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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世昌文献辑刊 全124册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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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文献辑刊 全124册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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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爱霞 辑

出版社河北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6615176

出版时间2019-08

装帧精装

定价99800元

上书时间2024-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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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徐世昌，字卜五，號菊人，一號菊存，晚號弢齋、水竹邨人、石門山人、退耕老人。直隸天津人氏。生于清咸豐五年。年少時曾任河南省淮寧縣書吏。光緒八年參加順天府鄉試，中壬午科舉人。光緒十二年中丙戌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五年六月參加保和殿考試，授翰林院編修，後歷任順天鄉試磨勘官，充補國史館協修官、武英殿協修官。光緒二十三年任袁世凱新建陸軍參謀營務處總辦。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派充國史館纂修，後擢升國子監司業員。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任經理財政提調，創辦京師鑄銀錢廠；十月任商部左丞；十二月任練兵處提調。次年任兵部左侍郎。光緒三十一年六月派政務處幫提調，歷任軍機大臣學習行走兼政務大臣、會辦練兵大臣、巡警部尚書。光緒三十二年補授軍機大臣，派充經筵講官兼署兵部尚書，後因巡警部改爲民政部而專任民政部尚書。光緒三十三年四月，補授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並授欽差大臣。次年兼署奉天巡撫。宣統元年二月任郵傳部尚書，八月派督辦津浦鐵路事務。次年授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宣統三年授内閣協理大臣兼弼德院顧問大臣，後又授軍諮大臣、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加授太保保銜。入中華民國後一度賦閑，旅居河南衛輝、輝縣及山東青島等地。後被袁世凱特任爲國務卿，旋又補授上卿。中華民國六年辭職，被袁世凱推崇爲「嵩山四友」之一。中華民國七年八月，被安福系國會選爲民國大總統。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去職，遁跡津門。晚年患膀胱炎，因怕遭到日本人劫持而長期居住在英租界咪哆士道住所内，不敢出外就醫。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五歲。葬于天津北倉公墓，僅竪石題曰「水竹邨人之墓」。
身處清末民初這樣一個風雲變幻的年代，徐世昌的所作所爲必然引得或褒或貶的評價。其實，對于歷史人物的論斷很難得出讓各方心悦誠服的結果，尤其是對中華民國初年北洋時期大總統們的評價更是如此，在他們身上大都具有晚清遺老的傳統基因，同時又有效仿西方而追求現代化的特徵。既要適應潮流提出「國家和平統一」的口號，却又拿不出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案。于是又都有着比較相似的命運，只不過是「你方唱罷我登場」而已。但對先祖評語，借用香港《大公報》社論裏的話來講：「然則蓋棺論定，徐世昌終不失爲一個中國的讀書人也。」
作爲「一個中國的讀書人」，徐世昌一生編著頗豐。尤其自中華民國十一年七月遷居英租界二十號路新居後，先祖自題「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齋」而過起隱居生活。先祖藏書甚巨，有《書髓樓藏書目》八卷行世。此外先祖還留下一百册、一百五十餘萬字詳細記述其自三十一歲至八十五歲之間長達五十四年經歷的《韜養齋日記》，而且在任總統期間創「晚晴簃」詩社，組織摘選全清詩，輯成《晚晴簃詩匯》二百卷，計八十册。還曾費時九年，彙集有清一代名家流派學説而成的《清儒學案》二百〇八卷，計一百册。
