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大事典(全2册)
以编年体形式梳理一百余年中国考古成果，展现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
￥ 340 4.4折 ￥ 780 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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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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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乃诚 著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ISBN9787532660582
出版时间2024-08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808页
字数2700千字
定价780元
上书时间2024-11-27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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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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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以其深邃的连续性、独特的创新性、坚定的统一性、博大的包容性、持久的和平性，成为中华文化的坚实基石。《中国考古学大事典》是《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的姊妹篇，它是以编年体形式反映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大型考古学史主题图书。这部书通过梳理一百年的中国考古学历史，反映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
该书具有以下特点：1.学术价值重大。全面反映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史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为读者了解、掌握中国考古学学术史与学科发展过程及现状的必备工具书。
2.内容权威、可靠。作者朱乃诚为《中国考古学年鉴》原执行主编，根据多年来掌握的一手资料汇编而成。
3.检索实用、方便。书后8个附录、9个索引，为读者使用该书提供便捷的“钥匙”。
4.符合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需求。荣获国家出版基金、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资助。
5.参加《中国考古大会》，怎能少了《中国考古学大事典》这部分量十足的工具书。
6.打开《中国考古学大事典》，带你走进“考古中国”的世界。
7.你想知道中华文明史上有哪些重要的遗址、墓葬、文物吗？你想了解中国考古学史上有哪些著名考古学家吗？这部书后的索引可以带你“按图索骥”，一查便知。
8.历经多年搜集整理，编著上下两册、270万字皇皇巨著，带你走进“考古学史上的今天”。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一部大型中国考古学史主题图书。作者朱乃诚为《中国考古学年鉴》原执行主编，长期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该书以编年体形式记述1899—2021年中国考古学领域的重要考古发现、学术活动、研究成果等。全书270万字，纪事首尾完整，资料翔实权威，对中国百年来的考古学史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结。书后附有考古学会名录、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录等8个附录，以及考古学报告专刊、遗址地名等9个索引，便于读者检索。本书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支持项目。
作者简介
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年鉴》原执行主编。长期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著有《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华龙：起源与形成》、《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合著）等。
精彩书评
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记录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各类重要事件的大型著作。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国内首部以编年体记录中国考古学近万个重要事件的大型著作；一部时间跨度长、覆盖面宽、内容丰富的中国考古学学术史研究成果；是一部系统性、通论性的中国考古学学术史重要著作。
朱乃诚先生长期关注、掌握中国考古学通论方面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长期负责编辑出版反映全国每年考古学研究新进展、考古新发现、考古学术活动及各种考古信息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对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各种重要事件十分熟悉，是编著该书的合适人选。由他撰写、记述历年来发生的各种考古学大事件的《中国考古学大事典》，能够准确把握，评价得当。
除提供近百年考古遗址、发掘器物、考古人员及著作等信息外，书后8个附录、9个索引凝聚作者大量心血，为广大读者“按图索骥”查检使用该书提供一把便捷的钥匙。
从考古发现历史，以考古佐证历史，以考古反映历史。
目 录
自序
编辑说明
绪 中国考古学100年
正文
1899—2021年
附录
附录一：中国考古学研究机构及有关高校开展的国外考古
附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
附录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附录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2016）
附录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2022）
附录六：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名录（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附录七：考古学会名录
