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实施问题研究 9787030591135 范雅娜著 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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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实施问题研究 9787030591135 范雅娜著 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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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雅娜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591135

出版时间2017-02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72元

货号9340280

上书时间202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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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我国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发展概述 1
第一节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概述 1
一、“行政吸纳”取向的社会组织发展 1
二、“组织行动”取向的社会组织发展 4
第二节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与现状 8
一、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政府选择的结果 8
二、社会工作发展的特征与问题:双重制约下的嵌入性发展 9
三、研究基点的转换:从项目实施看社会工作发展样态 10
第三节上海市L社会工作机构的基本介绍 11
一、L社会工作机构简介 11
二、三个项目的基本介绍 13
第二章新项目的实施与应对:“城中村”项目 15
第一节项目实施体系的确立 15
一、购买方需求及指标的建立:项目需求书的发布 15
二、具体形式规则的建构:承接方服务项目书的指标再设定 16
三、项目实施体系的形成:各方力量的角色承担 18
第二节行动者出场:项目组进驻社区 19
一、初期博弈:场地与办公设备的协调 19
二、Y机构的次“现身”:项目评估说明会的召开 22
第三节项目的正式实施:行动策略的展现 23
一、机构行政性任务的完成:上海市P区公益月活动的举办 23
二、与服务对象的接触策略 30
三、针对其他力量的行动策略 33
第三章行政与专业的权衡:社区共融项目 37
第一节社区共融项目简介 37
一、项目的源起与发展:统战领域的政社合作 37
二、项目的购买方:“一个项目,九份协议” 38
三、项目的实施体系 39
二、日常缺场与指标改善 95
三、评估资料的收集与准备 97
四、评估报告突出项目成效 97
第四节非对称性依赖下的迎合 98
一、资源的非对称性依赖 98
二、项目社工的迎合行为 100
第五节服务与配合 101
一、服务对象的固定性 101
二、人情与专业伦理基础上的关系演进 102
三、服务对象对项目社工的配合 104
第六节独立利益与共存利益:机构的弱管理与强维系 105
一、社会工作机构对项目社工的弱管理 105
二、独立性利益团体的形成及行动策略 106
三、维系项目运作:双方的共存利益 107
第七节行动策略与边界的塑造:关系图的构筑 109
一、关系性思维的引入 109
二、关系图的构筑与行动边界的塑造 110
第六章项目社工的权力运用及其边界:基于权力视角的解读 113
第一节社会学视角下权力理论的演进理路 113
第二节项目社工的权力来源及其运用 116
一、专业服务:项目社工的权力来源 116
二、不可预估性:项目社工的权力空间 118
三、信息不对称:项目社工可利用的优势 119
四、非正式规范行为 120
第三节项目社工权力边界的形成 121
第七章结语 124
第一节几个研究发现 124
一、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背后的逻辑:“介入”强于“改善” 124
二、政府的政绩导向与需求的被设计 125
三、项目社工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存在合理性与悖论性共存的特征 127
四、项目社工策略性地寻求并强化自身的专业性 128
第二节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130
一、利益格局如何由“双赢”转变为“三赢” 130
二、民间社会工作机构如何在寻求政府支持与维护独立性之间找到平衡 131
三、如何把好“项目评估”这一关 132
参考文献 134
后记 141

内容摘要
    章我国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发展概述

    节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概述

    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培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更是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动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重视“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应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充分表明国家对社会组织的重视。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性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实践表明,社会组织在动员社会资源、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研究领域来看,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本书意在探讨社会组织成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在各方力量的影响下所采取的项目实施策略,其背后所呈现出的是社会组织与政府力量的博弈过程。结合本书研究主题及当前学界关于社会组织研究的基本状况,本书选取“国家”和“组织”两种研究取向对当前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行政吸纳”取向的社会组织发展

    这一类研究的中心点在于解释和说明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特殊体制背景之下,国家在对待社会组织方面所表现出的强大的控制和吸纳特征,以及与社会组织互动中所处的性地位。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主要采取这一取向,无论是理论性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绝大多数研究者均强调政府力量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强调社会组织的运行和发展受政府的及体制性约束。因此,笔者将这一研究取向称为“行政吸纳”取向。

