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杨守敬1880～1884年任出使日本大臣随员期间，致力于搜集国内散佚书籍— —日本访书志 日本访书志补 ——杨守敬在日本时，极意搜访古籍，见佳本，则以所携汉魏六朝碑版易之，撰写《日本访书志》十六卷，凡二百三十七篇。，《日本访书志补》 在《日本访书志》原书基础上，增加了作者的题跋逸文四十六篇，是为《日本访书志补》，使得本书结构更为完善【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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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守敬 著；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年代不详
装帧平装
上书时间2023-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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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八品
- 杨守敬在日本时，极意搜访古籍，见佳本，则以所携汉魏六朝碑版易之，撰《日本访书缘起条例》。及何如璋归国，黎庶昌继任，读杨守敬文，因有刊《古逸丛书》之仪，嘱杨守敬任其事。于是按日本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诸目，不惜重价索之，竟十得八九，复有目所未载者一百馀种。及《古逸丛书》刻成，凡二百卷，二十六种。杨守敬为之跋者九种，详溯源流，辨别正误。光绪十年书成，识者叹为精绝。将所作题识选录补订，撰写《日本访书志》十六卷，凡二百三十七篇。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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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访书志》十六卷，有光绪丁酉（1897）邻苏园刻本，一函八册，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每篇各自起迄，无论所占板数之多寡，概不与他篇同板。这次整理即以此刻为底本。
《日本访书志补》
是民国时期王重民编著的一部史部著作。此书在《日本访书志》原书基础上，增加了作者的题跋逸文四十六篇，是为《日本访书志补》，使得本书结构更为完善。作者杨守敬，清末民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字惺吾，号邻苏。湖北宜都人。幼习商，后中同治壬戌科举人。在1880～1884年任出使日本大臣随员期间，致力于搜集国内散佚书籍。
杨守敬（1839年6月2日—1915年1月9日），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谱名开科，榜名恺，更名守敬，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 [1] 。
杨守敬一生勤奋治学，博闻强记，以长于考证著名于世，是一位集舆地、金石、书法、泉币、藏书以及碑版目录学之大成于一身的大学者。他一生著述达83种之多，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代表作《水经注疏》，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2]
人物生平
1839年6月2日，杨守敬生于宜都陆城一个商人家庭。杨守敬4岁丧父，5岁由母亲启蒙教字习诗。
1848年，从谢先生读书。
1849年，因家贫辍学习商站柜台，坚持自学。
1856年，工小楷。
1857年，中秀才。
1862年，中第八十名举人。与陈一山金石志同道合。
1863年，得力潘存金石指导，月下拓《修太公庙碑》。
1865年，任北京景山官学教习。到北京琉璃厂物色碑版文字，与邓铁香金石之好。
1866年，专心金石研究。
1867年，著《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提出“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批评“染翰之家，又或专注《集帖》，不复上窥汉魏。”杨守敬由京城赴山西高平，过之见“庙有碑”，自携毡拓之工具前往拓片。
1868年，潘存指教杨守敬摹《郑文公碑》，知学碑从“六朝真口之祖”人手，“绝少流弊”。
1869年，在荆州府估衣店购金石文字数干种。
1872年，谋刻《望堂金石》，将所搜集的汉魏六朝的金石文字进十；翻刻成集，认为以双钩之法最善，钩摹之精能存其神采。
1874年，考取国史馆誊录。
1875年，携碑版由天津到上海，龚孝恭为杨守敬金石知识之渊博所折服。
1877年，辑《楷法溯源》成，编《元押》（亦作“ 元戳 ”，系镌刻花写姓名的印章）一书。时嗜好印章者，竞羡秦汉真品十不得一，而元押尚有魏晋遗意，杨守敬因其易得而编成《元押》一书。
1878年，与夫人龚氏及长子杨必钧（道承）携《楷法溯源》版去武昌卖书。
1879年，以知县候选，任教谕、两湖书院地理教授，勤成（存古）学堂总教长。在武昌为倪模刻《古今钱略》。
