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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变法史话/制度名物与史事沿革系列/中国史话 9787509726624 王子今 社科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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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史话/制度名物与史事沿革系列/中国史话 9787509726624 王子今 社科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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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子今

出版社社科文献

ISBN9787509726624

出版时间2011-12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15元

货号2145385

上书时间2024-03-14

白湘云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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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王子今，1950年12月生。1982年1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84年12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外专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出版《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等学术专著20种，发表学术论文328篇。

目录
引言  历史上的变法运动
  1“变法”的名义
  2“革正法度”的意义
  3“圣人”“变法”
一　吴起变法
  1明法审令
  2廉平，尽能得士心
  3在德不在险
  4死后留权
  5“猜忍”与“刻暴”
二　商君的历史贡献
  1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2商鞅能令政必行
  3尚力任法
  4兵为强国之要
  5迁都咸阳的意义
  6商鞅与《商君书》的政治文化影响
  7以“法古”反“法古”
  8《商君书》“国强民弱”政治公式
  9关于商君“刻薄”
三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1胡服之功未可知也
  2赵武灵王胡服而朝
  3革政而胡服
  4“无穷之门”
四　汉武帝“更化”
  1文化新政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2选官制度的创新
  3新经济体制的确立
  4轮台诏：“过天地之风雷”
五　王莽改制
  1“匿情求名”的贵族
  2王田私属
  3五均六筦
  4分州定域
  5“东都”规划
  6新莽王朝的覆灭
  7“复古”的失败
  8躁扰·激发·数变改：变法史上的教训
六　北魏孝文帝“变俗”“迁都”
  1对中原“礼数”“法禁”的尊重和学习
  2改革吏治的制度化建设
  3迁都洛阳
  4均田制·三长制
  5“往宪”和“旧典”
七　“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的事业
  1理财兴农新法
  2省兵置将新法
  3励学选官新法
  4“三不足”精神
  5“先王之法”和“先王之政”
  6“井田”梦想
  7“拗相公”形象
八　金世宗改革
  1“以富贵文字，坏我土俗”
  2资级不到庸何伤
  3“小尧舜”称号
九　张居正改革
  1加强边防：以相而兼将
  2考成法
  3一条鞭法
  4张居正改革的负面现象
  5柔刚·宽狭·缓急
  6“夺情”风波
  7身后一败涂地
十　戊戌维新
  1《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2《强学报》和《湘学报》
  3百日维新
  4戊戌六君子
结语  变法的文化史思考
  1中国历代变法的类型分析
  2变法的理论和变法的实践
  3“托古改制”：变法的策略形式
  4变法运动与变法运动的主持者
参考书目
后记

内容摘要
 正史中《史记》关于商鞅事迹的记述最早使用了“变法”的说法。长期
以来，“变法”也被看作“改革”的同义语。人们一般习惯于把王朝当政集团成员所策动和主持的，规模较大、影响也较大的改革，特别是法令制度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都称之为“变法”。《变法史话》简要地回顾和介绍变法史，希望通过对历代变法的理解和总结，增进对中国历史文化总体面貌的认识。
《变法史话》由王子今所著。

精彩内容
 商鞅能令政必行在中国古代，“变法”，通常被用作表述较彻底的政治改革的语汇。
记录商鞅的理论与实践的《商君书》一书中，较早出现“变法”一语。
其中第一篇，篇名称作《更法》，“更法”也就是“变法”。这篇文字，是商鞅和另外两名秦国的大臣甘龙、杜挚关于是否应当实行“变法”的争论的较原始的记录。商鞅的言论，实质上可以看作义正辞严的改革宣言。
《商君书·更法》开头就说到，秦孝公期望“变法”、“更礼”以实现改革。“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商鞅和甘龙、杜挚在廷前争论，前者坚持改革，劝秦孝公“亟定变法之虑”，后者反对改革，以为“知者不变法而治”。双方都使用了“变法”这一语汇。
司马迁在记述商鞅变法时，除了前面引录的《史记·商君列传》中所谓“(商)鞅欲变法”，以及甘龙坚持“知者不变法而治”，杜挚也说“利不百，不变法”，而秦孝公力排众议，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于是“定变法之令”而外，《史记·秦本纪》也写道：“(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说商鞅建议秦孝公“变法”，推行对内重视农耕，对外奖励战伐的政策，得到秦孝公的赞许。
中国传统政治道德中，有一项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信”。
商鞅受秦孝公信用，在秦国主持变法，变法之令制定后尚未公布，恐民众不信，于是有著名的“徙木立信”的故事。《史记·商君列传》写道：“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日‘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商鞅以如实兑现徙木予金的承诺“以明不欺”，表明法令的严肃性。
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曾经赋诗《商鞅》称赞商鞅的政治风格：“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也曾经就此评论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他指出，“信”而“不欺”，是为政的根本之一。司马光列举古来杰出的君王守“信”以成大业的实例，其中就包括“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他又说：“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蓄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史记·秦本纪》说，商鞅推行新法，“法不行，太子犯禁”。商鞅说，法令不能推行，正是贵戚们在阻碍，“必欲行法，先于太子”。而太子作为未来的国君，不便行黥刑，也就是直接在脸上刺字，于是“黥其傅师”，自此“法大用，秦人治”。《史记·商君列传》也记载：“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太子犯法，对其师傅施以刑罚，致使秦人遵从法令。新法推行十年，社会安定，民间富足，百姓尊重治安秩序。
正是由于商鞅变法实行得坚决彻底，使秦国迅速崛起，走向富强，终于成为第一强国。
商鞅变法最终获得成功，自有时代条件在起作用。朱熹曾经论说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文字差异，“左氏一部书都是这意思，文章浮艳，更无事实。盖周衰时，自有这一等迂阔人。观《国语》之文，可见周之衰也。某尝读宣王欲籍千亩事，便心烦。及战国时人，却尚事实。观太史公《史记》，可见公子成与赵武灵王争胡服，甘龙与卫鞅争变法，其它如苏、张之辩，莫不皆然。”朱熹指出的，其实是文化的时代风格。他说：“及秦孝公下令，鞅西人秦。然观孝公下令数语，如此气势，乃是吞六国规模。”关于商鞅和秦孝公合力变法的机缘，朱熹又说：“鞅之初见孝公，说以帝道、王道，想见
好笑，其实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以坚孝公之心。后来迂阔之说，更不能人。”对于商鞅变法得秦孝公支持的因素，其实至为重要，朱熹是这样认识的：“使当时无卫鞅，必须别有人出来。”不过，商鞅自身的资质，也是决定的因素，正如朱熹所说：“观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P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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