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中国已处在新一轮思想突破的临界点） 9787802567924 程亚文|王义桅 群言出版社
当天发货，正版，品相一般都没问题。凡是套书，价格异常便宜的，有可能是一本书的价格。
￥ 18.5 3.2折 ￥ 58 九品
库存2件
北京通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程亚文|王义桅
出版社群言出版社
ISBN9787802567924
出版时间2015-12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8元
货号1011897179046526977
上书时间2024-11-08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9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21世纪的管理挑战 9787111280590 [美]彼得·德鲁克 机械工业](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dffdfdff/fad904ac547ea64e_s.jpg)
![别莱利曼的趣味科学（趣味物理一） 9787564070984 [俄]别莱利曼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cadfdfeb/8b48283948e42b61_s.jpg)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品
- 商品描述
-
前言
前言从“中国速度”到“中国高度”
2013年10月底的一个下午，本书两位笔者站在塔里木河边一处胡杨观景台上，极目远望，深秋的胡杨林一望无际，黄黄红红与沙漠和水连成一片，美得令人绚目。不站高处，不知天地之广和风景之悠，孟子所言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几乎同时从我们口中忽然蹦出。
在南疆的旅行使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某一种侧面，但对古丝绸之路和西域之地的探访，也使我们认识到了中国文明无与伦比的厚度。尽管有着过往的曲折、现实的挑战，我们都坚定认为，中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接下来，就看中国人如何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构想一幅更加优好的中国与世界图景了。中国人自身普遍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前景，外部世界反而对此更为敏感。在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笔者购买了一套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其中一本《重返喀什噶尔》，作者贡纳尔·雅林曾在上世纪20年代末来喀什实地见习，1978年，这位瑞典汉学家再次访华，在往北京的航班上，一位西德商人曾向他提问：“有多少人知道，如果中国人这个梦想成为现实，对整个世界将意味着什么。”
向“常规”回归
在那位德国商人发出疑问三十多年后，本书两位笔者共同认为，今天人们已经要面对一个新的现实，那就是：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已与之前的那种状态有了明显分别，简言之，以前的状态放在历史长河中，是非常规的，而时至今日，则又习惯性地步入了历史的常规状态。这也是本书全部叙述的立论基础。
先来说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霸权主导的世界格局，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不说从古到今，仅从最近五百年时间看，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大国林立且相互竞争。欧洲在这方面最典型，长期都是很多个国家打打闹闹，中间也曾有过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19世纪的欧洲协调，实现过一定时期的秩序与和平，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主宰一切。欧洲的世界霸权很短暂，形成时间也很短，只是在18世纪中期以后才发生的事情，16、17世纪的时候，欧洲还一直在跟奥斯曼帝国打仗。1683年，奥斯曼帝国兵临维也纳城下，差点把哈布斯堡王朝给灭掉了，后者当时是欧洲最大的一个霸权。那个时候，欧洲其实还经常面对着外部世界的威胁，焉谈什么世界霸权？就是现在人们经常谈起的英国霸权，不仅时间很短，前后大概也就一百来年的时间，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而且，英国霸权范围有限，在欧洲之外才有，在欧洲内部根本没有建立起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主流国际社会，英国是没有统治力的。英国什么时候统治过法国？什么时候统治过德国？没有。从当时的国际关系角度讲，英国的海外霸权顶多是在全球非中心的地带，根本称不上世界霸权，而当时世界的中心则在欧洲，在这一块，英国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美国霸权的形成更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今天也才不到七十年的时间。而且，美国霸权在形成的时候，是和苏联霸权同时出现的，美国霸权还受到了苏联霸权的制约。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单极时代”，也就是冷战结束后的十来年时间，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霸权就逐渐进入末途、世界格局不再是单极决定一切了。今天的世界又重新回到了霸权正在崩溃的时代，这是向常规回归的时代。