1880年，出使日本，为日本公使何如璋的随员，负责馆内文化事务。期间，与日本汉学书法家论碑，被称为“杨守敬旋风”。首次利用进步技术缩印古碑《寰宇贞打图》，此为治文史、艺术者重要藏书。 [2]
1882年，归国后选授黄冈县教谕。
1884年6月，任黄州府学教谕。7月，黎庶昌奏保杨守敬“学问优长，与东土人士交接，甚有声誉”，以知县遇缺即选并加五品衔。
1888年，湖北学政奏保“公博学多闻，士林推重，加一级”。
1896年，为奋战台湾的福建提督父母撰墓志铭。
1899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任为两湖书院教习。
1902年，调任勤成学堂总教长。学政蒋式芬奏保杨守敬“学术渊博，后进师资，研精考古，至老不衰，为湖北师儒，宿学之冠，加四品衔”。
1903年，朝廷开经济特科，总督张之洞、巡抚端方合词保奏名列第一，云：杨守敬老成硕望，博览群书，致力舆地学数十年。于历代沿革、险要洽熟精详。著书满家，卓然可传于世。刻《壬癸金石跋》，杨守敬碑学获“屹海内南北两大家”之誉（北为李葆恂）。
1904年，《古泉薮》十六册集成，《飞清阁钱谱》稿成。
1905年，提学使黄绍箕聘为学务处议绅。
1906年5月，选授安徽霍山县知县，辞未赴任。
1907年，改勤成学堂为存古学堂，仍任总教长。总督张之洞保以内阁中书用。礼部陈宝琛咨举为礼部顾问官。
1909年，任礼部顾问官。
1910年，兼聘为湖北通志局纂修。
其中，1906至1912年间，在金陵、上海跋《碑》数十百通。以上足以说明杨守敬毕生致力治《碑》。其中《望堂金石》为随搜随刻随印随售的著作，故同一本书，别有名称《望堂金石文字》《激素飞清阁摹刻金石文字》《激素飞清阁摹刻古碑》《激素飞清阁藏碑、《望堂金石初集·续集·二集》。
1914年（民国三年），总统、副总统雅重于杨守敬，敦聘为国府顾问，他以年老致仕，不求闻达辞。又催扶杖北行，以参政院参政相嘱，谓政治学非所长，力辞不获。并聘为清史馆纂修。
1915年1月9日（民国四年甲寅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无疾而逝，终年76岁。大总统袁世凯策令：“参政院参政杨守敬，学术湛深，著述宏富，硕德耆献，海内知名。其生平事实，著宣付国史馆立传，以彰宿学。”归葬之日，政府派专车护送灵柩回宜都，葬祖茔龙窝。
主要成就
书法成就
杨守敬先生的书法在其众多的成就中，位列第三，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鸿篇巨制，彪炳千秋的书法理论
杨守敬主张书法要“变”，变即是创新。他阐述后人的书法与前贤的书法“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也”。他所著述的《楷法溯源》，洋洋洒洒14卷，目录1卷。顾名思义，他是在探寻楷法的源流，也是在论述文字的变革、书法的创新。“顾氏隶辨，皆依韵分篇，便于检寻，然而偏旁错杂，不足于见八法之变”。“北朝唐碑各有体格一碑，又有碑之体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诸家之长，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碑，岂复成章法，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杨守敬在此书中如此反复论述书法之变，其创新意识自然溢于字里行间。历代书家定论在书法上要有新造诣，必须具备“三要”，即一要天分，二要多见，三要多写。杨守敬在肯定前人三要的同时，又增以“二要”，即一要品高，他认为“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应该肯定，这是其数十年对书法、对人生的感悟。
杨守敬先生不仅学富，而且品高。驻日期间，购回了大量流失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化书籍，许多还是孤本，为保存中国的文化典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
熔汉铸唐，独拔艺林的书法艺术
杨守敬于书法，真、草、隶、行、篆诸体皆擅，但最具特色的当推其行楷。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其年谱中“求书者接踵于门，目不暇接继之以夜”的记录，可知其书法在当时的影响。陈上岷先生对杨守敬的传世书法更是情有独钟，“熔汉铸唐，兼有分隶引楷之长，在清代末期，真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独拔艺林”。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见识广博。大凡作为书家，只有学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杨守敬先生即是如此。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杨守敬先生说：“多读书自能作文，多看名迹自能书”，这是至理名言。毕保厘在《楷法溯源》序中说杨守敬“收奇选异，积篑成山”。勿庸置疑，见识广博是其书法风格形成的坚实基础。二是碑帖并尊，这是杨守敬书法制胜的高明之处。历代书家重视南帖，而杨守敬更注重北碑的研习。有清一代，大兴碑学，有人拒之南帖，把碑和帖绝对起来。而杨守敬始终碑帖并尊，唯美是尚，力破传统，自立门户。因此，其传世书法形神兼备，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苍劲，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颇有英姿而无媚骨”（陈上岷语）。 [6]
