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园派研究资料选

上册：
前言
新时期诗坛上的“上园派”

第一辑
上园派的形成与影响
关于《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的通信
诗，在思索中
新诗夫何如？脉脉情未了
我的看法和想法
我看当前诗歌
“更年期”的沉寂
在蹒跚中寻求突破
关于诗的传统与现代追求问题
——代卷前语
变革，为了新诗在当代中国的繁荣
——卷末语
“上园诗派”主张的生动阐明
——读《新诗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稳健的开放
——读《上园谈诗》
中国大陆40年诗歌理论批评景观
新时期十年诗论综述
中国当代三大诗论群体透视
以吕进为代表的“上园派”诗论家
中国新诗的“上园”道路
中国新诗研究：历史与现状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
——在韩国“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讲演
《诗刊》与“上园派”的形成及其影响
论“上园派”的诗学观念
关于“上园派”
从中国新诗研究所到新诗二次革命
从“上园道路”到“二次革命”
——新诗所25年学术思想的建构
话说中锋
魏晋玄言诗与新诗现代派
阿红与“上园派”
1986：诗学摇篮
从“上园”到北碚
我是“新来者”
为一个被遗忘的诗歌群落命名
——读吕进的《论“新来者”》
……

第二辑

下册：
第三辑
上园学者论诗艺
从象征派诗论想到“引进”象征派
象征也是一种思维
谈诗的两种表现手法
关于诗歌的历史感
现实·人生·诗情
《人间词话》“境界”说寻绎
诗的境界二题
论新诗语言的精炼美
论诗的弹性技巧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思考
论自由体诗
思想·生活·语言
——《假如你想作个诗人》代序
意象树
——诗歌本体研究札记
关于诗与现实

第四辑
上园学者谈诗人
论新时期诗歌与“新来者”
“新来者”诗人群落简论
雷抒雁诗歌管窥
真实·纯朴·隽永
——读雷抒雁近年来的诗
读刘湛秋的诗
开放型的诗艺探求
——论刘湛秋的诗
傅天琳：从果园到大海
从大地之子到大海之子
——评李钢的诗之路
论张学梦的诗
象征的意蕴
——骆耕野的《沉船》赏析
写自己和人民相通的那一点
——诗坛新秀叶延滨和他的诗
缠绵的爱
新边塞诗的审美特色与当代性
——杨牧、周涛、章德益诗歌创作评断
青春，思考与发现的年华
人格价值与心理补偿
——桑恒昌诗作散论
……

第五辑

后记

《上园派研究资料选（上册）》：
　　这两年，诗歌“流派”“群体”的旗号纷纷出现。但是鲜见诗论家的旗号。这种情况的造成，是由于：一、诗论不同于创作，不能光靠几篇论文就称“派”。他们称“派”，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著作做基础，其成员要有几位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诗论家，这远非写几首短诗和在自办的内刊上发篇宣言就能奏效。二、写作诗论是一种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凡是认识到这项工作严肃性的人，都不敢轻易结为群体称“派”。三、目前活跃在论坛上的大都是中年诗论家，他们不似初学写诗的青年容易冲动，动辄以流派、群体自居。
　　然而，诗论家就真的不能结成群体、打出旗号吗？我认为，只要条件成熟，是完全可以的。这里讲的条件是：在一定的文学观点和主张的指导和影响下，由一群诗论家在扎实地从事新诗研究，并写出了一批能体现这些观点和主张的论著，在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中产生一定影响，这些诗论家就可以结成群体。只要结成群体不是为了“拉山头”，而是为了活跃诗歌理论，有利于推动新诗创作，就可以打旗称派。1986年正式亮相的“上园诗派”，就是一例。
　　由于上园诗派没正式发过宣言，他们也没有出现别的诗论群体那样善于宣传、鼓动的理论家，加上他们本身不想大吹大擂，所以这个诗派还未引起入们高度的重视。但这个诗派，的确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这个派是这样出现的：《诗刊》社于1984、1985年两次请一部分诗论家在北京上园饭店举办读书班、读诗班。这些诗论家，对当前新诗重大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为了改变过去人自为战的情况，他们中的一些人组织了起来，发挥集体的力量，于1986年在《华夏诗报》正式亮出了自己的旗帜。这个诗论群体的主要成员有吕进、朱先树、阿红、杨光治、袁忠岳、叶橹等人。
　　“上园诗派”，处于“崛起派”和“传统派”（姑且言之）的交叉点上，他们的诗论主张和思维方式，既不同于“崛起派”，也有别于“传统派”。如果要想了解这个诗派的主要观点，除了阅读他们即将出版的《上园谈诗》（重庆出版社）、《中国当代抒情短诗赏析》（文化艺术出版社）外，还可读读杨光治最近在《当代文坛报》上连载的《新诗十年的回顾与展望》（1987年1-4期）。这组论文，系统地体现了“上园诗派”有关新诗的主张、观点及其研究方法：
　　一、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他们较早地反对诗要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左”的诗歌理论，同时又坚决反对诗歌脱离政治、脱离人民、脱离时代的错误倾向。他们既不趋时，以否定传统为新奇，即杨光治所说的“要吸取优秀的传统使诗具有中国气质，但反对食古不化式的继承”；也不抱现守缺，以敝帚为珍，即“要以开放的态度去进行‘横’的顾盼，吸取‘舶来’的精华，但反对恶性西化”（《有希望的出路：诗为当代中国读者而作——新诗十年的回顾和展望之四》）。这里讲的“恶性西化”是杨光治从台湾诗人余光中《现代诗怎么变》一文中借用过的。余氏讲的“恶性西化”，“是指中国诗人向国际的现代主义投降，对西方现代诗派无条件地接受”。余氏这一观点，与“上园诗派”的主张不谋而合，因而杨光治在他的论文中说：“我们不走这种现代主义的‘洋’路，也不能走‘古典加民歌’的老路，只能走当代的中国的路一这是最有希望的路”。杨光治的这种观点，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搞什么折中、调和，而是力图用辩证法来看待诗歌创作。
　　……

　“新时期”这个概念里虽然有一个“新”字，但是就当下的语境来看，它已经是一个历史概念。　　“新时期”概念和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在这里，我们主要是从诗歌艺术、诗学发展的角度来使用它，因此和经济社会发展意义上的“新时期”肯定存在一些差异。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真正找到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看出，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17年底大会召开，这段近四十年的时间被政治理论界统称为“新时期”，而在大会之后，“新时期”的表述则被“新时代”所取代。　　因此，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新时期”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内涵。广义的“新时期”内涵是就政治学、社会学意义来说的，指的是1978年以来的近四十年时间。在诗歌、诗学领域，我们可以沿用“新时期”的广义内涵，因为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诗、诗学的发展出现了变化：由关注外在世界延伸到关注内在世界，由单纯的群体意识延伸到对个人、生命的全方位关注，由单一的政治意识逐渐转向对世界的多元打量，而且，这种态势还在不断延续着。不过，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诗学发展中，还是可以划分出一些特殊的时期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时期”的狭义内涵。具体说，狭义的“新时期”在诗歌和诗学领域主要指新诗和现代诗学从单一走向多元的尖锐交锋时期，而在多元形态真正形成之后，多元就成为一种常态，诗学争鸣逐渐减少，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诗歌艺术自身。因此，这里所说的“新时期”使用的是它的狭义内涵，大致从1978年到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