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叶兆言经典作品：陈旧人物 9787544779142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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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兆言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79142
出版时间2020-05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5元
货号DX9787544779142
上书时间202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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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民间视角、文史笔法，形塑文化界知识分子群像本书写有近现代文人学者共三十八人，基本囊括近现代文化界的各类名家代表。有近代老派文人或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林琴南、严复、吴宓、陈寅恪、章太炎等；有祖父叶圣陶相知相惜的故交挚友，如王伯祥、顾颉刚、俞平伯、吕叔湘等；有新文化运动主将及新文学代表作家，如刘半农、钱玄同、朱自清、闻一多等；另有成名于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小说家，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苏青、张爱玲；还有现代著名画家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等等。
这些“陈旧人物”，在叶兆言笔下既代表人的陈旧，也表明他试图把“陈”当作动词，展览一下几个“老掉牙”的前辈。他们从刻板幽渺的史书中跳脱，借由叶兆言的民间视角、文史笔法，重新立体传神起来：有纵酒骂袁以致误车的章太炎，有吃着饭突然红光满面吟咏古诗的俞平伯，还有课堂上只有三人还要点名、认真得近乎迂阔的朱自清……叶兆言举重若轻，打捞历史细节，还原昔时现场，将岁月深处的陈旧人物勾勒成一幅生动丰满的近现代知识分子群像。
文化世家、学风谨严，文人剪影画骨描神言说近现代文人，叶兆言具有其他人无可比拟的优势。他出身文化世家，家学深厚，祖父叶圣陶是五四以后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与社会活动家，伯父叶至善为民国时期开明书店的编辑，父亲叶至诚是知名作家和编辑。受家学渊源泽被，他交游广泛，文学史上的文人逸趣、学者方家于他而言，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不是神秘莫测的人物。他们活跃在作者的生活圈子中，是祖父辈的知己故交，是鲜活可亲、触手可感的人物形象。
叶兆言从身边人事出发，从才情劲笔入手，相对于故纸堆里找材料的隔靴搔痒，他从耳闻目睹的掌故中画骨描神，解析少为人知的历史背面，揭开易于忽略的历史常识。特殊家世中成长起来的叶兆言，写出其他人难以企及的文人剪影的高度。
阅读作积淀，趣味为根底，书写一个人的近现代文人史叶兆言好历史，尤其喜欢关注历史长河中命运浮沉的文化人物。他以广博的阅读作积淀，以博杂史料的趣味为根底，简笔勾勒近现代文人，逸闻掌故，由浅而深，由表及里，寥寥数千字，似行云流水般自然，如凌波微步般轻盈，书写一部带有浓郁个人兴趣的近现代文人史。
以虚君共和诳骗光绪帝的康有为，藏书十万卷信仰趣味主义的梁启超，耻谈因翻译获巨额稿酬的林琴南，……他们是国学大师，是革命志士，是文学大家，他们早已成为近现代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叶兆言笔下，近现代史不是教科书中的一板一眼，不是怒目圆睁、不近人情，而是真实可触、细腻可感。他举重若轻，小心撕开历史的一角，打捞历史细节，还原昔时现场，用话家常的方式拆解史料，将厚重刻板的历史解码重组，从个人言史的角度，重新书写那一段曾大放异彩的时代与人物。
作者简介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很久以来》《刻骨铭心》，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近期新代表作为长篇历史散文《南京传》。
目录
前言
康有为
梁启超
林琴南
严复
刘半农
钱玄同
朱自清
闻一多
潘汉年
刘呐鸥
穆时英
王伯祥
顾颉刚
周瘦鹃
范烟桥
俞平伯
吕叔湘
吴宓
陈寅恪
蒋百里
李叔同
章太炎
齐白石
