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杨曰:资治通鉴精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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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资治通鉴精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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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柏杨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01

版次1

装帧精装

货号Z

上书时间2024-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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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图书标准信息
  • 作者 柏杨
  •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23-01
  • 版次 1
  • ISBN 9787520727310
  • 定价 219.00元
  • 装帧 精装
  • 开本 32开
  • 纸张 胶版纸
  • 页数 1.600页
  • 字数 1034千字
【内容简介】
柏杨曾以十年之力将《资治通鉴》翻译成白话文,其间,他用“柏杨曰”史评的形式,从现代多元文化背景出发,对史实作出角度宽广的观察,发表辛辣深刻的评述,表达他作为一个现代人的领悟与感受,以示与原著中“臣光曰”的不同立场。其旨在于引发读者的独立思考,不局促于中国传统儒学价值观的一贯窠臼,进而读者在认知外部世界或面临人生抉择时,有足够能力做出独立、自主的判断。
  在本书中,柏杨亲自总结《资治通鉴》典型史事,以配其862则“柏杨曰”点评,一事一议,一目了然,读来简明易懂、生动流畅。
【作者简介】
柏杨(1920.3.7—2008.4.29),原名郭定生,河南辉县人,中国当代作家,曾被列为“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起,以郭衣洞之名从事小说创作,为写作生涯之始。60年代用柏杨笔名为台湾《自立晚报》及《公论报》撰写杂文,被认为是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杂文家。花费十年之力译写司马光《资治通鉴》,皓首穷经,大作始成。有华人处,就流传着柏杨的作品。代表作品有:《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中国人史纲》《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等。
【目录】
序——诚实地面对历史

再版序

正名主义

春秋时代晋国(首府新田【山西曲沃】),长期以来都在魏、赵、韩三大家族控制之下,国君不过徒拥虚名。但形式上,晋国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封国,魏、赵、韩不过三大豪门。公元前403年,周王国(首都洛阳【河南洛阳东白马寺东】)国王(三十八任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三大家族族长,瓜分晋国领土,分别建立封国,成为国君。晋国在被瓜分后,只剩下一小片国土。司马光认为这是历史上一件大事,所著《资治通鉴》就从这一年开始;又写出长长的一篇评论,指出姬午破坏礼教,不能正名,导致圣贤后裔当国君的封国,全部消灭;人民受到涂炭,几乎死绝。

司马光从没有一本专书或一篇专文,完整地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却在《资治通鉴》“臣光曰”评语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地透露无遗(这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光”)。当十一世纪宋王朝宰相王安石先生推行政治改革,以图拯救正奔向死亡之谷的帝国之时,司马光率领传统保守的知识分子群,坚决抵制。结果改革失败,腐烂加速,半个中国,丧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国之手。

在“臣光曰”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的意识形态,他有一种崇古的狂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关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群的利益,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我们了解他的基本立场后,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全力以赴的目的何在。

司马光最服膺的是孔丘的正名主义,现代人对正名的认知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当选总统还没有就职,是“总统当选人”;就职之后,则是“总统”;下台摆地摊,则是“小贩”。而孔丘的正名认知,却恰恰相反:“是什么偏不是什么。”具体地说:“曾经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楚王国早就是一个王国,身为首领的酋长早就是自称和被称国王,可是《春秋》却咬定牙关,硬称楚国王是“楚子”,你不是说你是国王么,我偏偏称你五百年前周国王初封你时的那个官位——“子爵”,因为你本来就是“子爵”!这种胶柱鼓瑟式讲礼教、定名分的正名主义,在当时不过是为了对抗动乱的一种手段,然而,发展下来却成为一种政治意淫,不切实际,而且把自己陷入一个被嘲笑的困局。

……

桂陵战役

齐国(首府临淄)人孙膑,和魏国(首府安邑)人庞涓,同时学习兵法。后来庞涓返魏国谋职,担任三军统帅,自以为才能不如孙膑,遂把孙膑邀到魏国,然后诬以谋反,砍掉孙膑的双脚,又在孙膑脸部刺上花纹(黥刑)。齐国派人把孙膑救回。公元前354 年,魏国攻击赵国,包围赵国首府邯郸(河北邯郸)。明年(公元前353 年),齐国任命田忌当统帅,孙膑当参谋长,挥军深入魏国国境,庞涓得到后方告急警报,急行撤军堵截,走到桂陵(河南长垣西北),跟齐军发生遭遇战,魏军大败。