    这一类研究的典型代表为法团主义。法团主义的研究价值在于其对国家角色的凸显,同时,法团主义能够适用于多种政体形式,从而受到诸多研究学者的青睐。部分学者认为,法团主义因其强调国家控制社会组织影响力而更适用于解释我国的现实(Whiting,1991;Goldstein,1995)。陈佩华(Chan,1993)和安戈(Unger,1996)明确了国家法团主义作为我国政社关系的主体形态。顾听和王旭(2005)通过对专业社团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张钟汝和范明林(2010)在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的理论背景下,通过对四个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的个案分析,提出了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四种类型,即“强控性的国家法团主义关系”,“依附性国家法团主义关系”“梯次性国家法团主义关系”“策略性国家法团主义关系”,并明确提示到,在分析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时,我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是源自社会的力量,而是国家的主动撤离,二者的关系权始终掌握在国家一方。但法团主义在解释政社关系时,也存在一些缺陷,其过于关注国家的性地位和保证权力,从而可能低估或忽视了社会组织的能动性,此外,其并不能完整体现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形态。例如,其无法解释草根性社会组织的运作策略等(Chan,2010;Spires,2011)。

    康晓光和韩恒(2005)通过考察国家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控制程度差异,提出了“分类控制”理论。其认为“分类控制”体系是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所采取的支配社会的新模式,国家根据社会组织的不同挑战能力和社会功能,采取了不同的控制策略及控制程度,从而更好地维护了国家非常不错。此后,又提出了“行政吸纳社会”的概念,认为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政府积极应对,采取“社会的方式”进入社会,在社会自治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成功地重建了行政控制,从而形成以国家与社会融合为特征的“行政吸纳社会”的制度模式。、功能替代和优先满足强者利益被认为是这种模式的三大机制(康晓光等,2008)。江华等(2011)在康晓光等提出的“分类控制”理论基础之上,以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为例,提出了“政府控制下的利益契合”这一新的分析框架,并指出,转型时期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是“控制下的支持”逻辑,政府对社会组织给予支持还是进行,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利益契合程度。这是对康晓光等的“分类控制”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因为康晓光等的理论仅仅解释了社会组织基于不同类型所导致的发展空间的差异性,而江华等则进一步揭示了,即使是同一类型的行业组织,政府也会根据利益契合程度而采取有差别的控制。但是,江华等仍然是从国家的视角出发,将论述的核心放在控制上,并认为转型时期,国家依然在政社互动中处于地位,可以根据其强势地位及较高的自由裁量权,对社会组织采取策略性的支持或。

    唐文玉(2010)通过对一个乡镇基层文联成立与运作的个案研究,发现了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形态,即“行政吸纳服务”。这一关系形态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融合,其核心互动机制是“支持”与“配合”。其后,又以长三角J街道“睦邻点”建设作为经验分析材料,具体考察了国家介入对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介入对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行政吸纳服务”的国家介入方式,会导致社会组织公共性的断裂,要促进社会组织公共性的良性生长,还需要在政治结构中进一步地导入民主价值(唐文玉,2011)。刘鹏(2011)使用“嵌入性监管”一词来形容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干预和调控行为。其认为随着国家对社会组织管理水平的提升及吸纳能力的增强,国家通过利用各种机制,采取多种手段,对社会组织的运行进行“嵌入性”的干预和调控。“嵌入性监管”模式的产生,首先,源自政府职能转移的需要,当然,政府具备较强的成本和风险控制能力;其次,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与社会组织的自利逻辑,使该模式的产生具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肖小霞(2012)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探讨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性问题,其认为政府在管理社会组织方面制定的相关政策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而当前我国政府所制定的关于社会组织的政策却在很大程度上和约束了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使社会组织由于过度依赖政府而呈现出“官民二重性”。张杰(2014)则将我国社会组织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概括为“宏观鼓励为主,微观居多”“区别性对待,选择性支持”“重目标设计,轻设计执行”。

    此外,还有学者阐述了社会组织由于受政府的控制和约束而呈现出的特征。这部分研究虽然直接阐述的是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但其研究旨趣却落在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上,所以,本书也将其归为“行政吸纳”取向的研究范围。

    费梅苹(2006)指出,在社会转型中,作为承接政府职能转换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领域内已经存在并较为成熟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运作能力,它并不在政府原有的行政体制内,与政府的边界比较清楚。它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服务提供者和购买者的关系。另一种是政府为实现职能转换而专门扶持和创建起来的,这类社会组织因为承接政府职能转换而产生,由政府予以扶持成长,在理论上是可以与政府建立合作契约关系的自治组织。本书以第二类社会组织为例,经过对该类社会组织运行的经验分析,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呈现以下一些特征:政府的职能转移和政府机构设置及行政功能扩张并存;政府的服务购买和资源控制角色并存;社会组织的职能替代和关系依附并存;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契约合作和行政隶属并存。崔月琴(2009)指出,在我国新的公共性构造转换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严重的体制性障碍,包括管理制度的阻碍、社会组织成立的非竞争性及地区的阻碍、重大活动请示报告及年检制度的阻碍等。这些体制性障碍使我国的社会组织难以获得健康和良性的发展,从而导致其公信力缺失。王名和孙伟林(2010)在谈及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特点时,指出“对党政机构的模仿”及“制度化过程的作用”是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明显特征。夏建中和张菊枝(2014)同样指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呈现出“强政府、社会力量不足”的模式,这表现在绝大多数社会组织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成立,其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经费支持,且社会组织领导人多为政府人员兼职或者任命。