张大干
傅抱石
苏青
张爱玲
朱希祖
朱楔
傅雷
沈从文
钱钟书
王泗原
张中行
师陀
柯灵
施蛰存
内容摘要
《陈旧人物》收录作家叶兆言关于中国近、现代历目前有名文化人物的散文二十九篇，作者无意去追求“绯闻”式的细枝末节，而是竭力捕捉人物的意蕴，品位人物身上所散发着的独特的文化味道。他用个人的眼光、温和的口气、品评的笔调写了二十九个旧时文人，上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下至苏青、张爱玲等江南才女，既有林琴南、闻一多、朱自清、吕叔湘等文学大家，又有齐白石、张大千等画坛巨匠。特殊的家世使作者离这些陈旧人物很近，他记述这些人物的文字，仿佛是谈论老邻居一般随意散漫，断然没有作秀般的怀念、致敬或叩拜，透露出日常的亲切感。这怕也是《陈旧人物》与其他一般性关于纪念五四人物的传记、揭秘文字的优选不同吧。 《陈旧人物》既是作者的一部读书笔记，从中可以窥出作者的阅读轨迹及阅读心得，同时也是一部近现代文学史话的随谈，加上有点迂腐、俏皮的议论，作者阅读记忆中的历史文化人物走出了尘封的记忆，读着亲切，甚至也有几分感动。
精彩内容
张爱玲张爱玲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她的贵族出身。对于这一点，我始终不以为然。文学的事，永远不可能如此简单。贵族出身的人实在太多，张爱玲的家庭了不起，比她更显赫的家族并不在少数。并不是破落的大家子弟，就应该注定成为曹雪芹。张爱玲所以成为张爱玲，首先是因为她的作品，其次还是因为她的作品。作品是人创造的，可是千万不要忘记作品可以反过来改变一个人的。作家成就了文学，文学也会毫不含糊地创造一个人。
张爱玲的一生是一部大作品。多少年以后，这部作品也许比什么都重要。早在二十五岁以前，张爱玲的文学才华就用得差不多了。她最重要的作品《传奇》和《流言》，都是在这之前完成的。很多文学青年在这个年纪，还没有来得及开窍。张爱玲是文学早熟又一个奇迹般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伟大的托马斯·曼，他在这个年龄完成了《布登勃洛克一家人》。张爱玲喜欢用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来形容她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事实上，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就是一声重重的叹息。二十五岁以后，她断断续续还在写，我几乎见到过以后的所有作品。我不至于说她的《红楼梦魇》不妥，那些言情的电影剧本意义不大，从方言改成语体文的《海上花列传》是浪费时间，事实证明这也很了不起，然而她的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和我一样，就是觉得张爱玲应该一心一意写小说。天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痴心人在白白地等待她的下一部小说。 我猜想张爱玲把自己也变成了作品中的人物。这正是她的高明之处。有意或者无意，她突然明白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自己。她结过两次婚，不能说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但是显然不理想。一个是有才华却太轻薄的汉奸，一个是西方的左派作家，不能否定她和他们在沟通上的那种障碍。张爱玲选择这两个人，本身就是小说作法。小说作法有时候也会成为人的行为准则。 我猜想许多事，张爱玲都是存心的。她存心要我们为她感到无穷无尽的遗憾，要我们痛苦地去回味她走过的人生。她存心要我们喋喋不休地去争论她为什么放弃了小说，为什么不思如泉涌没完没了地写下去，要我们为许多站得住脚和站不住脚的理由，浪费唾沫和笔墨。她存心要我们哭笑不得，要我们疑惑不解，要我们很快地忘记她，而实际上却永远也不可能把她遗忘。 二以上是应香港一家报社的约稿，写了一篇谈张爱玲的文章。言犹未尽，总觉得还可以再说些什么。张爱玲这样的才女，照例是很容易作为闲话的话题。一个女作家本来就引人注目，更何况张爱玲作品之外，还有那么多故事。