徐世昌撰著、纂輯並印行的書籍頗多：宣統三年輯刊《東三省政略》，記述先祖任東三省總督時的施政要略。沈雲龍先生在《徐世昌評傳》中講：「此則世昌深感東三省爲日、俄所環伺，危機日深，籲請國人，提高警覺。」中華民國三年編印《退耕堂政書》，「其服官之識見，政務之處理，悉具于斯」。中華民國六年輯成《大清畿輔先哲傳》四十六卷，「重在扶名教而植綱常，正人心而維風化，不只于表章先達，保存一代一鄉之文獻而已」。中華民國三年，先祖刊印好友賀濤的文集。武强賀濤，字松坡，光緒丙戌進士，以主事分刑部。善爲桐城派古文，主講冀州信都書院，晚歲目盲，仍講學不輟，以民國元年五月病卒，年六十四。先祖召其子葆真至京，殷殷垂詢遺集，出資爲之刊行，都四卷。繼于中華民國九年，又續刊其書牘兩卷，並爲文集作序。《賀先生文集》實爲研究徐氏家世生平之重要資料之一。中華民國七年輯印《水竹邨人詩集》十二卷，收録徐世昌多年創作的大部分詩歌作品。中華民國八年又著成《將吏法言》頒行全國，用以規範大小文武官員。除此以外，還有《顏李語要》《明清八家文鈔》《海西草堂集》《歸雲樓集》《歸雲樓硯譜》《竹窗楹語》《揀珠録》等書刊行于世。
對于這些書籍，「八十五叟古閩梁敬錞」先生在爲《徐世昌評傳》一書中所作的序中評價道：「東海一生經歷，或位尊而無權，或事叢而任短，故其在位之政治建樹，轉不如其在野學術貢獻之較有可記。畿輔先哲傳與顏元李塨師承記之撰述，固猶成書于公餘，而《晚晴簃詩匯》與《清儒學案》之兩大巨製，則皆其息影津沽以後之産品，爲今日研討清代詩乘與學術史唯一之津梁。《晚晴簃詩匯》，采朱竹垞《明詩綜》之章法，因詩存人，因人存詩，網羅九朝詩家六千一百五十九人，得詩二萬七千四百二十首。使窮壤寒士之苦吟，得與宸翰御題以及達官聞人之高詠，共分名山之一席，最饒意義。《清儒學案》，以黄梨洲《明儒學案》、全謝山《宋元學案》爲藍本，而發凡起例，則各有增削，所定正附案、諸儒案，共得一千一百六十九人，擷精華而不失原義，辨源流而不雜私臆，委非尋常著作可比。」
然而隨著時勢的更替，目前有些書籍已不易見到。爲了向社會提供方便可得的研究資料，中國書店于一九八五年借用故宫博物院藏版印刷了中華民國徐氏刊藍印本《明清八家文鈔》二函十二册。中國台灣成文出版社一九六八年影印了《將吏法言》《退耕堂政書》。中國台灣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影印了《水竹邨人詩集》。作爲清史編纂委員會的文獻叢刊、國家出版基金專案，北京人民出版社于二〇一五年將《韜養齋日記》更名爲《徐世昌日記》影印出版，附點校版共爲二十四卷。此外，北京出版社在二〇一一年出版的《讀辛亥前後的徐世昌日記》，以及二〇一四年出版的《徐世昌與韜養齋日記》《徐世昌與韜養齋日記》等書中，也分别附録了徐世昌當年全部手寫日記原稿的彩色影印件。
現有天津市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孫愛霞副研究員費盡數年時間，千方百計收集並整理先祖大部分文稿，編撰了《徐世昌文獻輯刊》叢書，其中不僅收録起到「研討清代詩乘與學術史唯一之津梁」作用的《晚晴簃詩匯》與《清儒學案》，亦收録被徐世昌認爲「獨見之明同于蠡管，所願與憂世君子共商榷」的《歐戰後之中國經濟與教育》等資料，尤其還收録了賀培新輯《水竹邨人年譜》及《續修天津徐氏家譜》等，甚爲豐富且珍貴。先祖十分重視修訂家譜工作，據《水竹邨人年譜》載，一九一八年二月「鄉居寫字看書外，時校訂家譜」，三月六日赴津看望弟世光時，「日校訂家譜並照料弟疾」，並從三月起常「校書、選詩、校訂家譜。譜成，析爲上中下三巨册，名曰《續修天津徐氏家譜》。先是光緒三十一年修譜一次，公手自釐定，稿經數易，閲八九年始成。」而《水竹邨人年譜》實際上共有三個版本：一爲章梫所輯，共十五卷；後郭則沄據此本節録成《水竹邨人年譜稿》，共二卷；再有就是賀濤之孫賀培新依據郭則沄本改輯《水竹邨人年譜》，亦爲二卷。章梫，名正耀，字立光，號一山，清末科翰林。章梫輯年譜是經先祖本人親自審定的，據徐世昌《韜養齋日記》，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閲章一山所纂輯年譜稿本」，故而章梫所輯年譜内容的真實性毋庸置疑。先祖辭世後，郭則沄又將十五卷本擇其重要者彙編成二卷。而賀培新所輯録先祖之年譜稿是在郭則沄二卷的基礎上再加整理而成，附録有先祖徐世昌及其父母的簡歷，均系賀培新根據徐世昌《續修天津徐氏家譜》《大父行略》《畿輔先哲傳》，以及徐父之墓誌等綜合整理而成，年譜後所列當時有關徐世昌各種報刊時文的文獻資料非常豐富。然而一九八八年該年譜又經吴思鷗整理後改名爲《徐世昌年譜》，印發在《近代史資料》總第六十九、七十號上。不知何故，原附的文獻資料竟然全部被删略了，是一份不全的文本。而此次在《徐世昌文獻集刊》中可讀到未删版「年譜二卷附録一卷」，對世人深入研究和客觀評價徐世昌頗有裨益。雖然《近代史資料》上刊載的《徐世昌年譜》是經過再次整理的，但仍存在一些不準確的地方，如其中載：民國二十八年，『八十五歲，……于六月五日即陰曆四月十八日申時薨。遺囑不訃，歸葬輝縣……』這是錯誤的，事實是：按計劃確實是準備運往河南輝縣與席夫人合葬，但因當時華北淪陷而造成交通不便，靈柩只好浮厝在新華南路二五五號院内，最後還是葬于天津北倉公墓。借再版賀培新輯《水竹邨人年譜》之機，特此説明一下。
縱觀徐世昌一生，其青年時代留在了大清朝，臨近花甲踏上中華民國政壇，直到當上大總統而達到政治生涯的頂峰。近致仕之年下野後，以迄殁世，十多年來始終息隱津沽，從未離開，完全與政治絶緣而進行清代學術思想巨著之纂輯。我們從這套《徐世昌文獻集刊》中似乎也可以感受到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遷。
我不是歷史學者，更不是專家，只不過是一個徐氏後人，而且出生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屬于只有「知識青年」頭銜的「老三届」，應邀作序，本非所長。辭不獲命，勉强成文，僅作參考。最後作爲結語，還是借用《顏惠慶自傳》裏的一句話：「徐總統在品格和學問方面，可謂超群絶倫。……他可説是一位學而不厭的讀書人。」
謝謝。
徐世昌玄孫徐定茂序于北京勁松
二〇一九年一月