再来说中国。从19世纪末以来，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对中国来说是非正常的。什么才是中国的正常状态呢？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是少有的保持了种族和文化连续性的国家，这在世界上很少见；第二个是，中国基本保持了数千年的大一统局面。而凡是对中国历史有点了解的外国人，也都会承认这个事实。基辛格就说：“中国却与众不同。其他国家既没有流传数千年的文明，与本国的古老历史及古典治国方略之间也不存在如此密切的联系。”基于中国的文化连续性，谈论起“中国”时，更应该把她视作一种文明而非一个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有主权的，而主权又是以一定的地理范围为标志。文明则不同，文明是无地理边界的，总有扩展和推广的倾向。这也决定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总是表现出另一种常规状态，即几千年来，现在这块叫作“中国”的地方，不过是一种文明的中心地带，而其影响，则远播其外，由此形成的朝贡体系或天下体系，中国一直扮演着领导角色，是典型的领导型国家。
中国的这个常规状态是什么时候被打破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实际上那时候还没有被完全打破，中国之后仍然在东亚地区体系中处在中心位置、扮演着领导角色，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后，朝鲜半岛不再奉中国为尊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没有了，这时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才完全崩溃掉，中国才不再是领导型国家。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国不再扮演领导型国家的角色只是最近一百年的事情，这个时间也是很短的。对中国来讲，不是领导型国家是非常规的，中国这样一个巨型体量的国家，无论从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规模还是军事实力、文化凝聚力来说，想不做领导型国家都难。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今天被世界各处的人们反复谈起的时候，中国事实上已走出了过去百余年来的非常状态，而在逐渐回归常规状态，在经济、科技甚至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又进入一个非常中心的位置。中国还并不是、将来也未必是世界的唯一中心，但却至少已经是中心中的一块了。
转向中国高度
在世界和中国都在向其常规状态回归的时候，中国还能像过去那样思考和行动吗？
2008年，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演讲中告诉在场师生：只要国家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饥饿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饥饿；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有苦难；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
林毅夫对北大人所讲的话，实际上也是讲给全体中国人的。中国是无可回避的大国。大国与小国的历史定位与现实抉择是不同的，小国可以躲在大国身后“搭便车”过日子，大国没办法“混日子”，世界必然把眼光盯着大国，大国必须为更广大的世界撑起蓝天。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国自然而然要以世界民族的方式深度加入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起领导性角色。
中国继续站在山谷或者山腰，来看世界这座“山峦”的时代，已经过去，时至今日，中国已需要重新站到泰山之顶，来观察自己和打量世界。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从自身历史来看，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正在经历从内陆型的文明走向海洋文明、从农耕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从地区性文明转变为全球性文明的三大转型，在向一个新的文明高度迈进，然而，中国人普遍对此还没有准备好，对如何通过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的突破，来迎接这个大转型，还没有多少考虑。另外一个，世界在期盼中国走向“山峦”之巅。2008年以来的欧美金融危机及西方世界的衰落景象，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已陷入崩溃，西方世界近世以来用以处理自身及全球性问题的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效用已发挥到极致，世界急需新的国家走到前台，提出并实践新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推进新的制度安排，为全球生活提供公共产品。中国恰恰是有着领导传统、并在实力上逐渐具备领导能力的一个全球性国家，要从一个追随型、赶超型的选手变成一个领导型的选手，这已不是中国愿不愿意这样去做，而是世界已希望中国这样去做。
一个没有高度的中国不再可以继续称之为“中国”。几千年来，“高度”一直为中国文明所孜孜以求。孔子登东山，看到鲁国很小，再登泰山一看，天下很小。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登高望远”的描述比比皆是。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始终站在高处看天下，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常规状态，中国也一直在地区体系中，是经济、政治的组织者和文化、制度、价值观的输出者，“普世价值”早就在中国践行了。巧的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地方也是在中国，珠穆朗玛峰最高处达到8844。43米。中国人一贯喜欢追求高与远，在向外太空的探索中，中国不断突破高度，2013年7月14日1时许，我国首个人造太阳系小行星的“嫦娥二号”卫星与地球间距离突破5000万公里，再次刷新“中国高度”。在此之前，“嫦娥二号”于2012年12月13日飞越探测图塔蒂斯小行星、成功实施再拓展试验，展开了中国航天器飞行距离最远的一次“太空长征”，不断刷新“中国高度”：星地距离2013年1月5日突破1000万公里，2月28日突破2000万公里，4月11日突破3000万公里，5月24日突破4000万公里，7月14日突破5000万公里，11月26日突破6100万公里。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计算，预计“嫦娥二号”最远将飞行到距地球约3亿公里处。
