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行政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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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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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俊清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072401
出版时间2008-12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35元
货号4398336
上书时间202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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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1 试析先秦及汉代文献中的“方百里”
田昌五先生《解井田制之谜》（《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提出：“提封田行之于战国到西汉时期，它是继井田制之后出现的一种田亩制度。”进而提出：“提封田是按方百里为单位计算出来的。”并有详细的论证和推算。“提封田”并非战国到西汉时期的一种田亩制度，王煦华先生在《战国到西汉未曾实行“提封田”的田亩制度》（《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一文中论之甚详，兹不赘述。笔者认为“方百里”也并不是一种田亩制度的计算单位，以下试作辨析。
田先生的论据之一为《汉书?食货志》所载：“是时，李悝为魏文侯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据此，田先生得出结论说：“由此可知，提封田是按方百里为单位计算出来的。不过按这里的算法来推西汉提封田中的农田数，出入很大，这可能是李悝的提封田行之于魏国，其地多为平原，山泽所占面积较小的缘故。”按：这段材料的意思是说，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山泽邑居和可耕地各自所占的比例（这种比例出自《礼记。王制》。下文将述及），并非说“方百里”是一种田亩制度的计算单位。而且正像李悝接着又以“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为典型例子推算农户一年的收入和支出一样，只是就一般情况大致而言，并不是说在魏国的疆域里，每一百平方里内，山泽邑居都恰好占到三分之一。因此，这条材料是不能够说明“方百里”是田亩的计算单位的。
田先生的论据之二是《商君书?徕民》的记载：“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足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田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先王’是秦的先王，如秦孝公、昭公等，至远不会早于秦献公。以往的注疏者看到先王，就以为是三代之王，这是不对的。故这一条材料说的也是战国时期的提封田，可能是行之于秦国的。它和李悝的提封田差别有二：一是地方百里提封十万顷，故扣除五分之二仍余田六百万亩。二是可耕地中包括良田和恶田，良田四百万亩按一夫百亩授田，可食作夫四万；恶田二百万亩要加倍授田，只能食作夫一万。故二者合计，共‘食作夫五万’。”这个结论也是不能成立的。《商君书．徕民》通篇是讲秦国应当如何招徕民众，全文很长，紧接着田先生所引之后便是：“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然后又说与秦毗邻的三晋“土狭民众”，建议秦王以给予田宅、免租免役的方法招徕其民入秦。显然，这里所说的“先王”决不是指秦的先王。如果说在秦的先王时期（姑且不论其是孝公、昭公或献公），方百里之内，可耕地已有六百万亩的话，那么为何到《徕民》篇作者（据高亨先生考证，此篇所叙史事大多发生在商鞅死后，因而不是商鞅所作。见《商君书译注》，中华书局，1974年版）上书秦王时，在秦“方千里者五”的国土上，却是“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而要以各种优惠条件招徕三晋之民人秦垦植呢？因此，这里的“先王”正是如以往的注疏者所说的是指“三代之王”，或至迟是指周王。其方百里内各类土地所占的比例，也是指“先王”划分土地，安置人民的一般原则，而绝不是指战国时秦国的土地状况。田先生未能细审全文，所以作出的结论和推算均不具说服力。
考之先秦及汉代史籍，所谓“方百里”，与“方千里”、“方十里”或“方若干里”一样，只是这一时期人们谈及土地面积常用的说法之一，而绝不是一种田亩制度的计算单位。如《礼记?王制》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孟子?告子下》：“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太公之封于齐，亦为方百里也；……今鲁方百里者五。”《孟子?梁惠王上》：“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战国策》卷十一：“昭王笑而日：‘寡人之地数千里，犹未敢有以难也，今孟尝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难寡人，犹可乎？”’，《墨子?非命上》：“古者汤封于毫，绝长继短，方地百里。……昔者文王封于歧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商君书?刑约》：“昔汤封于赞茅，文王封于歧，方百里。”在《史记》中“方百里”一词共出现过两次，其一是《晋世家》：“周公……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其二是《越王勾践世家》：“勾践……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汉书?王莽传》载：始建国元年，王莽封孺子为定安公，诏“以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凡户万，地方百里，为定安公国。”同年四月，刘快起兵反莽，攻即墨，其兄刘殷“闭城门，白系狱”，后刘快失败，王莽诏日：“殷知天命，深疾恶快，以故辄伏厥辜，其满殷国户万，地方百里。”四年，王莽恢复分封制，诏日：“州从《禹贡》有九，爵从周氏有五，……诸公一同，有众万户，土方百里。”类似记载很多，恕不一一列举。总之，在先秦及汉代史籍中，“方百里”均指土地面积，而且往往是大致而言其大小，没有一处将其当作田亩制度的一种计算单位。
