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作品系列盒装（套装共9册）
黄仁宇经典的作品合集，作者用大历史观的角度写中国历史，他的书内容丰富，有趣味，少说教，可读性强，尤其是他所阐述的大历史观，让许多读者感到新鲜并受到启示。
￥ 271 6.6折 ￥ 408 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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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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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仁宇 著，三联书店 编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54852
出版时间2015-11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3451页
定价408元
上书时间2024-09-1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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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6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很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是一部有关中国自先秦至元末历史的漫笔集。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其人其事及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并以今天的立场加以分析。作者治史，每每从常人不经意的细节处入手，挖掘出极富启发性的新见，娓娓叙来，发人深省。
《万历十五年（精装）》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黄仁宇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黄仁宇作品系列：万历十五年》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作品系列：万历十五年》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
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英文版初版于1974年。黄仁宇先生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黄仁宇先生是对明代财政政策作了全面说明的一人，对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透视。
《黄河青山》
黄仁宇还是青少年时，梦想成为拿破仑。数年后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担任下级军官。他的士兵每月薪饷十二元，但如果携带一挺轻机关枪投奔附近山头的土匪，每人却能领到七千元。情势如此，黄仁宇无法成为军事英雄也不足为奇了。
他之后去过印度及缅甸。在《黄仁宇作品系列·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西方世界的读者将有手机会了解，史迪威将军的美国幕僚群及中国野战部队之间如何进行恶意竞争，而且是站在后者的角度观察。我们的作者就在现场。
《关系千万重》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Macrohistory）史观在国际史学界自成一家之言。在本书中，他生动地描绘了个人生涯中的逆旅屐痕，月旦人物·一支生花妙笔出入古今，游刃有余。疑似没有章法，却又恍若无数大手笔的绘卷，历历如在眼前……
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学作品，不外发挥以下三种关系：生死、金钱与性，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曾予以详细分析；但是今日的局势则是这三种关系。都在进行重大的修订与转变，各种关系丛集交织，令人有无法抽身之感。本书是八十年代为我们引进大历史观点的黄仁宇傅士重新尝试的书写角度，他悠悠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以充满魅力的写作方式为我们剖析，人世间的种种因果关系，值得再三阅读与深思。
提到关系这一名词，我们就可以立即想到私人关系、家庭关系、利害关系、性关系、金钱关系、外交关系、乡土关系、人知关系、多重关系、双边关系、直接关系、微妙的关系、紧张的关系等等。这是一本随笔，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也渗入了某些“寡人好勇，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的成分；不过和作者所著其他书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今日各种关系丛集，有令人无法抽身之感。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作者以其“大历史”的宏观视野，涉足欧美等国的近代历史，为我们讲解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路径。全书以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社会转型为中心，研究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兴起时的社会经济与经营方式，及其在各国不同的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之中的演化过程。书中侧重分析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将资本主义综合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
《放宽历史的视界》
作者以其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点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使得过去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迹，获得前因后果连贯的合理性。由于作者出身戎马，早年四处迁徙的军旅生涯使其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其后赴美求学除了知识上的增长。还实际体验了西方社会生活形态这些都有助于拓展视野。所以作者自称其历史观与众不同，所恃者不是才华而是视界。有了宽广的视界，其文章每能察人所未察，独具慧眼，发人深省。
《放宽历史的视界》是黄仁宇先生七十年代以来的多篇论述加上两篇新稿，重新编印发行的[新世纪增订版]。作者以其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点，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使得过去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迹，获得前因后果连贯的合理性。
《地北天南叙古今》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macro-history）史观在国际史学界自成一家之言，成为广受海内外瞩目的史学家。在《黄仁宇作品系列：地北天南叙古今》中，他描绘了个人生涯中的逆旅屐痕月旦人物。一支笔出入古今，游刃有余。疑似没有章法，却又恍若写生的绘卷，历历如在眼前……《地北天南叙古今》是八十年代为我们引进大历史观点的黄仁宇博士重新尝试的书写角度，他悠悠然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以充满魅力的写作方式为我们剖析人世间的种种因果关系，值得再三阅读与深思。
作者简介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後，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後，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後曾任国防部参谋。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分退伍。再度赴美後，于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曾先後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的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曾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编写。
精彩书评
在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议这算不算学术著作的时候，读者却作了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文化层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对历史有兴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国内的史学著作，那这些著作又给谁看?
