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地质学家章鸿钊(1877～1951)收集古籍中有关矿物产地的材料, “以行省为经，以历朝为纬”，按矿种加以汇编，并作图示。 数年间不辞辛苦，常伏案于北京图书馆搜集钩沉，到1937年60岁时方脱稿，1938年又再整理注释，是研究中国古代矿产资源的重要参考书——古矿录———地质出版社195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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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鸿钊
出版社地质出版社
年代不详
装帧平装
上书时间202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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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矿录》，章鸿钊编著的一本书。该书按矿种加以汇编，并作图示。作者到1937年60岁时方脱稿，1938年又再整理注释，并加一词《水调歌头·好江山》于卷首。
编著简介
章鸿钊的《古矿录》开创我国地质科学史研究之先河,据我国两汉以来多种史书中有关矿产地点的资料，“以行省为经，以历朝为纬”，按矿种加以汇编，并作图示。
数年间不辞辛苦，常伏案于北京图书馆搜集钩沉，到1937年60岁时方脱稿，1938年又再整理注释，并加一词《水调歌头·好江山》于卷首。近代地质学家章鸿钊(1877～1951)收集古籍中有关矿物产地的材料,按照地区和种类汇编而成,是研究中国古代矿产资源的重要参考书。
《古矿录》所录，远自西汉《史记·货殖列传》，近至公元1934年的《归绥县志》。
爱国情怀
据我国两汉以来多种史书中有关矿产地点的资料，“以行省为经，以历朝为纬”，按矿种加以汇编，并作图示。数年间不辞辛苦，常伏案于北京图书馆搜集钩沉，到1937年60岁时方脱稿，1938年又再整理注释，并加一词《水调歌头·好江山》于卷首。
他对日本侵略者入侵义愤填膺，在词中用双关语“浩荡江河南北，赤县神州万里，终古地灵蟠”来抒发他对正义力量必将蟠踞江河南北、神州万里的爱国情怀。
词末两句“不信江山改，依旧好江山”，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他不信江山能为日本侵略者所改，依旧是我大好江山的坚强信念。章鸿钊之不屈侵略势力、昂然翘首之态跃然纸上。
该书1954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贲古”的方位在什么地方？据《读史方舆纪要》临安府贲古条说：“在府东南”。又章鸿钊的《古矿录》说：“贲古，在建水县即临安府东南方，据此可以认为，贲古（有的写作“褒古”）就是现今蒙自、个旧一带。
章鸿钊（1877—1951）字演群（后改为爱存），笔名半粟。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地质科学史专家。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创办了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地质讲习班），为我国培育了第一批地质学家，其中许多人成为我国早期地质工作的主力。
他从近代地质科学角度研究了中国古籍中有关古生物、矿物、岩石和地质矿产等方面的知识，撰写《三灵解》、《石雅》、《古矿录》等著作，开我国地质科学史研究之先河，具有广泛影响。参与筹建中国地质学会，并任首届会长，为我国地质界一代宗师。
章鸿钊（1877年3月11日—1951年9月6日），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地质科学史专家，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字演群，1877年3月11日生于浙江吴兴县（今浙江省湖州市），1951年9月6日卒于南京。
人物生平
家庭背景
章鸿钊，字演群（后改为爱存），笔名半粟。幼时家境小康，共有兄弟4人，姊妹3人，他排行第三。1882年5岁时进入他父亲章蔼士所开的蒙馆读书，由他父亲授读“四书”、“五经”约六七年，奠定了他坚实的汉学基础。17岁时，自习钻研算学，到21岁时便辑成《初步综合算草》一册。章鸿钊后来进而研究科学，自习算学实为始基。
求学经历
1899年考中秀才后，应邀当私塾教师数年。1902年以第一成绩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开办之东文书院。除学习文外，还兼学历史、地理、哲学、社会学诸门。他在校学习努力，仅年余对本文义已尽了解，课余开始译书。本想3年后毕业工作，不料南洋公学因经费支绌而决定将东文书院停办，这对求学以报祖国的章鸿钊来说，实是意外之打击。1904年在家深受缀学之苦，及秋间奉原东文书院校长罗韫锡函召，去广州在两广学务处襄办辑教科书。1905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毕业后本拟转入大学农科，由于农科名额所限，只能改变学科愿。