中国已在各个层面，向人类文明的高地进发，但从整体来说，中国还没有建构起应有的文明高度。在初步达成小康目标后，中国往后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该实现什么样的、更好的内部治理？又要不要，以及如何参与世界治理？在知识体系与制度创新上该为世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中国需要清楚认识到：近五百年来的西方化的世界，正在走向终结，在西方的思想知识及制度体系内，已经无法处理包括西方自身在内的各种国别性或全球性问题了。一个旧的世界行将过去，一个新的世界有待打开。世界现在是在看着中国，“中国责任论”不单单是要中国出钱出力，而是要中国一起去为化解世界问题出点子、想办法，是要中国也扮演起领导性角色。中国要不要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为人类的“永续发展”做出探索呢？已经责无旁贷了。这并不是去排斥、取代美国和西方，而是要与其他有领导能力的国家一起，借鉴西方文明的经验教训，推动创造一种有别于当代西方文明的文明形式，产生新的国际制度安排和世界治理模式。这个新的文明，将既非当前所见的西方文明，又非中国古典文明的重现，而是揉和了一切文明成就，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的一种文明类型。不站到自身文明和全球文明的高度，中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超越“速度”
中国最近三十余年来，一直强调的是速度，用比别人少得多的时间，实现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从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型，快速地推动自身的转变。作为改革特区的深圳，曾经有一句名言，叫“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不断往前冲，长期保持了8%以上的高经济发展速度，让整个世界都为之咋舌。中国改变自身的速度之快，常常令人意想不到。仅仅放到十年前，全世界都不会想到中国高铁一下子就冲到了世界交通革命的最前列；网络经济在中国的兴起壮大并引领世界潮流，也不过是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速度”是“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产生前提，然而，仅仅追求速度，却并不可能真正产生“中国模式”。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由速度转向高度，原因有三个：其一，中国现代化的物质性目标，已经由高企的速度而基本达到，中国今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久的将来还有可能位居世界第一。其二，中国速度所追求的主要是经济目标，而相对忽略社会、文化、政治、安全等需求，在国内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精神信仰危机，发展的代价逐渐吞噬着发展的成果，继续在速度的单线条上飞奔，会得不偿失；在国际上，则难以简单通过贸易和经济往来开拓政治影响与安全信任，不利于中国在海外保护、拓展国家利益。其三，中国速度是以加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才得以实现的，而自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以来，这个体系已日见其窘，这也意味着中国以往以面向西方为特征的改革开放战略，其效用已发挥到极致，不再可以持续，而要另寻新路、再继辉煌。中国需要重建自身文明和人类文明的高度，从世界的角度说，是因为近世以来西方文明所建立起来的信用，已经逐渐崩溃，他用以解决自身和世界问题的那些思想知识、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已经走到了尽头、进入了死胡同，世界要有新的起点。
中国梦，梦什么？
不知不觉间，中国已经在不少方面，不光突破了自己的高度，而且站在了世界的高处。从经济层面说，以往中国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现在在不少产业上，中国事实上已经是领潮流者。在电信产业、装备制造业、高铁产业以及网络经济上，都是如此。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高铁网络，其长度比全世界加起来的还要长，连人烟相对较少的西部省会城市乌鲁木齐，都即将有高铁通到兰州。中国在网络经济的突飞猛进，则是已站到了世界的最高点。2013年11月11号的网络购物节，光是天猫这一家电商，营业额就达到350亿人民币，占到全国营业额的四成，比美国一年中最火爆的网络购物节“网络星期一”的全天成交额多了230亿人民币。一年后，同一个购物节，这一数字又刷新至571亿的新高。这意味着什么？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购物数量的问题，还在宣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首先在中国成熟了，中国是这场商业革命的引潮流者。
中国过去一些年来在某些领域所建立起来的高度，还是无意地、不自觉地形成的，未来所需要的，是从无意识转向有意识，主动设计和构建中国高度。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梦”开始被提出来，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梦”实际上就是要建构起中国高度。什么样的“中国梦”，才能体现出中国的高度呢？中国以前也是有梦想的，“四个现代化”、“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崛起”、“全面复兴”等等词语，都展现了对未来的某种强烈愿景，但那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梦，只能叫作中国的梦。因为以上这些，别人都曾经实现过，中国现在拿过来讲，那不过是把西方做过的梦再做一次而已，还是没有超出西方文明的高度。今天所讲的“中国梦”，是以中国为主体，又包容了其他主体，为自己、也为天下所做的共同的梦想，它要超越“崛起”甚至“复兴”之类的表述，要对人类共同的未来有担当、有愿景，跟一般理解的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是有所不同的。西方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一种梦，近几百年来先是对外殖民掠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有所反思，但仍没有跳出自私自利考虑的范畴。