附录八：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录
索引
索引一：考古报告专刊目录索引
索引二：考古文博类期刊与丛刊名索引
索引三：遗址地名分类索引
索引四：墓地、墓葬名分类索引
索引五：窑址名分类索引
索引六：石窟寺与寺庙地宫名索引
索引七：重要文物名分类索引
索引八：学术团体、学术活动与会议及考古成果奖项名索引
索引九：人名索引
前言/序言
自 序 朱乃诚
本书记述的是中国考古学过去发生的事情。内容包括2022年以前中国考古学主要考古发现及公布这些发现的考古报告专刊，重要的综合性考古研究成果，重要学术活动与学术会议，中国考古学学术机构、学术团体、学术刊物和学科奖项，规范、影响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文件与讲话，以及逝世的考古学家及其主要学术贡献。这些都是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大事件，且是可以查寻核实的中国考古学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的主体内容。汇集中国考古学史上这些可以查询核实的大事件，所以本书称之为《中国考古学大事典》。
本书依据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按年月编排；同年月的事件，则按照事件内容的年代早晚顺序编排。同年份发生的事件编排在同一年内。有的事件分别发生在不同年份，则按照事件主体内容发生的年份或公布的年份编排。将中国考古学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按年份编排，使得本书类似一部《中国百年考古学编年史》。
本书仅是一块铺路石。是为今后产生《中国百年考古学史》巨作铺路的一块铺路石。
中国考古学已经有100年了，但是至今没有形成一部中国百年考古学史专著。一部《中国百年考古学史》，不仅仅是全面汇集各种考古学学术史事件的内容，而是更需要从理论上分析阐述中国考古学思想及其发展，以及对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影响，还需要阐述如何认识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本书内容中虽然包含有中国考古学的思想，但是没有阐述中国考古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和中国考古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更没有分析阐述形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对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产生的影响。所以，本书不是一部《中国百年考古学史》，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百年考古学编年史》。但是，本书为《中国百年考古学史》提供了多方面的基础素材，是一部工具书。通过这部涉及中国考古学百年史的工具书，可以大致了解中国考古学发展史的一些状况，同时也可以引发对中国考古学史有关问题的认识，以及对未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趋势的判断。
比如中国考古学形成之前有没有一个萌芽期，为什么学术界对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时间认识不一致，如何认识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这一后来引发敏感的词汇。明确这些问题，自然便于对现今中国考古学发展阶段的认识，也便于对中国考古学今后发展趋势的认识。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实际上是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下面简略谈谈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1.中国存在一个考古学萌芽期
中国是否存在一个考古学萌芽期，长期以来未被研究者提及，也从未在学术界展开讨论。我在本书《绪·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中提出中国存在着一个考古学萌芽期。这个萌芽期的时间，大致是1899年商代甲骨文被发现确认直至1920年河南省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现。
1899—1920年，中国社会以及学术界发生的几件大事，对于催发考古学在中国的萌芽，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诞生被王国维称之为世纪三大发现。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西域汉晋简牍相继发现。这三大发现问世，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且展示出美好的前景和广阔空间。罗振玉断定“卜辞实为殷王朝之遗物”，“其地实为殷墟”。王国维赞誉：“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并指出： “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文集》第四卷，第3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一个发现时代的来临，必将催生一个新学科。
第二，近代史学形成，扬起实证史学研究新风。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提出“史学革命”口号，1904年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学兴起。王国维则以新发现的甲骨文、金文、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新史料探索殷商、西周、西陲地理沿革、唐五代、古代北方民族、蒙古辽金元等历史问题并获重大突破，开创近代史学实证研究方法——“二重证据法”。而乾嘉时期崔东壁遗书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回传复出，则催发萌芽中的疑古学派的形成，中国传统上古史体系被怀疑、被打破。近代史学发轫时期这两方面具有时代意义的成就，促使在史学界兴起探求地下文物，以新史料、新考证构建古史新体系的一股新风。
第三， 中国社会与思想发生巨变。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新思想潮涌。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追求民主，提倡科学，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思想得到解放。一批新时代知识分子走上历史舞台，积极开创、发展各门科学。
