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

作为中英官方的次正式接触，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对两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毋庸置疑，然而使团的沟通与翻译问题罕有进入研究者视野。本书聚焦翻译在这次中英对话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全书七个章节以时间为轴线，由多个问题驱动论述，通过对使团译员背景以及国书、敕谕、礼品清单、往来书信等各类文件的翻译和改写的考察，并基于对大量珍贵档案和多门语言文献材料抽丝剥茧式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力图还原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翻译过程，向读者展示翻译在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乃至近代中国外交活动中的至关重要性。本书资料丰富详实，论述严密，对使团研究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新颖见解，填补现有使团研究的空白，为近代中国翻译史、中英外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典范。

王宏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荣休讲座教授兼研究教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文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座教授（兼任），湖南科技大学“湘江学者”特聘教授、翻译史与跨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专研18—20世纪中国翻译史、现代中国文学史。著有《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翻译与文学之间》、《翻译与近代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鲁迅与左联》、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1930-1936等专著十余部；另编有《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Sinologists as Translators in the 17th-19th Centuries，Crossing Borders: Sinology in Translation Studies，Transl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等。

本书从翻译的角度切入，探讨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华，细致地分析双方译员招聘、翻译的误会与操弄、外交议题的折冲、后续的接洽等，立体而生动地呈现了中英关系史上的一桩关键事件。无论在议题选择、史料搜集、分析手法、观点提出等方面，本书都可谓翻译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黄克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翻译在早期中西关系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尽管如此，本书对马戛尔尼使华过程中各种翻译问题的出现与应对之揭示，多语种文书的搜集与解读，种种考述与论析之细致、全面和深入，还是令我吃惊。这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外交史力作、一部体现政治较量和文化对转的翻译史精品，也是探索环环相扣、挑战不断的“翻译事件史”书写路径之结晶。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这是一部通过翻译研究对中英关系史进行重构的巨著，而这一研究涉及人类历史上地域宽阔、结构复杂的政治体——中华帝国和大英帝国的相遇。正是通过鲜为人知的对翻译的研究，王宏志教授向我们提供了充满智慧和独创性的新观点。中国近代史其实也是一部跨文化的翻译史，其中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正是构成现代学术的重要的特征。

——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

本书将马戛尔尼使团在翻译上所面对的独特难题，首次放到翻译史的背景下来认识，不但改写了 18—19 世纪中英关系史的研究图景，更成功揭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翻译研究具有超乎寻常的重大作用。

——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简体字版序／ⅰ

自序／ⅲ

第1章 背景篇／1

第2章 译员篇／83

第3章 预告篇／203

第4章 礼品篇／241

第5章 国书篇／323

第6章 敕谕篇／393

第7章 后续篇／463

结语／521

附录／531

引用书目／565

索引／607

第1章 背景篇

我不认为他们除了把所有使团的来访视为臣伏的表现外，还有什么有别的看法。

——托马斯·菲茨休（Thomas Fitzhugh）

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主席使团回来了，人们问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答案： 我们不能跟他们谈话。

——登维德（James Dinwiddie）

马戛尔尼使团机械师

一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勋爵 （George Lord Macartney，1737—1806）率领使团到中国，携带丰盛的礼物，以补祝乾隆（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1735—1796在位）八十大寿为名，尝试打开中国的大门。使团船队自1792年9月26日从英国朴次茅斯 （Portsmouth）出发，经过9个月的航行，1793年6月20日抵达澳门外海，短暂停留后便继续北上，经白河大沽口，在1793年8月11日抵达天津，取道通州，8月21日到达北京，先住在圆明园边上的宏雅园，然后在8月26日转到内城，9月2日出发前往承德，9月14 日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在热河万树园觐见乾隆，呈递国书，完成中英两国次正式的官方高层外交接触。

其实，在马戛尔尼以前，英国已尝试派遣使团访华。凯思卡特（Charles Cathcart, 1759-1788，又译作“加茨喀特”）使团在1787年 初 开 始 筹 备，同 年12月21日自 英 国 港 口 斯 庇 汉（Spithead）出发，但使团在1788 年6月10日抵达苏门答腊附近的邦加海峡 （Straits of Banka）时，特使凯思卡特猝然病逝，使团被迫折回。四年后，马戛尔尼使团以补祝乾隆八十寿辰的名义成行。