中国现在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要有这样的雄心和气魄。在漫长的古典时代，中国人在目力所及还很有限的时候，就已经具有“天下观”、想着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了，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却开创出无限的精神空间，那种梦想何其宏伟。今天，人类的物理空间已经大大拓展，但中国人的世界观却反而不如祖先，站得还不如前人高，这是有愧于五千年文明传统的。
几千年来，中国人怀着“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梦，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做出过努力，常常为东亚世界开拓出和平、稳定与繁荣。当代“中国梦”要延续中国传统，站到全球和天下的高度，为人类共同的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良治做出新贡献。这些年来，中国其实已经有很多自己独特的探索，但由于以往一直是站在山底下、仰着脖子看着西方，对自己的好做法、好经验还没有意识到要进行总结，更意识不到要在包容古今中外的基础上重建人类文明。比如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到底在改革开放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美国和欧洲在中国经济兴起后，一直在给中国扣帽子，说中国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欧美金融危机发生后，对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持肯定态度的西方人比以往显著增多了，他们认为国有企业制度有其优越的一面，不能简单从自由市场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的企业制度。中国建国以后所走过的道路，尤其是近三十余年来的发展，恐怕已经超过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解范畴。2011年温州动车出事故后，曾出现了唱衰中国高铁的舆论潮流。这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国有大型企业为中国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做了关键性的贡献，但却不断面临被攻击的命运。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完全被西方经济学给迷惑了，没有看到它的限度，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也是云西方所云，没有考察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国需要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等方面，总结以往的成功经验所在，搞明白中国过去的成功到底成功在什么地方，这会使自己更清楚该如何继续往前走，而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重要贡献，中国的模式有可能被模仿和借鉴。
站在中国自身和全球的高度，“中国梦”是“天下大同”的梦，是共同发展进步的梦，是世界各处不分国家种族共享太平的梦。中国要为这样的梦想，做出新的努力！早在19世纪20年代，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QuincyAdams）、亨利·克莱（HenryClay）、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Webster）和其他雄心勃勃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提倡者，就已竭力主张走出华盛顿的孤立主义原则，认为它不再适用于像美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和强有力的国家。威斯康星州参议员伊萨克·P。沃克尔（IsaacP。Walker）那时宣称：“既然我们已经成年并且强壮了，那些在我们年幼和虚弱年代的政策不再是我们正确的政策了。”这句话也是说给当前的中国听的。
作者简介
程亚文，安徽桐城人，曾供职于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与战略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塔里木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渐入常规时代》、《大国雄魂》，编有《大国》、《战略与探索》辑刊。先后在《新京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中国经营报》、海外网等媒体辟有专栏。主要关注领域：国家战略能力、地缘政治、人口与政治、东亚国际关系等。主要观点：战略能力为大国生存的底线能力；经济全球化正进入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新阶段；中国地缘战略重心在西部陆地而非东部沿海；世界人口以往经历了三波变迁并相应地都在全球层面产生了经济和政治影响；中国须重建国际理想主义。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兼任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察哈尔学会、春秋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新疆师范大学及塔里木大学客座教授。