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晋语代词及其连用和重叠研究

本书的突出特色是将山西晋语的代词置于类型学视野之下，将代词的重叠和连用及与此相关的代词的语法化等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对山西晋语的代词系统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细致分析，基本厘清了晋语研究中代词记录的一些歧异；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方言地理分界线——雁门关一线；对晋语代词的连用和重叠的语义基础、连用的功能以及连用和重叠的动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理论解释，概括出规律；提出晋语代词语法化的语音后果——舒声促化这一规律。本书深化了山西晋语的代词研究，为汉语方言代词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对汉语史、语言类型学研究都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武玉芳（1969-），山西山阴人，博士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目前任教于山西传媒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出版专著一部，在《中国语文》《方言》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山西汉语方言调查”专项任务两项，省级社科项目两项。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二节 山西晋语代词研究概述

第三节 汉语代词连用和重叠研究概述

第四节 语料来源和体例说明

第一章 山西晋语的三身人称代词

第一节 山西晋语的第一人称代词

第二节 山西晋语的第二人称代词

第三节 山西晋语的第三人称代词

第二章 山西晋语人称代词的连用和重叠

第一节 北区晋语领属代词复数和单数的连用

第二节 北区晋语三身代词单数的重叠

第三节 山西晋语“人家”义代词的形式及其连用

第四节 山西晋语人称代词和“咱（们）”的连用

第三章 山西晋语的指示代词

第一节 北区晋语的指示代词

第二节 中区晋语的指示代词

第三节 西区晋语的指示代词

第四节 东南区晋语的指示代词

第四章 山西晋语指示代词的连用和重叠

第一节 山西晋语指示代词的连用

第二节 山西晋语指示代词的重叠

第五章 山西晋语疑问代词及其连用和重叠

第一节 北区晋语的疑问代词

第二节 中区晋语的疑问代词

第三节 西区晋语的疑问代词

第四节 东南区晋语的疑问代词

第五节 山西晋语疑问代词的连用和重叠

第六章 代词重叠和连用的类型学比较

第一节 代词重叠的类型学比较

第二节 代词连用的类型学比较

第三节 代词重叠和连用的共性特点

第七章 北区晋语代词的语法化及其语音形式

第一节 北区晋语人称代词的语法化及其语音形式

第二节 北区晋语指示代词的语法化及其语音形式

第三节 北区晋语疑问代词的语法化和词汇化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

第一节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关于研究对象

1985年，李荣先生在《官话方言的分区》一文中把分布在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从北方官话中分离出来，称作“晋语”。按照省级行政区划，学界习惯上把山西、河北、内蒙古、陕西等有“入声”的方言分别称为山西晋语、河北晋语、内蒙古晋语和陕北晋语等。山西晋语不同于山西方言。按《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和沈明（2006；2008），山西省的汉语方言包括晋语和官话，其中晋语包括并州片、吕梁片、上党片、五台片、大包片五个小片。侯精一、温端政主编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1993：6）将山西方言分为六个区：中区、西区、北区、东南区、南区和东北区，这个分区基本上体现出了各区在山西的地理方位。除东北区（属冀鲁官话区）和南区（属中原官话区）外，其余四区都属于山西晋语区，大致对应关系如下：北区对应大包片和五台片，中区对应并州片，西区对应吕梁片，东南区对应上党片。我们研究的中心是山西晋语，山西境内的官话方言只作为类型学比较的对象，不作专门讨论。因本研究的重心不在于给山西方言分区，所以后文在对山西晋语表述时我们将采取地理方位分区说，分别称之为北区晋语、中区晋语、西区晋语和东南区晋语，有时也会简称为北区、中区、西区、东南区。我们按这样分区描写的目的，是想从地理分布和方言接触这两个角度观察山西晋语的代词形式，以便厘清目前代词研究中记录的歧异。

二关于“重叠”和“连用”

本书将借助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以山西晋语代词的连用和重叠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对与此相关的人称代词做领属语、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同形、代词的语法化等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重叠(reduplication）是语言中一种很常见的语言手段。据王芳（2012：1）,在世界语言结构图册（WAL.S：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Structures)样本库的368种样本语言中，只有完全重叠式的语言有35种，既有完全重叠式也有部分重叠式的语言有277种，没有能产的重叠式的语言有56种。由此可见重叠这一语言手段分布的广泛性。关于对“重叠”概念的认识，国外语言学界一般认为是一种形态操作手段，比如Singh（2005：263-281）认为：“重叠是一种形态操作，是说话者将词语的整体或部分重复，并将其邻接于原词以构成新词的过程。”Inkelas（2006：417-419)认为：“重叠指的是通过词语的部分或完全重复而实现的形态构词过程。”国内汉语语法学界在讨论这一现象时也曾有过不同观点，但目前基本形成一个共识，认为重叠是一种构词的形态手段。马庆株（2000）指出：“重叠是指同一语言单位的接连出现，但又不形成基本句法结构。”孙景涛（2008）认为：“重叠是一种形态构词手段。重叠过程中，一个形式得到重复，由此产生一个新的意义。重叠的运作是为了给某特定意义以形式载体。”据此，我们将山西晋语的代词重叠限定为：基式是能独立使用的代词，以重叠手段构成了代词重叠式。重叠的方式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原形重叠，另一类是变形重叠。原形重叠又可分为完全重叠和不完全重叠两个小类：完全重叠是指基式中的每个语素都重叠，如“这儿这儿”“哪哪”等；不完全重叠，也叫部分重叠，即只重叠部分语素，如“这阵阵”“那些些”“兀来来”等。变形重叠包括变声、变韵或变调重叠，如“我我”“兀兀”等。而那些没有相应的基式、由叠音后缀构成的代词如“这霎霎这会儿”“兀捻捻那么一点儿”等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的结项成果。本书的突出特色是将山西晋语的代词置于类型学视野之下，将代词的重蠱和连用及与此相关的代词的语法化等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对山西晋语的代词系统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细致分析，基本厘清了晋语研究中代词记录的一些歧异；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方言地理分界线——雁门关一线；对晋语代词的连用和重叠的语义基础、连用的功能以及连用和重叠的动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理论解释，概括出规律；提出晋语代词语法化的语音后果——舒声促化这一规律。本书深化了山西晋语的代词研究，为汉语方言代词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对汉语史、语言类型学研究都有较好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