“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刘志琴《黄仁宇现象》
"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黄先生开篇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业余爱好者专注于"大事"的猎奇眼光，方能透过看似平静的历史海面，探询传统文化的大陆架如何突降为海床，辨析历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庄周《齐人物论》
正因为有这种积极的态度，所以，尽管作者的思索冷峻，叙述残酷的历史事件也不动声色，但他的基本观点是乐观的。不过，他的乐观，是历史学家的乐观，不是文人的乐观。文人看历史，往往滑入渔樵闲话：“古今多少事，都入笑谈中。”今日的文艺娱乐作品，以“笑谈”历史为尚，正是文人的历史观与消费时代的嫁接。黄仁宇先生写历史用文学笔墨，但他仍是严肃的谈历史。
值得深思的，是作者纯粹以“私人学者”的身份鸟瞰历史，不是在为某个团体“做项目”。他当然有时代的眼光，有所为而发；他也不写通史，只用显微镜分析历史的剖面，有机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读黄先生的书，我再次确信：在学术领域，个人的声音并不微弱！
——卫建民 《读〈关系千万重〉》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氏在美国历史学界一直郁郁不得志，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出版时还颇费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对此事愤愤不平，可谁曾想到，正是这本书在祖国大陆烧起了一片“野火”。
很显然，黄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风靡大陆读书界，而且二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为叙事时特有的冷静、克制和精确。
——邝海炎 《史学的“下里巴人曲线”——从黄仁宇到易中天》
黄先生的著述，以《万历十五年》成就，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以生动之笔演绎深刻之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以超然独到的眼光，典雅晓畅的手笔，由小见大，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天地。……黄先生的史学成就，不在于对具体史实的考订，也不在于他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有多大的效力，而在于他对中国史实、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史实所做的深刻、新颖的剖析和解释。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
——方舟子 《悼念黄仁宇先生》
《万历十五年》在青年学人和相关学界所受欢迎程度，要远比在历史学界高得多，这说明历史学界与相关学科及社会有很大的隔膜。……黄先生的成就在于，他确使人们注意到通常说法的另一面。
——赵世瑜《无可替代的黄仁宇》
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因而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很多的读者。
黄仁宇把中国历史从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横切了一刀，这不仅使他获得了全新的观察角度，也使他获得了全新的文字感觉。
——李方《给普通话写作点穴》
在我的片断印象中，黄仁宇是一个保留着旧军人不良习气的性情中人———尽管他在史学上有不少建树……黄仁宇对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却有失一个历史学家所应具有的力求客观、以事实说话的基本立场。……本文无意在此声讨蒋介石的罪过，旨在说明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黄仁宇的确失之偏颇，有失一个历史学家的基本风格。
历史进退，黄仁宇自有心得；黄仁宇的得失，也自有后人评说。
——王春瑜《琐忆黄仁宇》
黄仁宇的史观实为胜者为王的史观，完全以近代的“大结局”作为判断过去历史正确与否的根据：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合理的、正确的；在近代失败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荒谬的、错误的。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自有专业价值，《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创新也不容抹杀，但其他著作所论对象虽异，却几乎都是大历史观注脚，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黄著的意义，我以为在于给读史者（尤其是初学者）提供一种异乎寻常的历史感，其历史比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并融入个人的历史经验，实足以引人入胜，从此角度而言，可以说他是历史学的余秋雨。不过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错误多属局部的史实方面，而黄氏却以史学家的身份出台，其错误又属总体的史观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学家标准将他轻轻放过。
从纯学术的角度，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亦可以说事出有因。据说台湾史界对他也并不认同，大陆对他浮泛的颂扬虽多，但似多出自一般读书界而非专业史学界（据我所见，只有徐友渔、朱学勤先生写过较深入的批评文字）。我有一点怀疑，黄氏著作的流行，是不是也因为他的历史目的论提供了一种填补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空缺的学术替代品？大家是多么需要一种凡事都可解释的华丽历史观啊。
——胡文辉（胡一刀）《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黄仁宇大历史观批判》
目录
《中国大历史（精装）》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
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
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
第三者 土壤、风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马俑的幕后
第五章 第一帝国：树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第九章 统一的途径
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成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实验
第十二章 西湖和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个停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台湾、香港和澳门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精装）》
孔孟
秦始皇
李悝
司马迁与班固
文景之治
汉武帝
从霍光到王莽
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西汉与东汉
光武中兴
宦官、宫女、外戚和朋党
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淝水之战
北魏拓跋氏
从分裂到统一
隋炀帝
贞观之治
武则天
渔阳鼙鼓动起来
九重城阙烟尘生
“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黄巢
五代十国
宋太祖赵匡胤
澶渊之盟
王安石变法
靖康耻
贾似道买公田
道学家
成吉思汗与忽必烈
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元顺帝
大陆版卷后琐语
……
前言/序言
《中国大历史（精装）》
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查访未周。其实此间之出处与是非已无关宏旨，因为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经济学家以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俑者。宏观与微视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确经过一段长期间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运之安排。我年轻时从军10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Fei r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l(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衔接，讲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处，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一来更感到综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我们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亦复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费教授对我个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PA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39种，内中无不包括当日徭役税收的标准名词，有如"里甲"、"均徭"、" 驿传"与"民壮"。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一眼看出当中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能，也可能责之为腐化。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不同了。明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中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囵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国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千差。因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体的改组而能支持276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产生一种负面作用：此体系不鼓励各地发展其特长，而制造一种人为的平衡。这种作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