先后担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出版专着《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中英阿韩日文版）、《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中英文版）等8部，即将出版《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1月版）；译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等3部；主编“中国北约研究丛书”（10卷本）、《全球视野下的中欧关系》。在《中国社会科学》、《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年刊》等14个国家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在《欧洲的世界》、《求是》、《人民日报》等国内外媒体发表时评700余篇，接受BBC、CCTV等国内外媒体采访1000余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论坛500余次。
目录
序一 预见明天的中国 / 002
序二 呼唤天命之自觉 / 010
前言 从“中国速度”到“中国高度”
向“常规”回归 / 003
转向中国高度 / 006
超越“速度” / 010
中国梦，梦什么？ / 011
第一部分 回到常规的世界
第一章 “西方”的终结 / 004
混乱时代 / 005
霸权的崩溃 / 009
世界权势转移 / 013
第二章 全球化的真相 / 031
历史性国际体系与奥斯曼之墙 / 032
人口推动世界变迁 / 038
能源之痒 / 051
“西方中心论”的幻象 / 059
走出“海权论” / 062
第三章 面目全非的“西方” / 066
“西方”是想象的 / 066
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内化 / 069
正视西方文明的衰退 / 073
穆勒难题与西方文明悖论 / 079
“好”文明的标准 / 082
第四章 重构中国的西方观 / 087
“普世”：一个神话 / 088
中国：从精神上站起来 / 093
为“中国”正名 / 099
超越“西方” / 104
第二部分 文明中国的再出发
第五章 中国的历史正题 / 114
1840年后：“中国”不见了 / 115
古典中国的“三环”治理结构 / 118
重新认识中国领导传统 / 127
百年变迁中的“向下沉沦” / 137
第六章 中国回到常规状态 / 142
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 / 143
三大文明转型 / 149
复兴的奥秘 / 155
中国的再中心化 / 162
领导性作用：牛刀小试 / 167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责任论” / 174
第七章 为天地立心 / 179
无可回避的大国 / 180
“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 / 186
“接轨”：一个迷思 / 191
中国要做新“传教”者 / 198
再造中国信念 / 205
第八章 从美国梦到中国梦 / 210
他山之石 / 210
“美国梦”与孤立主义 / 218
对中国的启示 / 226
如何构建“中国梦”？ / 230
第三部分 开创一个新时代
第九章 转变话语体系 / 242
更新时代观 / 243
思想突破的新临界点 / 248
三种思想迷障 / 253
开放教条主义 / 257
开启改革2.0版 / 259
第十章 新定位，新选择 / 264
全球性领导国家的新定位 / 265
做“两个世界”的协调者 / 268
破解两种不平衡 / 272
突破惯例和传统 / 277
第十一章 孵化一个“新”世界 / 296
构建新经济全球化体系 / 297
从东亚做起 / 304
以“丝绸之路”连结亚非欧 / 319
与西方做同事 / 329
新理念：共有、共生、共治 / 333
第十二章 为人类文明开新篇 / 338
站到人类文明最高处 / 339
探索“无界世界” / 343
创新“中国模式” / 347
注重树立典范 / 351
建设开放社会 / 355
善用传统治理资源 / 364
推动中国文明转型 / 370
结.束.语 希望、挑战与召唤
一个“新”的中国 / 378
两种前途，两种命运 / 382
期待新社会群体 / 387
主要参考文献 / 393
内容摘要
本书纵论时代之变，提出世界和中国皆在回归其常规状态，中国命中注定要成为领导型国家。要从注重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转向注重文明创新的“中国高度”，在此过程中重建国际理想主义，达成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互解，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融通。本书既是文明畅想，也是战略规划。
全书分三个层次阐述：一是“世界怎么了”（怎么看世界），谈世界大变革；二是“中国的新使命”（怎么看中国），谈中国要站在自身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新高度，复兴天下主义；三是“中国如何做”，谈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具体战略运筹。
两位作者在国际关系、外交、国家战略等领域深有研究，写作经验丰富，在提出一些核心概念和构想的同时，解构了以往的知识范式。本书立意高远，观点鲜明独特，处处可见作者的现实关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对于当下的中国政府、中国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主编推荐
本书描述世界与中国的大变化，探讨大变革时代中国命中注定要成为领导型国家。
寻求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互解，将世界的“中国焦虑”转化为世界的“中国机会”。
追溯中国的世界领导哲学，阐述崛起中国的世界责任。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