第四，地质学兴起，考古学思想传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种形式的探险家、学者潜入我国西北、东北等地的考察并掠夺珍贵文物，引发中国学者的强烈不满与愤慨，激发他们积极吸取西方考古学思想。在西方列强觊觎中国的同时，野外考察的地质学传入中国，且得到快速发展。1911年丁文江、章鸿钊分别从英国、日本学成归国，开辟中国地质学。1912年孙中山组织的临时政府，在实业部设置地质科，由章鸿钊主持日常工作。1916年成立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任所长，1921年任名誉所长。丁文江支持在地质调查所工作中开展具有考古调查性质的遗物调查采集，聘请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以及工作人员刘长山率先在地质调查中获得考古成果。1914年安特生来到中国之后，在各地的地质考察中采集了数十件磨制石器，并于1918年第一次考察周口店经村民的引导发现动物化石。刘长山则于1920年发现河南省渑池仰韶村遗址并采集600多件石器。由于中国地质学的发展，至1920年，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已经是呼之欲出。
以上这些历史现象显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引发地质学这一新兴学科产生及各种新思想传入的基础上，在系列重大发现问世冲击下，在中国近代史学形成和实证研究方法发展过程中，中国考古学得到萌芽。中国考古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萌芽是中国社会、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中国考古学的萌芽，虽然与世纪大发现有关，但更多的是与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有关，这是中国考古学萌芽的社会基础。而科学思想传入、近代史学形成与早期发展，地质学兴起，则为中国考古学的萌芽与兴起，奠定了学术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方面的基础。这与欧洲文艺复兴引发考古学萌芽的历史现象类似。不同的是，中国考古学萌芽是在中国本土发生的社会巨变、科学思想的引入、重大发现吸引、传统史学变革、探索历史欲望的多重因素作用下发生。这与欧洲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古典时代的语文和美术史的研究，重视收藏古物，尤其是对希腊、罗马时代雕刻和铭刻的搜集，以及拿破仑东征掠夺古物等系列因素催发考古学萌芽，在许多方面有本质的区别。中国考古学与欧洲考古学，从各自的萌芽期就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特点。
2.中国存在一个考古学诞生期
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1921年秋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安特生和袁复礼发掘河南省渑池仰韶村遗址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这是目前绝大多数学者所持的看法。另一种意见则认为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并发掘安阳殷墟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这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的观点。夏鼐指出：“殷墟的发掘工作完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所以，可以说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已经诞生。”[ 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徐苹芳从此说。[ 徐苹芳：《新中国考古学的回顾》，《瞭望周刊》1989年第40期。]如何认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呢？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1921年秋进行了名副其实的考古发掘，这是在中国开展的第一次具有考古学研究性质、考古发掘特点的考古发掘工作。主导这次考古发掘工作的政府部门单位（包括行政允许、人员配备、经费与设备使用等）是地质调查所，负责人是聘请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这次发掘成果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确立了中国上古史即夏商王朝之前有一个石器时代，开创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但印证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19世纪末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则引发中国学者的愤慨而不予接受，且产生了探寻考古实物证据予以反驳的欲望，并于1926年秋条件成熟之时，李济和袁复礼发掘了山西省夏县西阴村遗址。如果以第一次开展的考古发掘作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那么1921年秋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应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1928年秋开展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是当时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建考古学组的是首要任务，目的是通过对殷墟的发掘获得商代甲骨文，以研究商代历史。这是自1899年以来发现确认商代甲骨文，经罗振玉收集、整理、刊布3400多片甲骨文，以及王国维开创甲骨学、撞开商史研究大门之后，中国史学最为重要也是最前沿的研究取向。这个研究取向自1910年罗振玉公布《殷商贞卜文字考》、1917年王国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以来在学术界酝酿追求多年，只因1928年以前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现，且不因仰韶村遗址、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而改变。
安阳殷墟发掘是当时政府组建成立的拥有专门开展考古发掘研究团队的学术研究机构进行的一项有目的、有计划的长期研究项目，并以此开创建立中国考古学学科。而发掘仰韶村遗址和西阴村遗址，则不是由专门开展考古发掘研究团队的学术研究机构兼顾进行的考古发掘，而且都是短期的行为，更没有计划开创建立中国考古学学科的目的。如果以拥有专门开展考古发掘研究团队的学术研究机构主导的为建立中国考古学学科而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作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且强调“完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考古发掘研究，那么1928年秋安阳殷墟的发掘无疑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唯一标志。