其实，在东印度公司组织马戛尔尼使团前，广东官员曾向英国提出要求，派遣代表到北京贺寿。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档案，1789年9月24日，行商Munqua，也就是“文官”，即万和行的蔡世文（1734—1796），传来粤海关监督的消息，要与公司大班见面。第二天，广州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主席哈里森（John Harrison，约1721—1794）及布鲁斯（A. Bruce）就前往海关监督官衙。双方晤面时，粤海关监督提出第二年就是乾隆八十寿辰，希望所有在广州贸易的国家能委派两名成员，前赴北京贺寿。据特选委员会的日志，粤海关监督特别提出，由于英国是受尊重的国家，因此想先听一下他们的意见，再去与其他外国人商议。但哈里森却提出，由于北京从来没有接待过外国商人，恐怕他们的代表在那里会被扣押，又担心要向皇帝叩头。粤海关监督向他们保证不会扣押公司代表，且沿途会热情接待，费用由官员负责，但向皇帝叩头是必然的礼节。哈里森回应说所有体面的外国人都不会同意的，他们只肯以自己国家的礼仪来觐见皇帝。后，由于粤海关监督要求他们明确回应，布鲁斯表示同意去北京，条件是他会得到良好的对待，不会贬低他的地位。海关监督对此很满意，并表示会向两广总督如实汇报。

广州特选委员会的报告在翌年5月才送到伦敦的董事会，董事会对于广州方面的处理方式很不满，马上发出措辞相当严厉的谴责，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懦弱的表现，错失让英国人直接到北京的机会。他们甚至强调，在外国宫廷行使外国礼仪，并不意味着任何屈辱； 后，他们指示特选委员会要立即回应，并预期可以很快从广州派遣代表出发。在接到指示后，哈里森联同特选委员会向伦敦解释，他们从没有正式拒绝派人到北京，只是中国官员终没有落实计划，还告诉一些外国商人无须前往北京。就是这样，东印度公司失去了从广州派员到北京的一次机会，但由此又重燃英国政府派送使团的计划，因为他们认为这显示北京朝廷是欢迎英国派遣使团的。但从特选委员会的汇报可以见到，原来的邀请只是来自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北京方面从来没有任何计划，准备接待西方人向乾隆祝寿。

英国遣使来华的主要目的是要争取较好的商业条件，甚至希望能在中国设立使馆，并割让或租借港口。不过，在大部分的讨论里，这次英国政府派遣使团的外交尝试都被视为彻底失败，因为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过乾隆，呈递国书并稍作参观后，便在1793年9月21日匆匆离开热河，回到北京，且不久即得到暗示，要他们尽快离开中国。结果，使团在10月7日离开北京南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行程，12月19日抵达广州，后在1794年1月8日从澳门起锚回国。在离开北京前夕，马戛尔尼正式以书面形式提出多项要求，却全部为清政府拒绝，使团没有达到原来设定的任何目标，更甚的是有使团成员感到遭受很大侮辱，作出这样的描述：“我们像乞丐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留在那里，像难民一样离开。”当然，大使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并不认为使团空手而回。马戛尔尼强调使团之行让清廷上下更好地认识英国，因为他们从没有见过这么多英国人，且使团成员的表现一定会带来好感及尊重，清廷以后对待英国和英国的子民会很不一样；他们特别强调在离开北京前往广州途中，先与负责陪同使团自北京南下至杭州的钦差大臣松筠（1752—1835）进行了深入的沟通，然后又与接续陪同的新任两广总督长麟（? —1811）商讨，取得不少改善广州贸易环境的承诺。另外也有学者指出，由于使团获准从陆路南下，有充裕的时间观察中国，因此，马戛尔尼使团的成果是获取很多有关中国的手资料，甚至勘察了中国沿海水域，绘制地图，建立有关中国的全新知识，对日后英国政府对华的政治决定以至军事行动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尽管不同史家对二百多年前的马戛尔尼使团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和判断，但毫无疑问，这次访华事件的确是中英两国外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两国历史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