不負時代——寫在《徐世昌文獻輯刊》成書之際 孫愛霞

迦陵先生在論及古代詩人時曾説：『杜甫作爲一個集大成的詩人，是對得起他的時代的。而太康時期的詩人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是没有大家氣象的，是對不起他們的時代的。』私意以爲，是否不負時代可以做爲某一維度的標準，擴展至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範疇，例如被《大公報》評價爲『不失爲一個中國的讀書人』的徐世昌，一生都熱衷于藏書、編書、著書、刻書，其有功于文獻，有功于文化傳承，可謂不負時代。而今時今日搜集徐世昌文獻加以編輯影印，亦可謂不負當今這個時代。

徐世昌一生所纂輯文獻數十種，涉及政書、學術、文學、譜牒等方面，諸如《東三省政略》《退耕堂政書》《清儒學案》《大清畿輔書徵》《大清畿輔先哲傳》《晚晴簃詩匯》《續修天津徐氏家譜》等。這些典籍于歷史、政治、文學、文化研究，乃至文化之傳承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一）政書類
徐世昌所刊刻政書類文獻，多是他本人的著述，如《東三省政略》《退耕堂政書》《將吏法言》等。
《東三省政略》成書于一九一一年，是徐世昌清末主政東北時的政績明證。一九〇七年，徐世昌總督東北。作爲第一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諸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墾地殖民爲籌邊第一要義；設三省督練處，整頓軍務；借西人實力以制日俄，等等。這一系列改革舉措都被收録進《東三省政略》一書，是書條列邊務、蒙務、交涉、軍事、官制、民政、財政、旗務、學務、司法、實業、諮議廳議案，總爲十二目，共計數百萬言。徐世昌在《敘言》中有云：『乃集兩年以來所營辦之事門，分類别紀爲一編。不惟其文，惟其實，以冀後之治斯土者糾其謬誤，進其事功，並借鑒于是編之所録實不足以救東省之危亟，因出其深識毅力，以馴致于弭兵息民之政策。且以冀世之閲是編者，見其事而知其才力之不逮，憫其時會之大難，更合全國之力，慘淡經營，以共保釐東土。意者列聖詒謀之澤，當不至神歇靈繹，而有光復之機乎？則世昌智盡能索之諐，亦可少償于萬一也已。』《東三省政略》是學人了解、研究清末東北政治、經濟、軍事、邊防等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徐世昌與東北近代化的重要文獻。