原文叙述简略,事实上历程复杂,里面还包括一桩著名的卖友求荣的故事。庞涓和孙膑同是鬼谷子的门徒,也是感情最亲密的朋友。庞涓先离开老师,当上魏国(首府安邑)大将,最初还怀着纯洁的友情,向魏国国君魏罃,推荐孙膑。可是庞涓不久就发现孙膑的才干远超过自己,可能受到国君的赏识,而夺走自己的位置。他没有鲍叔牙对国家和对管仲那种高贵的情操,最后决心采用冤狱手段,排除孙膑。于是,他命人告发孙膑谋反,当然是证据确凿,然后庞涓再虚情假意地一再哀求,国君魏罃才勉强赦免孙膑一死,但仍砍断他的双足,以防逃亡。从此孙膑不能走路,只能在地上爬。庞涓所以没有杀他,是为了要他写出记忆中鬼谷子所传授的一部兵法。孙膑感谢老友救命之恩,当然愿意写出。但写了一半,发现被陷害的真相,就伪装疯狂,啼笑无常,有时连屎尿都吃下去。等到庞涓的防范稍微松懈,孙膑就逃回他的祖国——齐国(首府临淄),被齐国最高军事首长田忌,任命为参谋长(军师),作战时不能骑马,就坐在特制的车子上指挥。

 

马陵战役

公元前341年,魏国(首府安邑【山西夏县】)大将庞涓,再率军攻击韩国(首府新郑【河南新郑】)。齐国(首府临淄)任命田忌当统帅,孙膑当参谋长,用老战略直击魏国陪都大梁(河南开封),庞涓急撤军回堵。孙膑计算庞涓行程:某一天黄昏,当抵达马陵(河北大名),遂命削下一棵大树上的树皮,写上:“庞涓死此树下!”派一万余名弓箭手,夹道埋伏。下令说:“看见火光,集中射击!”时候终于来到,天已入夜,庞涓驰经树下,见树干一片雪白,上面有字,命举火观看,还没有看完,伏兵万箭俱发,魏军溃散,庞涓自知难逃罗网,拔刀自杀,临死时说:“竟然让白痴成名!

庞涓真是一个典型的卑鄙无耻的瘪三,直到临死,都没有对自己的负义行为,感到丝毫内疚,反而诟骂孙膑侥幸成名。

 

田忌

公元前341年,齐国(首府临淄)宰相邹忌,嫉妒大将田忌威震国际,企图栽赃陷害,派人手拿三百四十两黄金,到街上请人算卦,向卜卦先生说:“我是田忌的随从,我家将军作战,三战三胜,他打算进行大事,请看一下吉凶。”等卜卦先生出门,邹忌叫人把他逮捕,眼看就要掀起大狱,田忌无法澄清,又气又急,率领他的卫队发动攻击,打算逮捕邹忌。可是邹忌早有准备,田忌无法取胜,只好出奔楚王国(首都郢城)。

“诬以谋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件其效如神的法宝,强悍的头目要排除他有实力的政敌时,习惯使用,当之者无不粉碎。因为它是政治的和法律的结合物,政治是内容,法律不过形式,所以无罪不能无刑,至为狠毒,无人能解。田忌身为国家英雄、三军统帅,对国家有盖世功勋,跟国王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可是,一旦陷入“诬以谋反”诛杀大阵,立刻束手无策。

 

赵雍“胡服骑射”

赵国(首府邯郸【河北邯郸】)国君(六任)赵雍,跟肥义讨论“胡服骑射”方案(战国时代,华人宽袍大袖,不但浪费资源,行动也不方便,在战场上拖泥带水,等于自杀。当时作战,仍以战车为主,车用马牵引,车上载战士,运转迟钝,无论追击或逃跑,都不灵活。赵雍主张改穿蛮族部落战士们穿的短衣窄袖,抛弃战车,改乘战马,近则用刀枪,远则用弓箭,这是战术上一项空前突破。但基于社会惰性,赵雍不得不谨慎从事),赵雍说:“顽劣之辈会嘲笑,贤明的人会明白。即令全世界的人都反对,北方胡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的土地,和中山王国(首都顾城),我一定夺取到手。”于是积极准备。贵族们果然反对,赵雍的叔父赵成,更宣称病情沉重,在家躺床,拒绝参加中央政府会议。

赵国(首府邯郸)自胡服骑射后,国力陡增,成为战国时代后期唯一可以跟秦王国(首都咸阳)对抗的强权,如果不是错用了赵括(参考公元前260 年),秦王国不可能东进。然而,利益这么明显的一项改革,而又不伤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都这么困难。停滞的力量,似乎永远超过进步的力量,正是中国人苦难的源头。