1921年秋仰韶村遗址发掘和1928年秋安阳殷墟发掘，在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方面，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前者发生时间早，但是由地质调查所聘请的外国学者兼顾开展的。后者是由将组建专门考古发掘研究团队、发展建立中国考古学学科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实施的，且完全是由中国学者主导开展的。若从中国学术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形成与早期发展特点来看，发掘安阳殷墟，构建西周以来形成的有世无年的商代历史，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而发掘仰韶村遗址和西阴村遗址则是个意外。
然而，这个学术发展的意外事件，对于考古学在中国的形成，确实是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之1921年之后，开展考古发掘、建立考古学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热点。比如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考古学研究室，1923年成立古迹古物调查委员会，1924年改称北京大学考古学会；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调查甘肃省敦煌石窟；1924年秋考古学研究室主任马衡调查河南省新郑李家楼春秋青铜器出土情况，判断出自郑公大墓，后又调查洛阳汉魏故城南出土东汉石经的太学遗址；1924年10月南开大学教授李济受丁文江的建议与资助，赴河南省新郑李家楼调查春秋郑公大墓的铜器出土情况，并作试掘；1926年秋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讲师李济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1928年春李济学生吴金鼎发现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这些重要的考古学事件都是在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之后产生的。
然而，比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早3个月，1921年7月，在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半年后派裘善元等人调查发掘直隶巨鹿宋代故城遗址，在巨鹿县三明寺故址发掘中发现北宋建筑址，出土一批瓷器、铜器、铁器、钱币等，后撰写《钜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于1926年发表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一期。这次发掘是缘于1918年在巨鹿县发生大旱、意外发现北宋巨鹿故城并出土一批珍贵瓷器等文物，且扬名中外。这个历史现象显示，在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之前，中国学术界已经在酝酿并实施开展考古发掘。这个历史现象还说明，如果没有安特生1921年秋发掘仰韶村遗址，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在1922年至1928年的这些考古活动与发现同样会发生。
……
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属性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属性仍然是历史学范畴，且已经涉及正在形成中的文化遗产学。至于未来中国考古学发展是否会改变学科的属性，是否会发展成为另外一门学科，可以做一个估计和推测。
首先需要明确与学科发展有关的几个理论问题。
第一，学科的属性是由学科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同时是由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所支撑的。三者缺一不可。其中，研究目的决定了学科的属性，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则体现了学科的特征。
第二，研究目的的改变将促使学科属性的改变，而研究目的的改变则与研究方向有关。
第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也与研究目的有关。研究方法的发展必然是与研究对象的扩展、研究目的的延伸有关。
第四，研究对象的扩展实际上是研究内容的增多。研究对象的扩展，将会促使学科发生转变。犹如金石学发展近千年之后向古器物学转变，并最终适应时代的发展而转变为考古学。
以上四点表明，一个学科属性的改变，如中国考古学属于历史学范畴而改属为其他学科范畴，主要是由其研究方向逐步引导而发生的；而一个学科转变为另外一门新的学科则是由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张而引发的。
据此可以推知：未来中国考古学如果是发生了学科属性的改变，必然是因为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从而引发了研究目的的改变；而未来中国考古学如果转变为另外一门学科，则必然是研究对象扩展到现阶段中国考古学研究不能够涵盖包容而引发。这种现象的发生，最大的可能，或许是与系列新兴前沿学科全面渗透考古学研究有关，使得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在进一步迸发出新活力的同时，不断地产生新的研究信息，包括大数据信息，不断地产生新的研究对象。这种新的研究信息、新的研究对象增加到现阶段中国考古学研究不能够涵盖包容时，促使中国考古学研究方向发生转变，从而逐步地改变着学科的属性或是转变为另外一门新学科。例如系列新兴前沿学科全面渗透考古学研究的同时，也全面渗透到与考古学有着密切关系的新兴的文化遗产学研究，使得文化遗产学得到快速发展与扩容，从而有可能将考古学被包容到文化遗产学范畴内。
然而，百年中国考古学发展史显示，中国考古学得到持续不断地发展是因为中国具有悠久而辉煌灿烂的历史，是因为“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需要考古学研究不断持续地予以揭示、展示、诠释，以便于保护、传承、发扬、光大。这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使命，任重道远！所以，促使中国考古学学科属性发生改变的未来中国考古学，或是转变为另外一门新兴学科，那应是在遥远的未来。
以上是通过对百年中国考古学大事件的梳理之后形成的对有关问题认识。当然，百年中国考古学大事件所涉及的内容远远不止于这点滴。希望本书对大家认识中国考古学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有所裨益。
2023年9月21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167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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