《退耕堂政書》成書于一九一四年，由徐世昌命幕僚陳誾、毛祖模、鄒致鈞、向瑞彝、盛孚泰等編訂，所收爲徐世昌仕清時的奏議、説帖、條議、函牘、電文等，分類編列，共計五十五卷。按照舊制：『昔人編刻在官文字，外吏奏牘暨京曹單銜陳奏者，多入私集。部院堂上官則否。以事皆隸于官署，尚侍相率判諾，非一人所得而專。縱所屬稿，亦不得列入私集，以重體制。今則國體既更，曹部舊僚已漸遷易，案牘之存或致遺闕。我夫子謀猷入告，無事不爲當時政要所關，即無事不爲掌故所託，詎可湮置？彙萃登列，俾後之人有所考，當亦言吏事者之所取乎！』沈雲龍先生在《徐世昌評傳》中評價徐世昌生前躬自爲此事云：『其重視身後之名可知。』但對于《退耕堂政書》的價值，沈雲龍先生也有定評：『然有關清末若干公牘史料，得以公諸當世，俾研考有資，未始非一大貢獻也。』
《將吏法言》爲徐世昌于總統任上爲裁抑武人、貫徹文治而寫成並頒布全國的，該書計分督軍、省長、道尹、知事四目，目的在于鍼規各省文武大小官吏，各就其職權範圍，以衛民治民爲先。徐世昌在《將吏法言》自序中云：『世昌自受任以來，深念吾民付託之重，夙夜衹歡，弗敢怠荒。竊以保民之道，不外用人行政兩端，而政必待人而行。……夫一國之大，兆民之衆，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分而理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有衛民之官焉，今之督軍是也；有治民之官焉，今之省長，以及道尹、知事是也。而衛民治民之道，或漫不加察焉！……爰即督軍、省長、道尹、知事諸官，事權責任之所寄者，援古證今，分條挈要，勒爲一書，以箴有位。』徐世昌視《將吏法言》爲千金良方，可獲起衰救弊、防患未萌之效。北洋督軍多椎魯無文，惟知擁兵自重，何談衛民？因此，《將吏法言》在當時没有現實指導意義，但却爲後人研究徐世昌秉政思想添一文獻資料。

（二）學術類
徐世昌刊刻的學術類著作，涉及史學、哲學領域，如《大清畿輔先哲傳》《大清畿輔書徵》《清儒學案》《顏李學》《顏李叢書》等，都是具有很高文獻價值且影響深遠的著作。
《大清畿輔先哲傳》成書于一九一七年，分名臣傳、名將傳、師儒傳、文學傳、高士傳、賢能傳、忠義傳、孝友傳，並附以列女傳，共四十六卷。關于編纂此書的目的，王樹枏在《大清畿輔先哲傳》序言中有云：『皇畿爲首善之區，海内通才碩士，鱗萃都下。生其間者，耳目漸染，取法最近，亦濡化最先，故二百數十年來，畿輔人才之衆，幾甲天下。……公乃博爲搜輯，凡國史所載以及私家撰著，其文獻實有可以徵信者，罔不窮搜博考，力爲表章。……夫中國者，衆學之淵藪，而學者一國之範圍也。經數千百年，聖作明述以造成一國之學。經數千百年君相之作育，師友之淵源，以造成一國之人。……自將相師儒立德立功立言之大，下逮愚夫愚婦其爲善俗所薰陶，日用所行習者，亦皆足以扶名教而植綱常。』由王樹枏序可知，編纂《大清畿輔先哲傳》不僅爲表彰畿輔人才，更爲有益于教化。民國初年，諸多西方思潮的湧入，對中國原有的儒家文化是一種衝擊，在此背景下編輯《大清畿輔先哲傳》就更有現實意義，也就是王樹枏在序中所説：『降及末世，學非所學，邪説恣行。其甚者，至欲舉古聖先師之所以經世訓俗者，一是屏棄之，以爲無足與今之天下。學術之憂，正未知何所届也。公之爲是書也，豈第一鄉之文獻已哉！其所以正人心，維風化，以詔後學者，舉于是乎。』時移勢易，彼時中國文學革命已經開始了，其所帶來的思想變化，把徐世昌、王樹枏等人的初衷衝擊得七零八落，但却爲學術界保留下一部非常重要的一朝一地之文獻。

