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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东 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5
版次1
装帧精装
货号188
上书时间2024-11-15
当今中国,经济高速起飞,物质生活巨变,为何整个社会却充满了怨气和戾气?
全球化大势之下,中国文化的未来“危”与“机”何在?
《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是清华国学院刘东教授在全球化视野下思考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忧思之作。文化全球化虽为大势所趋,却尚在过程中,我们不应将自家传统视作奄奄一息的死物,中国文化的未来正取决于我们如何再造传统。刘东呼吁,只有参验当今时代的学识、眼界与体悟,重新为传统贯注精神内容和思想活力,政治合法性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危机才能获得和解。
刘东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早岁师从思想家李泽厚,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除国学领域外,所治学科依次为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晚近又进入艺术社会学;发表过著译作品十七种;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
当代最具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
以毕生激情为再造传统而奔劳呐喊
小 引
第一章 尚在过程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还处在过程中,还介乎方生方成中。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这种趋势毕竟是人类社会的趋势,要由人类这种主体来历史性地接力完成,由此,它就不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个过程能否最终完成,以及到底朝什么方向完成,除了其他的决定因素之外,还要取决于一代代人类成员的主动选择,其中也可能包括扭转式的转折。
第二章 全球文化与文化全球
必须敞开发展的路径,敞开历史的可能,敞开主体的选择,不要把全球化的未来看死了。在这个意义上,不管传统文化命当如何,眼下都不要看死了它,不要把它当作气息奄奄的、只配受到保护和进行展览的熊猫,而要让它跟生猛的当代文化去厮混,去摸爬滚打,以获得跟世界并长争高的生命力,否则,这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已死亡了。
第三章 当中国传统遭遇全球化
1. 申遗
反讽的是,我们用舶来的“文化遗产”四个字来命名中国的山川与景观,本身就已经潜在地证明,传统文化确被打上了强烈的外来印迹;而中国的文化景观和生态环境败落至此,正是中西近代碰撞的突出历史效应之一。
2. 语言
即使是这样一种伟大的语言,在近现代西方不断的强压下,也持续出现了漫画式的变形。自从“五四”时期以来,很多新派的知识分子都在一种截然的文明二分框架下,认定我们的语言文字必然劣于西方的语言文字,必须像毒瘤一样尽快切除。
3. 建筑
就在那古老的和诗意盎然的居住世界上,如今正好可以最直观地目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建筑语言变得既纷乱、随意而又贫乏,新楼的格调也变得既光怪陆离又千篇一律。城市的景观已面目全非,既失去了人文记忆,也失去了个性特征,除非谁愿意把那种大杂烩当作一种特定时代的风格。
4. 电影
电影这种文化项目似乎最能展示全球化的凯歌行进。在西方观众从银幕上重温着他们所要求的中国形象的同时,中国观众也在银幕或电视屏幕上重温着被灌输的西方形象。这种情景也许最能体现当今这种全球化所蕴含的风险。
5. 熊胆
在中国传统的“物之序”中,向有所谓“药食同源”的说法,对于动物性药材的外来疑虑,会使中医这种早已式微的文化遭到更加严峻的、釜底抽薪式的危险。这里的关键根本就跟伦理道德不沾边,无非是反映了传统文明跟近代文明的冲突。
6. 体育
中国古人特有的体育文化,作为他们须臾不可离身的生活方式,作为同古代思想相交融的体验宇宙与人生奥秘的实践功夫,乃是整个文明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仅仅镶嵌于中国文化的总体背景中,具有不可归约为外来体育观念的独特境界。
7. 通识
正是作为“传统学术文化之总称”的国学,以及它同西化教育体制的格格不入,才要求我们澄清一个基本事实:当中华文明还像是个正常文明的时候,“通识”教育正是它主要的教育内容。也就是说,不管当年的中华文明缺什么,也绝对不缺乏通识教育。
8. 家庭
一旦西风随着全球化吹来,这种经历过历史洗礼的、长期行之有效的家庭文化,便被“弃之如敝屣”地革除了;而更加可怕的是,对于由此所造成的虽无形却又确凿的社会伤害,人们甚至直到现在还不以为意。
第四章 自我殖民与中体西用
◎在全球化中漂移的中国性/ ◎危与机并存的复杂态势/ ◎自我殖民还是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这样的一种文化纲领,跟“和魂洋才”之类的口号一样,根本就是在全球化的席卷中,非西方文明所能作出的唯一合理的选择,既凸显了自家文化的能动性,又表现了对于外来信息的主动选择。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未来文化模式,既必须是标准“现代”的,由此而显出对于全球化的汲取与适应,又必须是典型“中国”的,由此而显出对历史传统的激活与承继。
第五章 带着警觉加入全球
◎只能当成宿命去承担/ ◎重建政治合法性/ ◎重新思考发展模式
全球化对于全体地球人来说,都意味着一场输赢之间的“博弈”,而这场“博弈”中最可能的“输家”,必将是那些对它置若罔闻的个人与国家。如果能够发挥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找到适合于中国独特国情的“发展模式”,那么,我们不仅有可能大大缓解空前的危机,甚至有可能再次焕发中国自身的智慧,创造出善待这个小小星球的、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选项。由此可知,实则真正迫在眉睫的就是有效激活本土文化的原创力。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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