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缺少什么？:西方哲学接受两个案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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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国平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53363
出版时间2017-04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68元
货号9276498
上书时间2024-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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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国平，当代有名学者、作家。1945年生于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散文集《爱与孤独》《灵魂只能独行》《只有一个人生》等，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宝贝，宝贝》等。译著有《悲剧的诞生》《偶像的黄昏》等。
目录
前 言
上 编
严复与英国哲学
第一章
西学第一人的名声和优势
一 西学第一人的名声
二 在西学上的优势
三 通西语是治西学的前提
四 看问题的世界眼光
第二章
从中西对比看中国问题的症结
一 对国民素质低劣的切肤之痛
二 治国以民智、民德、民力为本
三 政体与国民素质
四 文化传统与国民素质
五 中国问题的出路
第三章
严复的翻译和对严译的批评
一 从事翻译的良苦用心
二 翻译的成就和内容的取向
三 对严译的批评
第四章
对社会进化论的接受
一 斯宾塞是严复心目中的“西学圣人”
二 进化论与自强保种
三 进化与进步
四 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
五 社会有机体论与渐进主义
六 进化论框架中的自由主义
第五章
对自由主义的接受
一 西方政治以自由为体
二 自由的含义：群己权界
三 自由的含义：限制政府之治权
四 自由的含义：用法治取代人治
五 用中国传统文化解释自由
六 自由的根据：个性还是民德？
七 自由的根据：小己还是国群？
八 功利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
九 民主的利弊：从肯定到否定
第六章
严复眼中的中西文化比较
一 西方文化的命脉之所在
二 用西学眼光读中国古书
三 西学与中学之异同
四 后期的保守立场
下 编
王国维与德国哲学
第一章
引进德国哲学的第一人
一 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
二 一个孤独的哲学研习者
三 东文学社和接触西学的开端
四 对德国哲学发生兴趣
五 西语能力和所读所译的西文书
六 关于《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的
未署名文章
第二章
对康德的接受
一 下苦功四次读康德
二 读懂了康德的知识论
三 康德哲学的精神在伦理学
第三章
对叔本华的接受
一 “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
二 “深邃之知识论”
三 “伟大之形而上学”
四 解脱的人生哲学
五 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
六 “一时之救济”的美学
第四章
对尼采的接受
一 “文化大改革家尼采”
二 叔本华与尼采之比较
三 插论鲁迅对尼采的接受
四 王国维和鲁迅的尼采接受之比较
第五章
为精神价值辩护
一 “人心一日存，则哲学一日不亡”
二 无用之用：精神的神圣价值
三 论中国文化的实用品格
四 “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
第六章
哲学上的独立探讨
一 中国哲学史之梳理
二 重要哲学问题及观点之梳理
第七章
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天才
一 学术的转向
二 思想先驱是怎样变成清朝遗老的？
三 不是解脱的解脱
附录一
中国人缺少什么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中国今天要的是信仰和法治
——重新发表《中国人缺少什么》的作者附言
附录二
自由的理念
—读哈耶克笔记
一 什么是自由
1. 原始意义上的自由
2. 澄清自由一词的其他用法
3. 自由、私人领域和规则
4. 难题：对私域的划界
二 自由为何是价值
1. 社会科学与价值观念
2. 自由之作为核心价值和原则
3. 对自由的个人主义论证
4. 对自由的功利主义论证
后 记
内容摘要
中国人缺少什么——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本文是1999
年12
月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的讲演，后根据讲演内容整理成文，很早发表在《粤海风》杂志2000
年靠前—2
期上。一
对百年文化反省的一个反省：
什么逃脱了反省反而成了反省的前提？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从尼采的一篇文章套用来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德国人缺少什么》。遗憾的是，尼采讲这样的题目用不着做譬如说德国与东方或者德国与英国之类的比较，他只是把德国的现状与他心目中的标准做一个比较，然后直截了当说出他的批评意见来。而一个中国人讲《中国人缺少什么》这样的题目，似乎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所谓中西文化比较的题目。事实上，中国人也的确是在西方的冲击下才开始反省自己的弱点的。我们本来是一个没有反省习惯的民族，从来以世界的中央自居，不把夷狄放在眼里。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以来不断挨打，我们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反省。不过，挨打之后，我们也真着急了，反省得特别用力，以至于以中西比较为背景的文化反省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说得很多的话题。该说的话好像都说过了，再说就不免老调重弹，所以我从来不参加这类
讨
论。也许由于我始终与这个话题保持着一个距离，因此，当我现在来面对它的时候，我就获得了一个与身在其中的人不同的角度。我在想：百年来的文化反省本身是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对象呢？我发现情况确实如此。我已经说过，我们是因为挨打而开始反省的，反省是为了寻找挨打的原因，改变挨打的状态。之所以挨打，明摆着的原因是中国贫弱，西方国家富强。所以，必须使中国富强起来。于是，富强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主题。为了富强，中国的优选分子便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所谓寻求真理，就是寻求西方国家富强的秘诀，寻求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法宝。这种秘诀和法宝，在洋务派看来是优选的技术和武器，所谓“西洋奇器”
和“坚船利炮”，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看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即君主立宪或共和，在新文化运动看来是科学和民主。当然，你可以说认识是在一步步深入，但是，基本的出发点未变，就是把所要寻求的真理仅仅看作实现国家富强之目标的工具，与此相应，反省也只局限在那些会妨碍我们富强的弱点上。我不能说这样的出发点接近不对，不妨说是形势逼人，不得不然。可是，在这样的寻求真理和这样的反省中，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不但逃脱了反省，而且成了不可动摇的前提，这个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二
以严复为例：
用实用眼光向西方寻求真理我以严复为例来说明我的看法。严复是一个适当的例子，他是百年来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和杰出代表，其影响覆盖了世纪初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首先认识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有其哲学上的根据，应该把这些哲学也引进来。但是，即使是他，或者说，特别是他，亦是用实用眼光去寻求真理的。大家知道，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严复翻译了八部西方名著。关于他的翻译，我想提示两点。靠前，他引进的主要是英国的社会哲学，之所以引进，除了他在英国留学这个经历上的原因外，很主要的是因为他有强烈的社会关切，在他看来，斯宾塞的进化论社会哲学是警醒国人起来求富强的合适的思想武器。第二，他翻译的主要方式是意译，通过这个方式，他舍弃乃至歪曲了他理解不了的或不符合他的需要的内容，更加鲜明地贯彻了求富强这个意图。举一个例子。在他的译著中，有约翰？穆勒的《论自由》，