《大清畿輔書徵》繼《大清畿輔先哲傳》之後成書。徐世昌有感于『宿儒碩彦、淹雅方聞之士，往往其人事蹟不少概見，而生平撰述時時見于他説者，所在皆是』，于是『與同人網羅搜輯，無論其書之或傳或不傳，及見與未見，凡有可徵而信者，輒爲採録，以備後人之甄擇』。《大清畿輔書徵》收書四千一百八十八種，取『以書存人、以人存書之意，就所聞見著之于篇，凡分十一府六州，釐爲四十卷，而以閨秀附焉』 。《大清畿輔書徵》但鈔序跋，不加按語，以人爲主，考其著述，『不僅爲我國目録學開一新例，亦可補《清史藝文誌》之不足也』。
《清儒學案》成書于一九三八年，共二百〇八卷，收録人物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分爲正案、附案、諸儒案：列入正案者，有孫奇逢、黄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戴震、龔自珍、曾國藩、張之洞等一百七十九人；列入附案者，有傅山、惠棟、劉寶楠等九百二十二人；列入諸儒案者，有費密、唐甄等六十八人。在編纂體例上，參照《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的做法而有所折衷：正案一般以學者字號爲標題，凡曾爲宰輔者或兩人以上合案者，則稱其縣籍；列入附案的人物，則稱爲正案中人物的家學、弟子、交遊、從游、私淑等；列入諸儒案者，以省籍分編。如此，在編寫體例上並無《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各學案標題不統一的現象：『《明儒學案》通以地望標題，其淵源有緒者，則加之曰相傳，同時者則否。其不相統系者，則曰諸儒。其以字標題者，惟止修、蕺山二案。《宋元學案》或以地，或以諡，或以字，爲例不純。諸儒則累其姓于上，步趨班范而意過其通。是編標題以字稱，曾爲宰輔者以縣稱，二人合案者亦以縣稱。諸儒以省稱，參酌黎洲、謝山二書而折衷之，固無取因襲也。』《清儒學案》編輯目的是爲了編成學術資料供後人研究使用，因此對案主之學術成就不予評判，從而較大程度上體現出客觀公正性。清代學人在考據、小學、音韻、金石、輿地、數學等方面都有卓越成就，因此在客觀公正的同時，《清儒學案》力求『竭澤而漁』：『清儒衆矣。無論義理、考據，高下自足成家，第欲遠紹旁搜，譬之舉網而漁，不可以一目盡。所謂不著之一二，非故擯棄也，或聲聞不彰，或求其書不得』，『凡有片善偏長，必廣爲鈎索』。《清儒學案》在『門户之見』上有所突破，它破除了儒林、文苑的傳統界限，將文學之士也立于學案之内：『古人爲學不以詞章自專，長卿、子云包藴甚廣，自范書别立文苑一傳，遂若斷港絶潢，莫之能會。……是編于文苑中人，亦加甄綜。必其文質相宣，無愧作述之美。其餘附見，未必盡純。要之空疏而徒騁詞鋒者寡矣。』關于《清儒學案》之于學術史、文化史上的價值，前人都早有定論，如容肇祖在《〈清儒學案〉述評》中盛贊此書：『《清儒學案》網羅一切義理考據以至疇人諸家，擷其著作之精英，録其成書之序跋，實一巨偉之作。』
徐世昌在總統任上提倡顏李之學，纂輯刊刻了一些顏李學的著述，如《顏李師承記》《顏李學》《顏李叢書》等。顏元爲學主實行，李塨亦專務實用之學，二人俱爲清初大儒，爲北方學者所宗。徐世昌爲尊崇顏李，特頒從祀孔廟，並設立四存學會。顏李之學專務實踐，不尚空談，其精神有裨實用。但徐世昌秉政之時恰是『五四』運動前後，西方各種學説傳入中國，思潮泛濫，時移勢易，因此並没有起到理想中的作用和效果。但《顏李學》《顏李叢書》等思想文化叢書的刊行，爲後世學人研究顏李學，探討儒家思想之流變，提供了文獻資料。而且，顏李學中的思想，在今日看來也是有現實意義的。

