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6年国立湖南大学周道隆教授的薪津袋（湖南耒阳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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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国立湖南大学周道隆
出版社国立湖南大学周道隆
出版时间1947
印刷时间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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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时间202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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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侠君 周锦君 周天健 周澜君 周西苓
父亲周道隆（1893—1982）是中南矿冶学院1952年成立时的27位名教授之一，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研究员，我国采矿业的开拓者，为祖国采矿业的研究、生产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
父亲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县一个清贫家庭。祖父是个私塾先生，父亲随读了几年私塾，就在家务农。后经过在书院、实验学堂的刻苦学习，1918年，考取了公费去日本培训一年的机会，一年后又考取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採矿、地质学科，并获高额奖学金。父亲公费留学日本11年，那里成就了父亲“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愿望。
1929年父亲收到近乎瘫痪的江西萍乡安源煤矿邀请后，放弃即将获得的博士学位毅然回国兴矿。到达安源煤矿后，他立即组织恢复生产，不到一年日产量便由300多吨提高到1000吨左右，也使工人生活得到改善。
钨是重要的稀有金属，江西钨矿贮量全国第一。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当时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为弄清江西钨矿贮量，组建江西地质调查所，任命父亲为技正。父亲带领地质勘查人员，历时三年，初步查清赣南矿脉，编写了极珍贵的《赣南钨矿志》，此书至今仍是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急需中日合资的淄博煤矿的优质煤冶炼武器，採取了快速掠夺式、破坏式的生产手段。为维护中方权益，山东实业厅遴选父亲出任淄博煤矿监理。父亲曾亲自在淄川煤矿地面和地下的调查，发现孝妇河河底距采煤处只有10多公尺深，河的断层已深入煤层下部的围岩，有些掘进巷道已穿过河的断层线，有随时穿水的危险。他一方面向日方提出防穿水的建议，同时利用图纸写成书面报告上报山东实业厅。由于双方据理力争，迫使日方缓慢开採，暂时避免了矿难的发生。1933年9月，父亲奉命离任，离职前，反复向日方提出修建防水闸门的建议。可惜，日方都不曾付诸实施，终致一年后穿水，300多名中国矿工及技术人员遇难。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四川成为大后方，生产生活急需大量用煤。四川华昌公司电邀父亲出任总工程师，委派他筹建四川犍为煤矿，兼任矿长。到任不久，父亲便完成筹备工作，开始生产，产量日益增加。其间，父亲因政见不合辞职，犍为煤矿不久因负债濒临倒闭。华昌公司不得不再次邀请父亲出任总工程师兼矿长。经人事调整，改善工人待遇，注重科学安全生产，几个月后，扭亏为盈。
云南箇旧锡矿世界闻名。抗战期间，国家急需出口锡换取外汇，购买抗日武器。早在三十年代初，国家就投入巨资在此建矿，一直未找到矿脉。1943年父亲应邀来此任总工程师。到任后，经过对矿区实地调查，发现原有探矿坑道的方向与矿脉走向平行，沿此方向将永远穿不到矿脉。父亲决定回转探坑方向900，提出新的开采计划。三个月后找到了矿脉，国民政府奖励了父亲20两黄金。
新中国成立后，箇旧锡矿仍是国家选定苏联援助的156项核心骨干企业之一。当年父亲开采的巷道被政府命名为“周道隆巷道”，后又将开采线路命名为“周道隆线”。
1946年底，父亲受聘为湖南大学教授，开始了他培养人才的生涯。
1952年院系调整，父亲由湖南大学调到即将开院的中南矿冶学院，是二十七位名教授之一，担任採矿方法教研室主任，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研究员。建院初期，父亲夜以继日地制定教学计划，筹建实验室，赶编《採矿方法》教材，培养青年教师。父亲的教学不仅有扎实的理论根底，更因他长期从事矿山实际工作，而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教学常有独到之处，深受师生欢迎，被评为院“先进工作者”。
受湖南省工业厅的邀请，父亲曾深入湖南永新煤矿解决难题。当时地下煤层回收率只有43%，父亲建议用木材作采场假顶采煤法，这是国内从未有，国外文献也没见过的新方法。很快回收率便提高到94%，还减少坑木消耗，降低了成本。这一成果曾在“湖南工业成果展览会”上作重点介绍。
1955年，父亲当选为“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也许是父亲为人耿直、爱讲真话，也许是受我母亲张国芷是张国焘亲堂妹的牵连，1958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这顶帽子尽管在1960年元月第一批被摘去，但还是抑制他继续发挥作用，他只能被动地服从安排。但乐观的父亲总是在划定的圈子里，尽力把事做得更好一些。
摘帽后，父亲被分配到矿冶学院图书馆从事文献资料研究工作，他认真履行着这份职责，仔细阅读了1960年巴黎国际地压会议的全部文献，并参考了大量世界各国有关地压研究的资料，加上父亲自己在矿山开採的经验和体会，写成了四万多字的《从1960年巴黎国际地压会议看现代地压问题研究的方向和成果》著述，中南矿冶学院图书馆于1964年1月印刷成册供内部参考。
1963年父亲已70高龄，当时江西德兴铜矿出现重大技术问题。江西省冶金厅请中南矿冶学院派专家帮助，父亲受命前往，亲自下矿井，调查研究，提出科学方案，园满解决技术难题。当年报纸以“古稀老教授下矿井”为内容作特别报道。
文革期间，父亲再次受到政治迫害，住在一间狭小的房里，时常受到造反派骚扰。在没有助手、缺少资料、无人支持的极端艰难困苦条件下，年迈体弱的父亲，凭着几十年矿山工作经验，历时十年，终于完成了十六万字的《论矿山压力》专著。父亲在昏暗灯光下伏案写作的身影，历历在目，令人心碎。
1982年，正是我国的科教事业洋溢勃勃生机的时候，正是知识分子大有作为的时候，九十岁的父亲为人类发尽了最后一丝光芒，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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