他译作《群己权界论》。这部著作的主旨是要确定社会对于个人的合法权力的限度，为个人自由辩护。在书中，穆勒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是：个人自由本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是人类幸福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使得人类的生活丰富多样，生气勃勃。书中有一句话准确表达了他的出发点：“一个人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优选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优选，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
事实上，肯定个人本身就是价值，个人价值的实现本身就是目的，这个论点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无论是洛克、约翰？穆勒以及严复很信服的斯宾塞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以罗尔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都是把个人自由看作独立的善。罗尔斯正义论的靠前原则就是自由优先，他认为较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不能构成接受较小的自由的充足理由。他还强调，自尊即个人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是很重要的基本善。哈耶克则反复阐明，个人自由是原始意义上的自由，不能用诸如政治自由、内在自由、作为能力的自由等具体的自由权利来混淆它的含义。可是，在严复的译著里，这个核心不见了。在他所转述的英国自由主义理论（见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和斯宾塞《群学肄言》）中，个人自由成了一种手段，其价值仅仅在于，
通过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和竞争，可以使进化过程得以实现，
从而导致国家富强。与德国哲学相比，
英国哲学本来就偏于功利性，
而严复在引进的时候，
又把本来也具有的精神性割除了，
结果只剩下了功利性。只要把真理仅仅当作求富强的工具，而不同时和首先也当作目的本身，
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必定会对人家理论中与求富强的目的无关的那些内容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
即使看见了，
也会硬把它们塞进求富强这个套路
中去。这个例子十分典型，很能说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倾向。究其原因，只能从我们重实用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中去找。由于重实用，所以一接触西方哲学，就急于从里面找思想武器，而不是首先把人家的理论弄清楚。中国人是很少有纯粹的理论兴趣的，对于任何理论，都是看它能否尽快派上用场而决定取舍。在世纪初的这班人里，严复算是好的，他毕竟读了一些西方原著，其他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辈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只看日本人的第二手材料），然后信口开河（将听来的个别词句随意发挥，与佛学、中国哲学、西方其他哲学片断熔于一炉），为我所用。也由于重实用，所以对于西方哲学中很核心的部分，即涉及形而上学和精神关切的内容，就读不懂也接受不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般没有精神价值的地位。无论什么精神价值，包括自由、公正、知识、科学、宗教、真、善、美、爱情等等，非要找出它们的实用价值，非要把它们归结为实用价值不可，否则就不承认它们是价值。我不否认，中国有一些思想家对于人的精神问题也相当重视，例如严复提出要增进“民德”，梁启超鼓吹要培育“新民”，鲁迅更是孜孜不倦地呼吁要改造“国民性”。但是，靠前，在他们那里，个人不是被看作个人，
而是被看作“国民”，
个人精神素质之受到重视只因为它是造成民族和国家素质的材料。第二，他们对于精神层面的重视往往集中于甚至局限于道德，而关注道德的出发点仍是社会的改造。因此，在我看来，其基本思路仍不脱社会功利，个人精神的独立价值始终落在视野外面。三
王国维：
重视精神价值的一个例外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专享的一个例外。正因为此，他不是一个幸运的例外，而是一个不幸的例外，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外，而是一个失败的例外。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
并立足于此而尖锐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接近淹没
了。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两年前，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种的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种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
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目前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北大的历史从1898
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
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作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
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很缺少、因此很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本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唯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辨、重形而上学，
这里面已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纯粹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很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些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很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
的。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很神圣、很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作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作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
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尤使王国维感到愤恨的是，当时的新学主流派不但不通过引进西方的精神文明来扭转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反而把引进西学也当成了实现政治目的或实利目的的工具，使得中国在这方面发生改变的转机也丧失了。他沉痛地指出：政治家、教育家们混混然输入泰西的物质文明，而实际上，中国在精神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更大。中国无纯粹的哲学，无固有之宗教，无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文学家，如希腊之荷马、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者。精神文明的建设无比困难：“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精神文明原本就弱，培养起来又难，现在只顾引进西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加堪忧了。四
中西比较：
对精神价值的态度这么看来，对于“中国人缺少什么”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初已经有两种相反的答案。一种是王国维的答案，认为很缺的是精神文明。另一种是除王国维以外几乎所有人的答案，认为很缺的是物质文明，即富强，以及为实现富强所必需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至于精神文明，他们或者还来不及去想，或者干脆认为中国已经充分具备。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早或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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