人生转折
章鸿钊在这关键时刻，抱定“宜专攻实学以备他日之用”宗旨，决然改学地质。当时他认为，“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地质者大有人在，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知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地质学者有体有用，仅其用言之，所系之巨已如此，他何论焉。予之初志于斯也，不其后，不顾其先，第执意以赴之，以为他日必有继予而起者，不患无同志焉，不患无披荆棘、辟草莱者焉。惟愿身任前驱与倡之责而已”。这段自述，充分反映了他决心开创祖国地质事业宏伟愿望1911年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系毕业获学士学之后，立即回国开展工作。
工作经历
1911年9月，当时京师学部举行留学生考试，他赴京参考，最优等成绩而得“格致科进士”。同榜中还有一从英国学地质归的丁文江，同行相遇，相谈甚洽，都有一颗为创办我国地质事的决心。他随即应聘为京师大学堂农科的地质学讲师，所以章鸿钊是国人在大学讲授地质学的第一人。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章鸿钊在实业部矿政司下设的地质科任科长。为实现其远大抱负，35岁的章鸿钊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必须勘查以摸清家底，于是行文各省考查征调4项：地质专门人员、地质参考品、各省舆图、矿山区域图说。并拟就《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强调地质工作之重要，以唤起全国人民关注，文末附筹设地质研究所简章，意在培养青年。经过一番艰辛努力，于1913年地质研究所正式在北京成立，章鸿钊任所长。此名为地质研究所，实为我国最早的一所地质专科学校。此后，他便全力以赴培养地质人才。
1916年地质研究所培养的学生毕业之后，与该所同时成立的地质调查所扩大，章鸿钊便出任地质调查所地质股股长，从事地质矿产的综合研究工作。
1922年，在章鸿钊积极倡导下，于年初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章鸿钊被推选为首任会长。这一学术团体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28年因病，只得放弃野外地质调查，决意辞去地质调查所工作，以便有较多时间休养并从事著述。此后一段时期，章鸿钊撰写论著甚多，涉及地质科学的多个领域。
抗日战争时期，章鸿钊因年高多病而困居北平，闭门谢客。1940年因长子病故而心情不佳。1941年乘车失足致使左足踝骨骨折，入院近年始愈，因经济拮据，部分医药费用仗他的学生自重庆馈赠。当时日本侵略者屡次赴门敦请，他始终不屈，拒绝同日人合作。在经济条件极端困难时，宁愿将整套地质书籍出售度日，仍坚决不向侵略者低头。
1946年应聘为南京国立编译馆编纂，从上海迁居南京地质调查所，专心著述。
194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前夕，虽已72岁高龄，章鸿钊仍欣然应聘出任浙江省财政经济处地质研究所顾问，为新中国的地质工作尽力。1950年8月25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李四光出任主任委员，由周恩来总理任命章鸿钊为该委员会顾问。同年11月，章鸿钊专程从南京去北京参加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一届扩大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我从事地质工作已经43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愉快。过去环境不好，在沉闷中过日子，自从人民政府成立，情况大变，很重视地质工作……今天我们在好的环境下齐集一堂，是开地质界的新纪元。希望大家努力团结，为新中国的大事业而努力”。这段话语，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章鸿钊这位中国地质界的元老对地质学人的厚望。当年他被邀请作特邀代表参加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曾赋诗畅舒情怀：“爆竹声声祝太平，于今始解问苍生，林间小鸟解人意，也效嵩呼闹晚晴。”
学术成就
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创办了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地质讲习班），为我国培育了第一批地质学家，其中许多人成为我国早期地质工作的主力。他从近代地质科学角度研究了中国古籍中有关古生物、矿物、岩石和地质矿产等方面的知识，撰写《三灵解》、《石雅》、《古矿录》等著作，开我国地质科学史研究之先河，具有广泛影响。参与筹建中国地质学会，并任首届会长，为我国地质界一代宗师。