（三）文學類
徐世昌乃清末翰林出身，對于揚榷風雅，不遺餘力，刊刻了諸多詩文集。徐世昌所刊刻詩文集中，既有對有清一代詩人詩作的搜集整理，也有對友朋文集的整理出版，還有對其本人詩集、硯譜、書法、繪畫等作品集的刊刻。這些文學類著述中，《晚晴簃詩匯》是學界關注度最高的一部詩歌總集。
《晚晴簃詩匯》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關于清詩的總集，共計二百卷，收録了明末至民國初年六千一百五十九家詩人的二萬七千餘首詩作，且附有詩人小傳、詩話及詩人評論，具有非常高的文獻價值。《晚晴簃詩匯》原名《清詩匯》，在編選之初徐世昌主張收録詩人截止到民國殁者，但最終還是把民國初年尚在世的詩人也納進來，因此『清詩匯』一詞不能涵蓋所有的詩人詩作，遂改名爲《晚晴簃詩匯》。在凡例中，對不同類别詩人詩作的編選工作也都做了具體説明：『九朝御製，超越前代，詩集浩繁，非管蠡所能窺測。恭録冠首，不盡萬一，詩後僅綴案語。……明末諸遺老，雖有《明詩綜》已收者，今仍擇尤編録，從祀諸儒，别爲一卷，冠其前。諸家有科目者，以科目爲次；無科目者，依時代以次間列；亦有以子從父，以弟從兄，不論科分者，此爲變例。……近代名媛相望，志傳可徵，未能過約，取其淵源有自及常見名人專集者。……茲編則以朝鮮、安南、越南、琉球爲斷，取其觀光上國曾與名人酬唱者。……詩話紀事求實，持論從平。國故鄉聞，不取野語。品評詩派，絶無門户之見。』錢仲聯先生在《清詩精華録》中論及《晚晴簃詩匯》時曾説：『至于清詩選本，收録完備，規模最大的，當推近代徐世昌所輯《晚晴簃詩匯》，凡二百卷，收録作者六千一百多家，詩作二萬七千餘首，可説是煌煌巨帙。』