就说张爱玲的成名。她自称九岁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打算把自己在杭州写的日记，寄给编辑先生。张爱玲用稚嫩的语气，写了一封没有标点的信，扔在信筒里，从此没有下文。十九岁的时候，她参加了《西风》的征文活动，在六百八十五名应征者中，有十三人得奖，这次编辑总算没有太走眼，张爱玲名列倒数第一，正好第十三名。按照征文启事的规定，得奖者只有十名，多出来的三名是荣誉奖。张爱玲参赛的作品叫《天才梦》，这可能是张爱玲文字生涯中的第一篇文章。不过张爱玲对自己的名次耿耿于怀，她成名后，谈起这段往事，坚持说名列第一的那篇文章实在平平。 张爱玲给人的印象，在一夜之间突然就红了。女作家的走红向来比男作家凶猛。在张爱玲成名的十几年前，丁玲女士也是如此。记得读研究生时，一位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极有成就的老师说过，丁玲一出现，她几乎就取代了冰心女士的位置，冰心火爆得更早，这种取代之说有些夸张，也不准确，但是有纪实的一面。张爱玲的出现，也有取代丁玲之势。冰心的文章以爱心和提出问题取胜，丁玲却是以她的反叛和浪漫精神获得读者，张爱玲和她们都不一样。张爱玲的小说要丰富得多，而且她显然不喜欢她的两位前辈。 张爱玲的小说深入到了平常人的心灵，这是她的小说能拥有无数“张迷”的法宝。真正的好作品是阻挡不住的，张爱玲的小说最初发表在文坛不屑于注视的鸳鸯蝴蝶派杂志上。许多有志向的文学青年绝对不会去理睬这样的刊物。张爱玲偏偏什么都不在乎。她似乎信奉小说只要能发表就行的这个实用主义原则，小说之外的事，不愿意想得太多。她的小说在什么刊物上都可以出现，譬如发表她小说最多的是《杂志》，这个刊物显然有日本人的背景。在沦陷时期上海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张爱玲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她火山爆发一般地拼命写，写了就拿出去发表。让人感到无可奈何的，张爱玲就这样成了名，她的文章得到了当时上海滩各种背景的刊物的欢迎。转眼之间，她成了真正的名家。 晚年的张爱玲和四十年代大红大紫的张爱玲，仿佛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晚年的张爱玲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杜门谢客，摈绝交游，以至于最后死在美国公寓的地毯上，几天后才被人发现。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是那样地爱出风头，她为了突出自己，甚至不惜身着奇装异服。张爱玲的动机非常简单，写东西就是为了要出名，越早越好，越大越好。遗憾的是张爱玲有出风头的心，没有出风头的命。她不是那种能够当交际花的女人，倒不是长得不漂亮，实在是不善于人际交往。她的骨子里讨厌交际，在大红大紫的年代里，她不能免俗地参加各种应酬，出现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尽情地品尝自己成功的喜悦，然而这些无聊的敷衍已经为她日后隐士般的生活留下伏笔。 张爱玲的奇迹在于当年引起了各路人马的叫好。她毫无选择地在各种刊物上乱发表文章，属于不同阵营的编辑却非常明确地想把她拉入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张爱玲的小说终于出现在柯灵先生主编的《万象》上，这虽然是一本商业性杂志，但是在柯灵的努力下，杂志明显地属于新文学阵营。当年柯灵先生为如何能约到张爱玲的稿子踌躇再三，出乎意外，张爱玲竟然冒冒失失自动送上门。多少年后，柯灵谈起这段往事仍然喜形于色。 很多有识之士出于爱护张爱玲的缘故，反对她这样无原则地是地方就乱发文章。郑振铎先生就提出过具体的建议，张爱玲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先付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张爱玲根本就不理这一套，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她的名言仍然是那句：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张爱玲相信她的小说可以远离政治。可是潜意识里知道这绝不可能，要不然她不会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也许是张爱玲真正的高明之处。如果她真听了郑振铎的话，把自己的小说藏之名山，等日本人完蛋再发表，结局也许更糟糕。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也就只有抗战胜利前的两年时间，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事实就是这么残酷。
张爱玲后来死灰复燃，文坛上再次走红，先是在台湾，然后在大陆。她的书成了畅销书，让出版社趁机赚钱。“张迷”成为一个固定词组，重要的原因，是她在那个特定时期写的并且毅然发表的小说《传奇》和散文《流言》。是是非非很难说清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事实就是这么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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