教授课程
为了开展我国的地质工作，章鸿钊认为必须有人才才能去开创事业。1911年从日本学成归国不久，即应聘于京师大学堂农科讲授地质学。自地质研究所——我国最早的一所地质专科学校于1913年在北京正式成立之后，他便不遗余力投身于地质教育，培养地质人才。章鸿钊精心地安排了学制（3年）与课程，基础课有国文、微积分、解析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图画等；专业基础课有动物学、地理学、地文学、测量学、机械学、照相术等；专业课有地质通论、普通矿物学、造岩矿物及岩石学、古生物学、地史学、构造地质学、矿床学、冶金学及采矿学等。外语课除学习英语外，还开德语。保证了学生有比较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深厚的专业知识。同时，章鸿钊十分重视野外地质工作能力的培养，增加了野外实习时间。3年共安排野外实习11次，每次短者数天，长者月余，在每次实习之后，都要写野外实习报告，章鸿钊亲自批阅学生实习报告，审定通过后方许参加期终考试。
教育成就
致力于中国的地质教育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地质人才
章鸿钊深知办学优劣之关键在于教师的素质，所以为选聘教师曾多方苦心奔走。1913年从比利时学习地质获博士学位回国的翁文灏，立即被聘为地质研究所专任教授，其余如教冶金学、采矿学、测量学、德文等课程的教师，都是他悉心选聘的专家来兼职。他自己不仅具体组织领导地质研究所，而且也直接参加教学工作，课前精心编写讲义，讲授地质学、矿物学等科目。他不仅在课堂上讲解，而且亲自带领学生去野外实习，多方面地培养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
地质研究所的学生，初招30名，其中有的未报到入学，有的中途因故、因病退学，到1916年毕业时共为22人，其中得毕业证书的18人，得修业证书的3人，未得任何证书的1人。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章鸿钊治学要求之严。毕业生中的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王竹泉、谭锡畴等10余人由农商部安排到地质调查所工作。正是这些人进入地质调查所之后，我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才真正开展起来。如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的地质图幅，就是由他们填制编绘的。事实证明，地质研究所培养的学生具有深湛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其中很多人都成为我国地质界极有影响的骨干力量。这就说明，章鸿钊主持的地质研究所办学是有成效的，由国人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人才是成功的。
还应提到的是，1914年时地质研究所归属农商部，部长张季直认为该所的性质应属教育部，欲立即下令解散，后来全仗章鸿钊两次陈述意见，经过一番周折，张季直虽不坚持立即解散，但令办至该班学生毕业为止。所以，地质研究所得以如期培养出我国第一批地质人才，章鸿钊悉心创业之功，将永留中国地质教育史册。
章鸿钊积极倡导地质教育事业，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从不懈怠。地质研究所毕业生叶良辅在毕业后30余年撰文说：“领导我们的老师是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先生。他们极少用言辞来训导，但凭以身作则来潜移默化”。他们“奉公守法，忠于职务，虚心容忍，与人无争，无嗜好，不贪污，重事业，轻权利”，这些为人之道，潜移默化使得“地质调查所内部，颇富于雍雍和睦，与实事求是的风气，从未有恭维迎合，明争暗斗，偏护猜忌的那些衙门恶习”。
所获荣誉
1946年10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为表彰章鸿钊“民国初年创办最早之地质教育机关……其本人对于研究工作之兴趣，数十年来从未稍减。在矿物、岩石、地质构造及地质学史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授予金质葛利普奖章。
科研成果
章鸿钊除了从事地质教育之外，还在地质科学的多个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他以其渊博的数理知识，早在1926年就发表《从相对说检讨地质的同时》，说明地质学上的“空时”问题应如何处理。他着重指出：“中国地层对比工作不应单以古生物为标准，有时不如以造山期为标准尤为适宜。”造山运动是划分地史时期的主要根据之一，因为地层对比工作决不能脱离地质构造。所以提出这一看法，对地质科学的基础工作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后来又相继发表《从原子能推导地史晚期地理与地质同时变迁之源》（1947年）、《造山运动于地史上象征同时之规范并其施于对比之效力》（1951年），正确地阐明了时间、空间联系的重要性。