 

天下第一脓包

被诱骗囚禁在秦王国的楚王(二十一任怀王)芈槐,病势沉重,于公元前296 年,死在咸阳(陕西咸阳)。秦王国送回他的灵柩,楚王国人民夹道祭奠,不胜悲痛,各国对秦王国这种恶霸行径,印象强烈。

西洋有句谚语:“第一次被骗,错在对方;第二次再被骗,错在自己。”芈槐先生真是天下第一脓包,脑袋像一个糨糊罐,被张仪、嬴稷之辈,玩得团团而转。叫他爬,他就爬;叫他跳,他就跳。这种糨糊罐政治领袖,历史上车载斗量,十个巴掌都数不完。他阁下的所有遭遇,都咎由自取。可是,死伤的那些军民,却又何辜?他们唯一的罪状只是因为有一个昏庸的糨糊领袖。芈槐的灵柩回国,人民悲不自胜,这是人民的厚道,忘了所有苦难,都来自他一人。芈槐事实上被他所宠爱的郑袖、靳尚所控制,以郑袖、靳尚为首的鲨鱼群,日夜猛噬,芈槐要想不死都不可能,这只是一个信号,警告楚王国(首都郢都):再不补救,船即下沉。可惜,芈槐之死毫无意义,并不能唤醒国人,也不能消除鲨鱼,因为楚王国已腐朽到完全丧失改革的能力。

 

第一个饿死的君王

赵王国(首都邯郸)国王赵雍,罢黜长子赵章,而命幼子赵何继承王位,自称太上皇(主父)。再把赵章封到代郡(河北蔚县),号安阳君。赵章本来应该继承王位的,现在只封一个“君”,自然耿耿于怀。他又一向挥霍奢侈,赵雍任命田不礼当他的秘书长(相)。李兑告诉宰相肥义说:“赵章年轻力壮,态度傲慢,党羽多而欲望大。田不礼生性好斗,而且骄傲不可一世,喜爱杀戮。两个人聚在一起,必然产生阴谋。小人物一旦有了大欲望,就不可能深思远虑,看到的全是利益,却看不到灾难,巨变将要爆发。”

赵雍携同赵何,出游沙丘(河北平乡,首都邯郸东北航空距离八十公里),分别住在两座行宫。赵章跟田不礼认为时机成熟,采取行动。假传太上皇(赵雍)命令,召唤赵何进宫。信期通知肥义,肥义先行,中伏被杀。信期立刻动员戒备,双方血战。恰巧赵成、李兑,从首都邯郸率军赶到,再火急征调附近驻军参战,斩赵章跟田不礼,屠灭他们的党羽。赵成出任宰相,号安平君。李兑出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司寇)。这时候,赵何年纪还小,赵成、李兑完全控制政府。

赵章战败时,投奔老爹赵雍,赵雍把他藏在行宫之内。大军进入行宫,搜出赵章处决。赵成、李兑警觉到自己的危险,商量说:“我们为了逮捕赵章,竟然包围太上皇(赵雍)的行宫。事情过后,太上皇(赵雍)追究围宫杀子的罪状,我们全家恐怕就要死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下令行宫人员:“先出来的有赏,后出来的格杀。”宫人们霎时间一哄而散。赵雍也想出宫,却被阻在宫门之内。广大的行宫之中,只剩他一个人,没有伴侣、没有饮食,饥饿难忍之际,只好爬到屋檐树上,搜索鸟蛋或刚孵出的雏鸟下肚。这样支持了三个多月,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全都吃光,最后竟活活饿死。赵王国政府(首都邯郸)一直等到确定赵雍死亡,才向各国报丧。

赵雍是一代传奇人物,从他坚持变更服装、更新装备一事,可看出他观察力之强和意志力之坚。赵王国(首都邯郸)疆土,在他手中倍增,战斗力也倍增。如果他能再活二十年,秦王国(首都咸阳)可能受到严重威胁,历史如何发展,难以预料。然而,凡是英雄,都儿女情长,一个美丽的吴娃,就把他搞得神魂颠倒,一误再误。李兑和赵成,平常受赵雍的尊敬,而他们也对赵雍忠心耿耿,可是一旦事变,涉及切身利害,却不惜把君王置之死地。中国政治上的领导人物,似乎都在斤斤计较对方的忠心,而忘了忠心不能孤立,它含有太多的变数。形势逼面,猪忠难以持久,刹那之间,猪化为狼。赵雍如果不自乱章法,赵章如果再有耐心,李兑、赵成之辈,何致竟成弑君凶手?

