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石刻,碑拓,何君阁道碑,消失一千年后,从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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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品
仅1件
作者不详
纸张白纸
装帧其他
尺寸76 × 74 cm
数量1册
货号0274
上书时间2017-04-20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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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阁道碑,尺寸:76厘米*74厘米。(大约尺寸,每人所量的要求不同) 该碑拓片个别地方有裂。但是不缺。碑拓属正常现象,最好装裱在镜框里。或者背面用宣纸装裱。
何君阁道碑,失传一千年后。2004年在四川被人从新发现。非常难得。(该碑拓是近些年朋友所拓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值空间无限,现在已经被文物部门保护起来了)
《何君阁道碑》系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所刻。这是史有记载,未曾见物的国宝,历朝历代的考古工作者、史学家、书法家梦寐以求的古代文物。说它是碑,是因为史书中记载为碑,实际上是摩崖石刻。刻石镌于高约 350厘米,宽约150厘米的页岩自然断面上,上面岩石呈伞状向前伸出约2米,形如屋顶,有效地保护了刻石免遭日晒雨淋。刻石四周随字体变化凿成一不规则梯形,高65厘米,上宽73厘米,下宽76厘米。全文共52字,排列7行,随字形简繁,任意结体,每行7字、9字不等。其铭曰:“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五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字迹清晰完整,最大字径宽9厘米,高约13厘米。书法风格极具早期汉隶典型特征。结体宽博、横平竖直,波磔不显,古朴率直,中锋用笔,以篆作隶,变圆为方,削繁就简。其章法错落参差,洒脱大度,反映了由篆及隶的演变过程。
曾经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西汉摩崖石刻)在失踪1000多年后近日在荥经县境内神秘现身。据发现此碑的荥经县民建乡小学教师刘大锦、牟健介绍,他们是不久前偶然在一块山崖的石壁上发现此碑的。经查阅资料,竟然是失踪千余年的“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他们立即拓片向县里报告。此碑在古时有拓片流出,《金石录》有其临摹缩本,《墨宝》云“此碑出于绍兴辛末,在荥经县……”《荥经县志》对此碑亦有记载,但碑在何处,一直成谜。
碑文释读
释文:蜀郡大(tài)守平陵何君,遣掾(yuàn)临邛舒鲔(wěi),将(jiàng)徒治道,造尊楗(jiàn)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
注解:①蜀郡,东汉时已很小,大约相当于现在阿坝、温江、雅安三个州、市所在地域。②大守,即太守,亦称郡守。据清江沅《说文释例》:“古只作‘大 ’,不作‘太’,”《易》、《春秋》、《尚书》、《史记》、《汉书》中的“大极”、“大子”、“大上”、“大誓”、“大上皇”、“大后”中的“大”,后人都读为太,或直接改写为“太”。③平陵:古县名,在今咸阳市西北,因汉昭帝葬于此,故以其陵名县。④掾,下属官吏。⑤临邛,古县名,今四川邛崃县。⑥将徒,将(jiàng),去声,率领。徒,《广韵》:“徒,隶也。”,服徭役的人。据《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汉中太守钜鹿鄐君,奉诏受广汉、蜀郡、巴郡刑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动工开通斜栈道,至永平九年落成”可判定这里的“徒”亦必为刑徒、犯人。相当于今之劳改队。秦汉时修路筑城之类的事,基本上由这些人来做。(此刻石比《何君阁道碑》迟了九年,在陕西褒县。宋人晏袤评其“与光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两道皆为同一队伍修建也有可能)“⑦尊楗阁,尊,《广韵》:“尊,高也。”《韩非子、外储》:“虞庆为屋,谓匠人曰:‘屋太尊’”,意谓“房子太高了”。楗(jiàn),《汉语大字典》:“河工以埽(sào)料所筑的柱桩。”这种护堤的柱桩高可达数丈。平原地区缺大木,是用竹索、木条、土石捆绑而成。东汉时本地绝不乏巨木(今亦不缺),可以肯定,此处之“楗”,必为高大的原木所为。阁,原指“架子上置放食物的木板”。荥经人叫“望板子”,栈道象其形。