多用侧锋
“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外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是甚辩，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说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诸法之妙乎？”这则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对先贤“笔笔中锋”、“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冲击，也让人明白了一种哲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更可贵的是杨守敬不作凭空臆造，不作无稽之谈，而是身体力行去实践自己的理论，并使之光大。这样，促成了他的书法风格独特，有异人之趣的笔意。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其书法高古、深远、质朴、秀逸的一面。
光绪六年至十年在任出使日本大臣庶昌的随员期间，广泛搜集国内散佚的书籍，并带去汉、魏、六朝、隋、唐碑帖13000余册，致力于六朝北碑书法的传授，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贡献。著有《书举要》《评碑记》《学书迩言》《望堂金石》《重订说文古本考》《楷法溯源》。论者赞许为千古绝业。《行书七言联》，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纸本墨迹，行书。七言联1则，凡上下联14字，款9字。共23字。杨守敬精于书学理论，曾作《书学迩言》一书，阐述书法理论，多有独到见解。他的书法在日本影响很大，开日本现代书法的先河。这幅行书作品，运笔加强力度，撇、捺、垂露都笔笔送到，大有雄放之气，同时，在法度之中加以变化。亦有的笔画，如撇、捺却加以放纵，使整幅作品气韵生动而富有个性。字的结体取横势，是六朝碑版的特点。从行笔上看又不尽是六朝笔法，字里行间有很浓的粘味；每个字结构疏密参差，淳朴古拙，得自然之趣。整体章法一气呵成，气势贯通。 [6]
泉币研究
晚清时期，在古籍版本和金石学界颇孚盛誉的杨守敬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古泉学家和著名书法家。
杨守敬曾两赴礼闱不授，遂考取景山官学教习，期满用教职。后充任驻日公使黎庶昌随员。回国后，选黄冈县教谕，寻调黄州府教授。继保知县，加五品衔。张之洞督湖广，延为两湖书院教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经济特科，之洞奏举名列第一。选授安徽霍山县知县。未赴任，仍请以内阁中山用。民国期间，潜志于著述。生平嗜古成癖。以其勤奋治学，博闻强记，故能多所成就。收藏金石资料、古籍善本甚富，精鉴赏，以长于考证著名于时。于历史、地理、簿录、金石诸学，尤为专长。又致力古泉币研究，于光绪初年与古泉学专家饶登秩校勘、监刊倪模《古今钱略》三十四卷，以校刊精审，世称善本。尝摹拓《激素飞青阁钱谱》传世，台湾故宫博物院有藏本。杨氏又得李宝台所作古泉拓本，编为《古泉薮》二十四册，并为之撰前言张之，原稿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已收入新编《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中，不日可与读者见面。举此数事，可见其于传播古泉学用力之勤矣。著述甚多，其著者有《望堂金石》初、二集，《三续寰宇访碑录》十六卷，《水经注疏》《历代舆地详图》《日本访书志》和《邻苏老人手书题跋》等书。
杨氏生前便以书法名世，求书者虽出多金亦难得真迹一纸。及其殁后，守敬书迹益为名贵。印行《邻苏老人手书题跋》，则因其书名特盛也。笔者藏有杨氏致梁鼎芬（节庵）书札数通，今为附印其求梁氏代撰贺缪荃孙（筱珊）寿联文一通，用存一代名流佳话。此百年前泉家手泽，读来饶有清趣，唯其行草书间有较难辨认之字，试为释读如下：
节庵仁弟足下：贵恙当已痊愈！顷闻缪筱翁不日七十寿辰。敝处拟制一联为祝，而未能作联辞，弟所知也。恳为我捉刀，是所至盼。特着小孙诣府，立待 撰就掷下。恃爱不情，唯 原谅。即请 大安！不庄。兄守敬顿首。三十日如不可即就，烦寄东百老汇一百三十二号舍下为恳。
案梁鼎芬善作文情并盛之短札见称于时，又特长制联语，一时名流若陈夔龙、朱益藩、黎湛枝、朱汝珍诸人，常请其代作。杨梁两家为金石文字交，故有请鼎芬代为操觚耳。 [6]
金石文字学
重点研究的是铜、石器物上面古文字，如古代石碑、古铜币、青铜器等古代文物上面的文字，其代表著作有《湖北金石志》《日本金石志》《古泉薮》《望堂金石》等10多部。
他特别注意金石文字在治学中作用，考证前人著作，《隋书经籍志补证》运用金石考证订正错误达20多处。
杨守敬第三大成就即版本目录学研究。其著作成果颇多，如《从书举要》《杨守敬藏书目录》《留真谱》《古刻源流考》等。 [1]
舆地研究
杨守敬一生虽未曾中过进士，但在学术界却颇负盛名。杨氏学术成就最著者为与地之学，被誉为"开舆地学之新纪元"的历史地理学家。