所以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机会和这位"魁梧长者"接近。有人批评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确是如此。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处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种资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时常用做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最直线的途径大步跨践而去，使我紧随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说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种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他又和我说起："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我们先要检阅此中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我和李公相处一年，以后又在1974、1975和 1978年重去剑桥。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尽，事后想来，我写《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采用一种综合的幅面，不随着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设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河河畔闲步纵论古今时。
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讲稿逐节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现有布局。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以北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760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并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系。《资治通鉴》也用《二十四史》作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处的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书，其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值。《资治通鉴》英译为ComDrehensive Mirror·for·Aid In Goven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这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漩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
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进入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
作此书时我当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基本资料，也仍借重过去写中国通史诸大师如钱穆、邓之诚、周谷城各先生的见解，更参考西方的次级资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万。我自己了解现代中国的基点仍在晚明。1960年间我曾在教书之余读过《明实录》一遍，全书 133册费时二年半，至今受益。至于本书特出之处则来自《二十四史》内之 〈食货志〉。二十四史内有食货志12篇，虽然内中繁简不同，作者的见解尤不能与今人相较，但其中6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学者详细译注，构成了今日治经济史者最好的线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难仍是无法提供一种既适切而又不浮夸"参考书目"。如果要广泛的张罗则虽四书五经西洋经典著作都应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经》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简短则虽费正清与李约瑟的基本著作也应舍弃不提。总之，既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作者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
1980年我脱离教职，自此花了一段时间整理撰写修订此书之英文本。
当中若干资料不易压缩，曾使我一度踌躇，有如北魏亘北齐、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后不同，"五胡十六国"之种姓也极混乱，即南宋与金之和战亦是前后反复，我在稿中只介绍此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现象，因为我自己曾经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术上之变数在长期历史上之衍进无决定性之影响，不愿以之烦劳我的读者。反之则袁绍一家父祖经历、黄巢行军路线，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琐屑之处也代表一种罕有的现象，则又据实写出。此中差异乃是本书注重想像，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有了这样的剪裁，我才能腾出篇幅介绍敦煌龙门石窟的外观与内景，又在记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闲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传"。
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在综叙背景时我称唐宋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
虽然这线索摆在很多小故事之后，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议员钱果丰博士(私人方面我们是世交)也在香港电台接受访问时推荐此书，提到盛唐之后中国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可见得他们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识，所以一经说破，引起共鸣。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书评者在报刊里写出：不论我写的历史是否涉及古今中外，我总在把中国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个说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数年之前尼克松讲到他见毛泽东时，他恭维毛："主席，你写了几本小册子，竟使整个中国改观。" 毛立即抗议："我怎么能使中国改观，我不过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这边那里稍微扭转一下罢了!" 毛泽东犹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国改变?况且历史从业员的工作只是报导已经发生的情事之前因后果，不及于筹划未来，事实倒是这样的：我刚将《中国大历史》整顿组织就绪，时值1981年间，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倡"摸石头过河"，关于他们改革的新闻，经常在美国报纸杂志里出现。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像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这种种条件不由我创意，而源于英国研究17世纪的专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认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进入这境界。将一个农业国家蜕变而为一个工商业国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个隐喻：有等于一只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以英国的农业基础、社会习惯和法规传统而能使银行开设于乡镇之间，土地能随意典买抵当，各地创建付费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动，17世纪之前已是不可思议。只因为日子久了，我们以为英国历来如此，想像不到要将这样一个国家当作一个城市国家那样的处理，以货币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奋斗。本书有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西欧国家进入这境界的程序。中国是否已进入这境界，读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国应称目下的体制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我主张让摩登学究去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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