总之,尊楗阁,可理解为“高脚桩栈道”实地观其势,栈道孔距河床不及两丈,东汉时河床应更高些,估计当时栈道由大木桩直撑到河底。⑧衷(mào),袤的古写,南北长为袤。《汉语大字典》书一号墓竹简为“ ”与马王堆易五的“衷”字写法几乎完全一样。古人厘定为“袤”是有道理的,因荥河那段走向基本呈南北向(略偏西北东南),故称袤。⑨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即今所谓用了多少个工,恐不一定指历时三年多。⑩建武中元二年,建武,东汉第一个皇帝刘秀年号,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距今1947年。○11就,完成,据《鄐君刻石》后有“落成”,类同可证。○12道史,严道地方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县)有蛮夷曰道。”史,春秋时为太宰的副官,掌管法典和记事,后来一般指副贰。可理解为“严道县长助理”。另一种意见为“交通厅长”。
译文:蜀郡太守平陵人何先生,派遣他的下属官吏临邛人舒鲔,率领着服徭役的队伍(来此)修路。建造了高脚柱栈道,南北共长55丈。用了工作日1198个。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完成。严道地方官任云、陈春主(记)。
由此可见,这是一方摩岩纪功刻石。
书法史上的意义
《何君阁道碑》是以书法名世的。虽失踪千年,但典籍多有记载并评价极高。荥经旧县志中邑晚清举人汪元藻、民国县志主编张赵才对此记录甚详。说《隶释》、《碑式》、《字原》、《墨宝》、《金石索》等名著中都对它称道不已。尤其是洪适在《隶释》中把它推上了隶书的颠峰。洪适说:“东汉隶书,斯为之首。字法方劲,古意有余,如瞻冠(guàn)章甫而衣(yì)缝掖(yè)者,使人起敬不暇。虽败笔成冢,未易窥其藩篱也。”(译文:东汉的隶书,它算是开头的。字形方正遒劲,古雅的韵味最为醇厚。好比我们看见那戴着殷商时代的黑布礼帽,身着儒士宽袍大袖礼服的人,令人肃然起敬不已。学写这字呀,即使写秃的笔堆成一座坟,也不见得就沾了它的边。)、精于金石考据的清代大学者、书法家翁方纲也对此碑之失传而扼腕叹息。
观赏这一石刻,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率性、自然。写字人本身绝无在书法上炫耀一番的功利心,纯粹客观记事而已,因而毫无刻意求工之态。其章法,竖看行距大致齐整而略有穿插,横看则完全无行,错落参差,洒脱大度。一行中少的六字,多的九字,尊重字的个性根据字的个性来决定张弛。比如“郡”字长九厘米,而紧承其下的“大”字却仅四厘米,不及二分之一。“尊”字最长,十四厘米,竟与“九十八”三字相等,非常抒情,这就是早期汉隶特有的开张气。与晚期隶书布如算子的拘谨呆板章法毫无二致。从字形结构上看,它还明显带着由篆向隶过渡的痕迹。比如宝盖头的长覆着地,“五”字互扭的古老写法。走之的写法离“ 辵 ”(chuò)字尚不远,上边三撇变了三弯。“舒”和“鱼有”的右边都是道地篆体。从笔画看,基本上用中锋圆笔,而中锋圆笔正是篆书的基本笔法。势如钢锥画沙,稳健、朴拙。又多变化,如“郡”字右耳曲线,居然穿越一竖画圈转出()。而“陵”的左耳,“邛”的右耳却又另作姿态。一捺,大多硬挺直拙,仅“大”字波磔燕尾明显。“春”字的“日”作三角形,很有今天艺术字的味道。
总的说来,此刻石体方笔拙,不拘小节,自由随意,古朴典雅,气魄夺人,只可仰视。加之一千九百余年的日月精华、沧桑磨洗,掺和了大自然的神工造化,大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气,令人想入非非,心灵得到极大的美感享受。洪适之言,实不为过也。
《何》碑之所以失踪,于今看来道理非常简单:蜀—身毒(印度)道荥经段自从改走大相岭后,路从花滩折而直接向南,再也不经过它的脚下了。但此前流传出去的拓片早已使它名扬四海,被人一再临摹。不过大多恐怕已是面目全非了。洪适绝对没有见到过原刻石,甚至连原拓本也没有见过,不然他怎么会在《碑式》中说:“建武中元处有缺”这么明显的错话呢?以今观之,何缺之有!(缺在“九十八日”下,因下文是皇帝年号,不得不提行另起)。典籍著录不见于晋唐,而洪适所述又如此讹误,可见至少在宋朝时,世人所见的《何》碑不是拓本而是临摹。从格式字体上讲恐怕都已发生相当的变异。至于邑先辈汪元藻老先生于成都沈鹤子处临写回来的《何》碑(后做了荥经县中学的奠基石),就真不知为何碑了。
在《何君阁道碑》发现之前,唯陕西褒县的《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被认为是东汉最早的刻石(永平九年落成,即公元66年),现在当然只好让贤了。《何碑》的确是东汉之首。不仅早于本市建安时期的《樊敏碑》(公元205)、《高颐阙》(公元209)、王晖石棺(公元212)等文物,也早于《石门颂》(公元)、《史晨碑》(公元169)、《张迁碑》(公元186)、《曹全碑》(公元185)、《孔宙碑》(公元244)等几大天下名碑。它的重现真身的确是家乡的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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