 

司马错与汉尼拔

公元前280 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咸阳】)大将司马错,征召陇西(陇山以西)地区民兵及驻军,在蜀国(首府成都【四川成都】)协助下,攻击楚王国黔中郡(湖南沅陵),完全占领(黔中郡约包括今湖南西部及贵州北部)。楚王国震动,献出汉水以北及上庸(湖北竹溪)土地。

秦王国(首都咸阳)于公元前280 年向楚王国(首都郢城)发动的迂回攻击,是空前冒险的军事行动。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咸阳)到陇西(陇山以西),航空距离三百公里,从陇西到蜀国(首府四川成都)航空距离五百五十公里。自蜀国到黔中郡(湖南沅陵),航空距离六百五十公里。当中横亘着千万穷山恶水,包括岷山山脉、摩天岭山脉、长江和“地无三里平”的云贵高原,以及像章鱼一样狰狞的武陵山脉。公元前三世纪时,沿途还是一片蛮荒,烟瘴虫蛇,鸟道险苦。司马错的伟绩,跟汉尼拔进击罗马帝国,先后辉映,都是直捣敌国后门。

秦军此次出击,战争升高到另一种形态,使六国同时面对随时都会覆灭的厄运。然而,六国互斗不但不息,反而更烈。只不过为了贪图眼前的一点小便宜,使战斗力完全消耗。最后秦王国轻轻一击,大家一齐粉碎。

 

司马光语无伦次

公元前265年,秦王国(首都咸阳)皇太后(宣太后)芈八子逝世。九月,芈八子的弟弟魏冉被解除所有政府职务,返回他的封地陶邑(山东菏泽定陶区)。

司马光曰:“魏冉倾全力拥立嬴稷,诛杀所有政敌,推荐白起当大将,向南攻取鄢城(湖北宜城南)、郢城(湖北江陵。参考公元前279 年、公元前278 年),向东跟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淄博东临淄区】)和解,使列国君王屈膝归附。秦王国(首都咸阳)所以更为强大,都是魏冉的功劳。虽然他专权横行、骄傲贪暴,足以使他招来大祸,但也并不像范雎所形容的那样恶劣。范雎这个人,可不是真正地效忠秦王国,为秦王国利益打算,不过要夺取魏冉的高位而已,所以一有机会扼住对方咽喉,就不放手。结果使嬴稷断绝了母子之情,也断绝了舅父跟外甥间的恩义。总而言之,范雎是一个危险人物。”

我们同意范雎是一位危险人物的看法,问题是,在专制政体下参与政治斗争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不是危险人物。范雎必须夺取魏冉的高位,才能实施他的外交政策。犹如司马光必须夺取王安石的高位,才能废除新法一样。魏冉对秦王国(首都咸阳)开疆拓土,诚然有很大贡献,然而,再大的贡献都不能允许他“专权横行,骄傲贪暴”。司马光却认为只要看他拥立国王和烜赫功业的分上,他的官位就应该是铁铸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我们认为,一位女大亨加上四位男大亨,当权四十二年之久,也应该欠起屁股了。司马光所以有如此想法,只因为“专权横行,骄傲贪暴”的直接受害人,都是无权无势的普通平民,而当权派竟被一个小人物赶下台,打破“贵者恒贵,贱者恒贱”铁律,司马光就忍不住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即以纯私情而言,嬴稷并没有杀了亲娘,不过请她老人家不再干涉政治,也没有杀了老舅,不过请他老人家退休,这就叫“绝母子之义、失舅甥之恩”?难道眼睁睁看着他继续“专权横行,骄傲贪暴”,不闻不问,才合乎礼教纲常?如果这就是礼教纲常,礼教纲常可是毒药,平民可不希望永远被踩在皇亲国戚的御脚之下。

诚如司马光所言,唯有官位和权力,不可以随便给人,也不应是私人报恩或复仇的工具。事实上,嬴稷请老舅掌握了四十二年的权柄,酬佣不可谓薄。如果把国家断送,司马光又要责备他乱把官位和权力给人了。司马光在评论田文时,曾说:“只要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即令本意奸诈,都应该采纳。”(参考公元前321 年。)然而面对嬴稷的改革,却忘了这段自己的话。范雎对一女四男的抨击,是不是公正?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嬴稷采纳,便应赞扬。如果他信口雌黄,嬴稷采纳,才应谴责。而司马光也承认一女四男“专权横行,骄傲贪暴”,那么,为什么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去探讨他“奸诈”的动机?

司马光总是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但永不忘记既得利益的士大夫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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