    纵观“行政吸纳”取向的研究,学者基本上秉持两个核心观点:其一,在政社互动关系中,国家始终处于性地位;其二,国家在对待社会组织方面表现出强大的控制和吸纳特征。这符合我国目前的部分基本现状。但是,这类研究存在的不足也十分明显,因为过于关注国家的地位和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所以可能低估或忽视了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导致“控制性有余,能动性不足”。此外,这类研究难以解释政社关系的其他形态。

    二、“组织行动”取向的社会组织发展

    这类研究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出发,或描述性地谈论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重要性及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应然对策,或解释性地研究社会组织在宏观体制之下的行动策略。此类研究相较于“行政吸纳”取向的研究更具生动性和丰富性。当然,这一研究取向也会谈及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控制与,但是并未将其作为核心内容来谈,而是为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方案的提出做铺垫。在此,本书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类研究进行总结和梳理。

    (一)行动研究: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与逻辑

    这类研究主要是从行动视角出发,对社会组织自身的行动策略进行解释和说明,因此更多是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某一个或某一类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和逻辑进行分析与阐述,得出一定的结论,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揭示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很好有利,因为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是在行动过程中展开并得以体现的,所以,这类研究更为丰富和生动。当然,这也就决定了这部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的有限性,由于是针对某一个或某一类社会组织进行研究,其结论并不具有普遍的推论意义。这类研究又分为两类,学者基于社会组织的不同属性,分别针对草根组织和具有官方性质的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展开研究。

    早在20世纪90年代,王颖等(1993)便对浙江省萧山县的社会组织进行了经验观察,并提出“社会中间层”的概念,其认为这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起到了中介与沟通的作用,且这种社会组织与政府在观念、行为及目标方面具有一致性,并详细描述了其与政府在人事、经费及成立动力等方面的联系。但这一研究仅对社会组织进行了不同类型的划分,并未上升到一定的理论深度。正如景跃进(1996)所指出的,这项研究的分类方法失之笼统,过于宽泛的研究对象损害了分析的焦点和穿透力。后人的研究则逐步深入和丰富。

    赵秀梅(2004)选取纯民间组织,从弥补合法性不足、实现自身组织目标及影响政府行为三个层面对纯民间组织改变与国家关系的种种手段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手段包括:自我克制、通过国家非常不错的支持和认可来获得自身合泫性、利用国家非常不错和借助政府的行政网络、利用制度性渠道或动员社会参与等。总之,通过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方式,纯民间组织做到了与国家之间的积极互动。张紧跟和庄文嘉(2008)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这一草根NGO(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作为研究案例,认为在制度和资源的双重挑战下,草根NGO采取非正式政治行动策略,想尽办法在“夹缝”中寻求生存空间。和经纬等(2009)以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维权NGO为例,探讨在民间组织面对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约束下,草根性农民工维权NGO的一系列生存策略。陈天祥和徐于琳(2011)以广州启智队为例,运用资源依赖理论,探讨草根志愿组织为了获得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及提高自主性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以上研究的共同点在于,民间组织均采取了与政府部门及其他组织的“合作”方式,何艳玲等(2009)则指出,草根组织并非总是采取与这些组织“合作”的方式,在许多情况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险,草根组织往往会采取“不合作”的策略。唐文玉(2011)以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为例,探讨了具有“合法”身份的民间组织的行动策略——“去政治的自主性”,主要表现为“回避政治”而专注公共服务,在

    公共服务领域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由于NPI在公共服务领域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使其不仅能够获取生存空间,甚至可以对政府产生一定的影

精彩内容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实施问题研究》以上海市 L 社会工作机构的项目实施过程为基本材料,探讨在项目实施场域这样一种行动空间层面,在由诸种约束条件构成的初始结构的基础上,项目社工的项目实施逻辑。项目实施过程中,购买方、社会工作机构、第三方机构、基层社区及服务对象各自对项目社工产生哪些影响?面对各方力量的影响,项目社工如何有效地进行应对?在此过程中,项目社工产生了哪些行动策略?项目社工的行动及权力边界在何处?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从基层政府行动逻辑、项目社工与服务对象的关系、项目社工的行动策略等方面揭示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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