﹐后代的学者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意见﹐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总的来说﹐这部诗文总集仅仅用30卷的篇幅﹐就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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