震旦运动问题
章鸿钊十分注意震旦运动问题。早在东京学习地质时，在导师小藤文次郎指导下对太平洋区地质构造发生兴趣，对日本三岛起源问题常加注意。1936年撰文《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详细阐述了我国的震旦运动，并且指出：“日本三岛即非全部出自震旦运动之赐，亦必与南岭山脉同为震旦运动重要区域”。1947年章鸿钊又撰文《太平洋区域之地壳运动及其特殊构造之成因解》，根据震旦运动动向和主要火成岩特点，注意到太平洋西岸（我国沿海诸省尤著）与东岸（尤在北美西侧）自侏罗纪后均可分为五期造山运动。这种看法，对太平洋区域地壳运动的认识是富有启发性的。
中国地质学史矿物学史
章鸿钊在学术上最显著的成就是对中国地质学史、矿物学史的研究。章鸿钊少时就感到“每遇金石名类，辄多未解，前人笺释，亦只依类相从，不加细别”而大为不便。所以从日本归国后，产生订正名物的想法。我国历代典籍涉及金石者为数众多，“一名数物”、“一物数名”、“同名异译”等混乱现象十分普遍。他抱定“第一，要沟通古今中外名实，追求其异同沿革；第二，要推论古代文和金石的关系；其余对于是非真伪聚讼不决的问题，也要在可能范围内加以科学的或比较合理的剖析的宗旨，他耗费六七年时间完成20万字的巨著《石雅》，于1921年出版。这是研究中国矿物学史的开创性工作。该书史料丰富，论述精详，例如经过详细考证，认为古书中的“襄阳甸子”就是绿松石（turquoise）；《山海经》中所称的“涅石”就是矾土石（aluminite）或明矾石（alunite），而“石涅”则是石墨（graphite）。《石雅》确实起到了“沟通古今中外名实”、了解“其异同沿革”的作用，无论对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矿物知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英国剑桥大学J．李约瑟（Needham）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25章“矿物学”曾把《石雅》列为主要参考文献，并多处引用。
1922年，章鸿钊在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词为《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其中历述《禹贡》、《山海经》、《诗经》等典籍和庄周、颜真卿、朱熹等人对于风化、侵蚀、石化、化石等地质现象的认识，并指出这是我国古代学者地质思想之根苗。章鸿钊为颂扬中华民族文化，先后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著，《中国地质发展小史》（1936年）即是其中之一。
用锌问题
章鸿钊很早就注意到我国用锌的问题，相继发表论文《中国用锌之起源》（1923年）和《再述中国用锌之起源》（1925年）。他据分析新莽泉布含锌的事实，认为《史记》及《前汉书》中提到之“连”（或作“链”）即为锌矿之一种，由而隋唐之“镴”、宋之“白锡”，也当属之，并且又以分析四铢半两钱无不含锌为证，提出中国之用锌可远溯至西汉文景之世（公元前179—前141年）。这种见解，无论对于矿物学史或冶金史的研究，都是有所启迪的。
在研究了美国B．洛乌弗尔（Laufer）所著《中国伊兰卷》（Laufer’sSino－Iranica）之后，又出版《洛氏中国伊兰编金石译证》（1925年），对洛氏书中金石部分作了译证。除译证之外，又专列“紫磨金”、“鍮石”和“金精”三者之补证，行文旁搜博考，实事求是，其中尤以“鍮石”（铜锌合金，即黄铜）为最。洛氏认为中国“鍮”字是从波斯语“偷梯雅”（tutiya）音转而来，章鸿钊经详细考证，其实是由支谦（公元222—280年吴国人）翻译印度梵文《阿难四字经》中“坦拉”（tamra）一词音转而来，并且指出“鍮石”二字虽出自梵文，但“若言中国与印度用锌之先后，似尚不能视鍮石之出处为断”，“一物之微其所系于一国之文化实至巨，故复诠释而详述之”。
章鸿钊于1935年着手编撰《古矿录》，据我国两汉以来多种史书中有关矿产地点的资料，“以行省为经，以历朝为纬”，按矿种加以汇编，并作图示。数年间不辞辛苦，常伏案于北京图书馆搜集钩沉，到1937年60岁时方脱稿，1938年又再整理注释，并加一词《水调歌头·好江山》于卷首。他对日本侵略者入侵义愤填膺，在词中用双关语“浩荡江河南北，赤县神州万里，终古地灵蟠”来抒发他对正义力量必将蟠踞江河南北、神州万里的爱国情怀。词末两句“不信江山改，依旧好江山”，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他不信江山能为日本侵略者所改，依旧是我大好江山的坚强信念。章鸿钊之不屈侵略势力、昂然翘首之态跃然纸上。该书1954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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