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

一、京剧

二、黄梅戏

三、昆曲

四、评剧

五、越剧

一、京剧的形成与发展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当今中国最大戏曲剧种。京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表演艺术，它集唱、念、做、打为一体，通过程式化的表演手段叙演故事，刻画人物，表达“喜、怒、哀、乐等思想感情。角色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人物有忠奸、美丑、善恶之分，其剧目之丰富、表演艺术家之众、剧团之多、影响之深，均为全国戏曲之冠。2006年5月20日，京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京剧的主体在中国文化整体中更偏于民间文化或说底层文化，即使它因清朝帝后及八旗王公青睐有加而迅速繁荣，也不足以改变其美学上的这一特质。当然，正因其基于民间趣味，使得京剧从清末直到整个20世纪获得了此前所有民间艺术从未有过的地位，它也从艺术本体的层面，最大限度地扩展了民间文化与美学的影响，提升了民间趣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

（一）徽秦合流。清初，京城戏曲舞台上盛行昆曲与京腔（弋阳腔）。乾隆中叶后，昆曲渐渐衰落，京腔兴盛逐渐取代昆曲一统京城舞台的局面。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秦腔艺人魏长生由川进京。魏氏搭双庆班演出秦腔《滚楼》《背娃进府》等剧，魏长生扮相俊美、嗓音甜润、唱腔委婉、做工细腻，一出《滚楼》即轰动京城，双庆班也因此被誉为“京都第一”。自此，京腔开始衰微，京腔六大名班之大成班、王府班、余庆班、裕庆班、萃庆班、保和班也无人过问，纷纷搭入秦腔班谋生。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以魏长生的表演有伤风化为名，明令禁止秦腔在京城演出，将魏长生逐出京城。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继三庆徽班落脚京城后（班址位于韩家台胡同内），又有四喜、启秀、霓翠、春台、和春、三和、嵩祝、金钰、大景和等班，亦在大栅栏落脚演出。其中以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家名声最盛，故有“四大徽班”之称。“春台班”的进京时间应先于乾隆末年，该班进京时间早于“四喜”和“和春”，“春台班”位于百顺胡同。“四喜班”于嘉庆初来京，徽戏、昆曲兼演、尤以昆曲为著，故有“新排一曲桃花扇，到处哄传四喜班”之语，该班位于陕西巷内。“和春班”于嘉庆八年（1804年）于李铁拐斜街组建，该班以武戏见长，道光十三年（1853年）解散。“四大徽班”的演出剧目、表演风格各有其长，故时有“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之誉。“四大徽班”除演唱徽调外，昆腔、吹腔、四平调、梆子腔亦用，可谓诸腔并奏。在表演艺术上广征博采，吸取诸家剧种之长，融于徽戏之中，兼之演出阵容齐整，上演的剧目丰富，颇受京城观众欢迎。自魏长生被迫离京后，秦腔由此不振，秦腔艺人为了生计，纷纷搭入徽班，形成了徽、秦两腔融合的局面。在徽、秦合流过程中，徽班广泛取纳秦腔的演唱、表演之精华和大量的剧本移植，为徽戏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徽汉合流。汉剧流行于湖北，其声腔中的二黄、西皮与徽戏有着血缘关系。徽、汉二剧在进京前已有着广泛的艺术交融。继乾隆末年汉剧名家米应先进京后，道光初年（1821年），先后又有著名汉剧老生李六、王洪贵、余三胜、小生龙德云等入京，分别搭入徽班春台、和春班演唱。米应先以擅唱关羽戏著称，三庆班主程长庚的红净戏，皆由米应先所授。李六以《醉写吓蛮书》《扫雪》见长；王洪贵则以《让成都》《击鼓骂曹》而享名；小生龙德云擅演《辕门射戟》《黄鹤楼》等剧；余三胜嗓音醇厚、唱腔优美、文武兼备，以演《定军山》《四郎探母》《当锏卖马》《碰碑》等老生剧目著称。汉剧演员搭入徽班后，使徽戏的唱腔板式日趋丰富完善，唱法、念白更具北京地区语音特点，而易于京人接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各大名班，均为老生担任领班。徽、汉合流后，促成了湖北的西皮调与安徽的二黄调再次交流。徽、秦、汉的合流，为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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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分为五部分, 主要内容包括: 京剧、黄梅戏、昆曲、评剧、越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