《晚晴簃詩匯》作爲一部煌煌巨製，其文獻價值、文化價值都得到了學人的認可：《晚晴簃詩匯》是入民國後第一部大型的收録有清一代詩歌的總集，跳出了清人選清詩的藩籬，成爲後世學人研究清詩重要的文獻資料。另外，《晚晴簃詩匯》所收録的詩人詩作，有很多不見于現存的清人别集，因而都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再者，《晚晴簃詩匯》在編纂時，撰有詩人小傳、詩話。在小傳中，大都介紹了詩人字號、籍貫、官職、著述等，很多聲名不顯者也都有小傳。在詩話中，撰寫者論朝政得失、臧否人物，評論多涉清代掌故，可補史料之所缺。因此，對于學人而言，這些資料的文獻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汪辟疆先生在《光宣以來詩壇旁記》中論及《晚晴簃詩匯》時曾言：『徐菊人世昌，于近三十年中，頗有振興文教之志，既創四存學社，刊顏李遺書，又于其任總統時，創晚晴簃詩社，撰集《詩匯》。……《清詩匯》，凡二百卷，八十册。所收自明清間遺老，下逮民國初年已卒詩家，不下六千一百五十九家，可謂富矣。……然在此擾攘世局中，能留意及此，書雖不甚精審，但能保留如許材料，以待後人要删，亦不可謂爲無益之事也。』雖然汪辟疆對于《晚晴簃詩匯》因成于衆人之手所造成的一些編選、撰寫上的問題而頗有微詞，但對于徐世昌辭職以後仍能繼續編纂、刊刻《晚晴簃詩匯》，在保留文獻、傳承文化上的貢獻也是給予認可的。今之學人對《晚晴簃詩匯》的文化傳承之功，更是肯定的，如夏勇在其博士論文《清詩總集研究通論》中也説：『革命派提出的‘《全清詩》之宏議，偉則偉矣，奈收拾頗不易何’，因而成爲了紙上談兵。集有清一代詩歌之大成的任務却在保守派那裏，部分得到了完成，其階段性成果便是著名清詩總集《晚晴簃詩匯》。』
徐世昌一生所刊刻書籍，除了以上所述三類，對于出版家譜、年譜也十分在意，如刊刻了《續修天津徐氏家譜》《水竹邨人年譜》等。這樣的史料，對于研究徐世昌及其家族，乃至晚清民國的歷史文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價值和文化價值。
誠如沈雲龍先生在《徐世昌評傳》中所説：『世昌出身翰苑，于清光宣之際，即已内管部曹，外領疆圻，駸駸然朝廷重臣矣；而政事之餘，亟留心名山事業，俾傳諸久遠。……往昔之大臣奏議、疏折，例于身殁以後，由其賓僚、門第子，或家屬爲之刊行。世昌方當盛年，即于生前躬自爲之，其重視身後之名可知。』但實際的結果，或曰現實意義却是：徐世昌一生刊刻的典籍的的確確爲保存文獻、傳承中華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無論是以《退耕堂政書》爲代表的政書類典籍，還是以《清儒學案》《大清畿輔先哲傳》等爲代表的學術類典籍，抑或以《晚晴簃詩匯》爲代表的文學類典籍，在學術史、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對傳承中華傳統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加之徐世昌文化傳承之事業，成于清末民初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完成了很多人想做却無力做成的事情。因此，徐世昌之于文化傳承上所做出的貢獻，無愧于其所生活的時代，即所謂『不負時代』者。
當前，學界對徐世昌及其著述的研究呈現出上升趨勢，但徐世昌一生著述、刊刻甚多，且大多分散于全國各地圖書館，學人閲覽殊爲不易，故而今番有重新搜集、影印徐世昌著述之動因。《徐世昌文獻輯刊》共收録徐世昌著述二十八種，大致可分爲政書類、學術類、文學類、譜牒與年譜類。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退耕堂文存》採用一九二九年天津徐氏刻本，該書封面題簽爲『退耕堂文鈔』，版心魚尾處題『退耕堂文存』，可知《退耕堂文存》與《退耕堂文鈔》係同一書。
值得稱道的是，《徐世昌文獻輯刊》的編纂得到了廣大學人的支持：北京徐定茂先生應邀作序，真誠而熱忱；天津文史學者章用秀、曲振明、王振良、趙鍵、王焱、萬魯建諸先生，爲叢書編纂盡心盡力。章用秀、曲振明、趙鍵、王振良諸先生無條件地貢獻出私人藏本，最終促成《徐世昌文獻輯刊》的成書。作爲編者，我銘感五内，歡表誠摯的謝意！私意以爲，《徐世昌文獻輯刊》之所以能夠成書，既有新時代背景下對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傳承的『天時』條件，又有讀書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而『入世』的動因，更有京津諸多學者助力之『人和』條件。儘管該叢書未能做到『竭澤而漁』，但在目前機緣下，已臻最好。
總而言之，徐世昌能夠在亂世中刊刻數十種著述，爲傳承文化做出重要貢獻，可以説不負其所處時代。而今時今日《徐世昌文獻輯刊》能夠成書，必將嘉惠學林，亦可謂不負當前盛世，所謂『盛世好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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