此外，对田先生将其引文中所述方百里内各类土地所占的比例，当作魏国和秦国的实际土地状况而进行的计算，还须赘述数语。《礼记?王制》载：“方百里者，为田九十亿亩，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途巷，三分去一，其余六十亿亩。”《易?讼卦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疏》：郑注《周礼》云：“小国下大夫之制。”又郑注《周礼?小司徒》云：“方十里为成，九百夫之地，沟渠、城郭、道路，三分去一，余六百夫（之地）。”《汉书?刑法志》：“殷周……因井田而制军赋，……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不论其计算单位是“亩”、“井”或“一夫之地”，都是说在方百里或方十里的范围内，山川、道路、邑居等大体占到三分之一左右。当然这只是“先王”认为最适宜人们生产、生活的比例，即所谓“先王制土分民之律”，而绝非实指。因为各封国的地理位置不同，其国土中各类土地所占的比例，只能依地理形势而定，决不可能整齐划一。由上述可知，田先生两条引文中所说的方百里内各类土地的比例，也并非实指魏国或秦国的土地状况，田先生据其计算出来的结果，当然也是不可靠的。
2 北魏金陵地理位置的初步考察
北魏从昭成皇帝什翼键到献文皇帝拓跋弘共七帝，还有一大批皇后、宗室、功臣等，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先后葬于北魏前期的皇陵——金陵。然而一千六百年来，金陵何处？竟成千古之谜。本文试依据文献和考古材料，对这一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金陵墓主
中国历代帝王的陵名大多各不相同，而北魏孝文帝以前诸帝之陵却统称金陵。据《魏书》记载，北魏最早葬于金陵的是平文皇后王氏，于建国十八年（公元355年）入葬，最晚葬于金陵的是孝文贞皇后林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入葬。在这一百二十八年中，仅《魏书》明确记载葬人金陵者，就有七位帝王、十位皇后、六位宗室、十八位功臣，现将其分别列表于下。
以上均为《魏书》明确记载其葬于金陵者，实际上葬于金陵的人数应远远不止于此。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经营时间如此之长的北魏皇陵，究竟位于何处？以下我们先从文献中来考察它的地理位置。
二、文献中金陵的地理位置
在现存的北魏文献中，关于金陵的记载仅有零散的只言片语，我们试从其中来推断金陵的地理位置。
《魏书?太宗纪》：永兴三年五月，“车驾谒金陵于盛乐”；《魏书?世祖纪》：始光三年六月，“幸云中旧宫，谒陵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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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析先秦及汉代文献中的“方百里”
田昌五先生《解井田制之谜》（《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提出：“提封田行之于战国到西汉时期，它是继井田制之后出现的一种田亩制度。”进而提出：“提封田是按方百里为单位计算出来的。”并有详细的论证和推算。“提封田”并非战国到西汉时期的一种田亩制度，王煦华先生在《战国到西汉未曾实行“提封田”的田亩制度》（《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一文中论之甚详，兹不赘述。笔者认为“方百里”也并不是一种田亩制度的计算单位，以下试作辨析。
田先生的论据之一为《汉书?食货志》所载：“是时，李悝为魏文侯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据此，田先生得出结论说：“由此可知，提封田是按方百里为单位计算出来的。不过按这里的算法来推西汉提封田中的农田数，出入很大，这可能是李悝的提封田行之于魏国，其地多为平原，山泽所占面积较小的缘故。”按：这段材料的意思是说，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山泽邑居和可耕地各自所占的比例（这种比例出自《礼记。王制》。下文将述及），并非说“方百里”是一种田亩制度的计算单位。而且正像李悝接着又以“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为典型例子推算农户一年的收入和支出一样，只是就一般情况大致而言，并不是说在魏国的疆域里，每一百平方里内，山泽邑居都恰好占到三分之一。因此，这条材料是不能够说明“方百里”是田亩的计算单位的。
田先生的论据之二是《商君书?徕民》的记载：“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足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田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先王’是秦的先王，如秦孝公、昭公等，至远不会早于秦献公。以往的注疏者看到先王，就以为是三代之王，这是不对的。故这一条材料说的也是战国时期的提封田，可能是行之于秦国的。它和李悝的提封田差别有二：一是地方百里提封十万顷，故扣除五分之二仍余田六百万亩。二是可耕地中包括良田和恶田，良田四百万亩按一夫百亩授田，可食作夫四万；恶田二百万亩要加倍授田，只能食作夫一万。故二者合计，共‘食作夫五万’。”这个结论也是不能成立的。《商君书．徕民》通篇是讲秦国应当如何招徕民众，全文很长，紧接着田先生所引之后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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