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元理(精)

　　《中国哲学元理》：
　　北宋时，程颐认为行难知亦难。“非特行难，知亦难也。《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艰……自古非无美材能力行者，然鲜能明道，以此见知之亦难也。”程颐敢于对被奉为经典的知易行难提出异议，体现出其立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如果说程颐有异议的话，孙中山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他说：“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④他以行易知难为救中国于积弱，振兴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从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十个方面进行论证。因而，他认为，天下事唯患于不能知，若求得真知，则行绝无所难。但孙中山并不否定行的重要作用，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因其已知而进于行，知行互进、互济，犹能所相资。
　　从先秦知易行难，到宋知难行亦难，再到近代知难行易，构成知行难易的流动的历史。每个时代的知行都由各时代政治、经济、军事等需要而定，因而知行难易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知行的主体认知与行为客体之间的关系，而非不行而知。但老子却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迩远，其知迩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他否定认知主体与客体对象的接触，否定认知来源于践行，否定实践行为活动在认知过程中的价值，主张不行、不见、不为就能认知、明辨和成就，是一种不出户、不窥牖的先验知识，要涤除感知经验对内心的干扰，“涤除玄览”，以保持内在心灵的“致虚极，守静笃”。他主张以体认无形无名的形而上之道，达到主体精神与客体精神合一的玄之又玄境界。既然可以不行而知，就无所谓知行难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既然易知易行，天下就没有能认知能践行。这显示出老子试图度越知行难易话题，把知识、认知话题扩展为在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关系中获得知识的途径和方法。
　　听言观行，良知良能。孔子重视认知主体的认知作用和认知的来源话题。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他把认知主体分为生知、学知、困学、不学四种，又把此四种分为上、次、下三等，再将其分为先天的与后天的体知。朱熹认为此四种是因各人的气质不同所致。孔子强调学与行、言与行的一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朱熹注：“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孔子的意思是先行后学，行重于学，但朱熹之注却以为学与行必须相融合，若力行而不学文，则出于私意，流于野。从总体而言，孔子是坚持学与行、言与行一致的。他认为“言之必可行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批评言而不行，或言过其行的学与行、言与行的相离不一。他看到其间的矛盾.表达了学行、言行一致的愿望，强调学习与实践及言语与实践的统一性。
　　墨子批判孔子“生而知之”的主体认知的先验论，以后天的察知为认知的来源及检验认知真理性的标准。“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认知的有与无，取决于认知主体对于客体实在的观察和认知，并以众人的耳目感觉所获得的实际认知的有与无为标准。他曾提出“三表法”作为判断认知客体对象真伪性的事实标准和价值尺度。尽管墨子批判孔子的主体认知的先验性，但事实上孔子也重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墨子重实行，其在批评只言不行的空谈时，对孔子的言行一致主张，予以高度赞扬。“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言语必须讲诚信，说了必须要做到，不能反复无常，出尔反尔；行为实践必须有结果。言与行必须相符合，犹如符节。符节是古代派遣使者或者调兵时所用的凭证，用竹或木或玉或铜等材质制成，刻上文字，分成两半，一半存于朝廷，一半给外任官员或出征将帅，朝廷如有新的调动、调整，必须是朝廷符节与将帅的符节相合才有效。
　　对孔子认知主体二元化的解读，或趋向先验的生知，或趋向后天的学知。孟子承接生知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不通过学习的实践而具有某种能力，不经过思虑而具备某种知识，这便是先验的良知良能。学识、知识、技能的获得不是通过实践，也不需要主体感官与客体对象的接合，“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耳目感官各有司职，而不能思虑，为外物所蒙蔽，耳目感官与外物接触，便有可能被引向迷途。于是必须反求诸己，向自我的心灵世界探索，以扩充自我内心固有的、非外铄我的良知良能。孟子所说的“耳目之官不思”与“心之官则思”，似是悖论，实是指感觉器官与思维器官具有不同的功能，孟子虽否定感觉器官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但肯定主体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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