杨守敬为写《水经注疏》对《水经》和《水经注》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订，他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比前人的研究更为周详，所著《水经注疏》40卷，使中国沿革地理学达到了高峰，其舆地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被誉为清代“三绝”。除此以外，杨先生编绘的《历代舆地沿革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等亦不失为鸿篇巨著。
杨守敬一生尤以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代表作是与门人熊会贞历时数十年写成的《水经注疏》。《水经注》是郦道元为《水经》所作的注文。《水经》全书一万余字，而《水经注》40卷字数超出《水经》二十余倍，名为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自成巨著。郦道元在注文中纠正了《水经》的许多错误，并指出文献引用处的正误。由于当时南北分裂的政治形势，郦道元的足迹未能到达南方，因此涉及此部分的注文也有不少错误。郦书传至宋初，已缺5卷，后有人将剩下的35卷析为40卷，又迭经传抄翻刻，《水经注》遂失其真。有的章节误简夺讹十分严重，几至难以辨读，深为学者所病。明清两代学者，十分重视《水经注》的校理工作。
明代朱谋玮著有《水经注笺》，清初顾炎武、顾祖禹、阎若璩、胡渭等人又治《水经注》。在此基础上，乾隆年间更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人全力以赴，各成专书。光绪年间，又有王先谦汇列全、赵、戴三家校语，参考其他研究成果，撰成《合校水经注》。他们不但从大体上分清了先前被混淆的经文与注文，补齐了脱佚的5卷《水经注》佚文，而且纠正了郦道元《水经注》中原有的不少错误，《水经注》已逐步接近原貌。然而，上述诸家仍存在不少问题。杨守敬说：“自全、赵、戴订《水经注》之后，群情翕然，谓无遗蕴。虽有相袭之争，却无雌黄之议。余寻绎有年，颇觉三家皆有得失，非唯脉水之功未至,即考古之力亦疏。往往以修洁之质而漫施手澣者，亦有明明斑疣而失之眉睫者。”（《水经注疏要删·自序》）乃与门人熊会贞发愤为《水经注疏》，其编撰体例、大小纲领皆由杨守敬拟定。
此书初成时，杨守敬已六十六岁，深恐一旦离世，书稿不能传之于后，“因先刻其图，又即疏中之最有关系者刺出为《水经注疏要删》。”（《水经注疏要删·自序》）由于《水经注疏要删》的出版工作做得匆忙、谬误较多，另一方面《水经注疏要删》出书后杨守敬仍继续对《水经注疏》初稿反复进行磨勘，故又有《水经注疏要删》的《补遗》、《续补》和《再续补》的刊出，而《水经注疏》原稿至杨守敬去世前，仍未出版。此后，熊会贞继承师志，继续编纂。至1936年熊会贞去世，《水经注疏》虽有定稿，仍未能刊出。熊会贞临终曾嘱托同乡好友李子魁整理出版该书，1948年李子魁在宜都各界的捐助下刊出《水经注疏》第一卷。1955年，《水经注疏》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至1957年全书40卷出齐，共21册，附原稿之一（残卷），稿本是1954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武汉藏书家徐行可处购得。1971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杨熊合撰水经注疏》40卷，用的是前中央图书馆所藏《水经注疏》另一稿本。
《水经注疏》吸取历代《水经注》的研究成果，以朱谋玮《水经注笺》为正文，考证精详，疏之有据。如《水经注·河水五》：“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狩地。”杨守敬《疏》文指出，事出《左传》，并说《左传》末句作“非其地也”，同时还引杜预注云：“河阳属晋,非王狩地。”接着《注》文云：“服虔、贾逵曰：河阳，温也。”《疏》文指出：“史记·周本纪·集解》引贾逵曰：‘河阳，晋之温也。’《谷梁传》云：‘温，河阳也。’故服、贾有此说。”有了杨守敬的《疏》文，才使《注》文所述史实，让读者能够透彻地了解。
《水经注疏》博采群籍，相互参证，对前人之失多所指正。疏文中屡有“失考”、“失误”、“郦所见之图籍有误”等语，态度明确。如《水经注·江水三》：“北对举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杨守敬指出：“梁玉绳《瞥记》：‘定四年，柏举之战，《左》《谷》作“举”，《公羊》作“莒”’，盖古以音同通借。郦氏谓仲雍作‘莒’为非，失考。”
在《水经注疏》中，“凡郦氏所引之书，皆著出典。”（《水经注疏要删·自序》）如《水经注·江水二》：“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猿鸣三声泪沾裳”一段文字是对长江三峡生动逼真的描述，精彩绝伦，历来为古今文人学士所传诵，一般认为是郦道元本人所撰写。《疏》文则指出：“自三峡七百里”句至“泪沾裳”句共一百八十多字，引自盛弘之的《荆州记》，引文见《太平御览》卷五十三。
《水经注疏》使中国沿革地理学达到高峰，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将郦学所引之书，皆注出典。所叙之水，皆详其迁流。集当时研究郦学及地理各家之长于一书，正误纠缪；旁征博列，疏图互证。它既是史地学的，也是水利学的，农学的，民俗学的和文学的巨著。全书40卷200余万字，论述河流3000余条。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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