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的开拓

导 言
 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过去均偏重于专题式的深入探讨，少数
 通史性的论著，也都受制于断代而论；两者均很难使我们对于传统经
 济有整体的认识。本书各个主题的编排便是为补救这项缺失而设计，
 分别从农业环境、水利兴建、耕地开发、土地分配、手工业、商人与
 商业、城市、货币、交通运输、海外贸易、财政税务等11 个经济部门，
 加以贯通性的论述，期能组合成一部明白晓畅的中国经济发展史。
 在中国农业的发展方面，陈良佐先生的《择地顺时—农业的自
 然环境》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和长江流域在相距不远的期间，
 先后都展开了农作物的栽培工作，成为两个不同的农业中心。前者以
 栽培旱地作物的粟为主，后者则以水稻为主。但此后的发展却是黄河
 流域领先长江流域，这种结果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原先在公元前
 五千年左右，我国气候大体是温暖多雨，当古代气候由湿热转向干冷
 时，黄河流域也由北亚热带转变为温带，使得适宜湿热地区发生的疾
 病，如疟疾以及其他疾病，因之减少或完全绝迹，这对人口的成长必
 然相当有利。相反的，长江流域或以南地区仍属热带、亚热带，湿热
 的气候使得疟疾瘴疫流行。换言之，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对于人的
 健康，以及人口的成长，都优于长江流域。准此以论，长江流域农业
 发展缓慢的原因包括：人口的成长缓慢，缺乏健康的劳动力，湿泞、
 干硬的酸性土壤使整地困难，缺少广大平原，同时天然食物的丰富也
 造成江南人民不去努力改进农业生产技术。而黄河流域农业迅速发展
 的原因则为：较少的疾病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压力又促使生产
 方式改进，艰苦的自然环境塑造了勤劳、节俭、刻苦的习性，土质疏
 松、肥沃，气候的多变化产生了精确的历法来指导农业生产。以上这
 些因素使得黄河流域在战国时代，便已奠定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基
 础；反之，长江流域直到西汉初期仍未脱离原始农业的特征。
 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既无天时与地利，它的农业发展自有待于水
 利的开发与利用，于是古代的农民，用尽心思与智慧，克服自然环境
 的限制，开发水利以灌溉经营农业。如此，不但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
 展，凌驾于其他文明古国；农业水利事业发达的结果，也开创出以北
 方旱地农业经营为中心的秦汉统一大帝国，其后更发展出以南方水田
 农业开发为重点的隋唐大帝国。水利事业在中国农业经济开发上，显
 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黄耀能先生的《沟洫之利—古代农业水
 利的发展与成就》一文便从古代到隋唐帝国的诞生，逐代叙述农业水利
 事业的发展与成就，借以了解古代农业水利经营与古代帝国形成之间
 的密切关系。
 中国境内广大的农业区，并非自古以来即已存在，而是历史长期
 演变的结果，梁庚尧先生的《披荆斩棘—新耕地的开发》说明了这
 个扩展的过程。大体而言，中国农业疆域的扩展有自北而南的趋势。
 如前所述，自远古以至汉末，农业主要在北方发展，南方农业远比北
 方落后。汉末以后，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北方农业受到严重打击，
 开始衰落，农业地理的重心于是逐渐往南方转移。经过魏晋南北朝时
 期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唐代以后，南方农业才有飞跃的发展，并且
 超越北方，成为农业地理的重心。唐宋以后，人口持续成长，并且继
 续往南方集中，南方土地被充分利用，精耕农业在南方高度发展。到
 了明清时代，内地耕地已垦辟无遗，过剩的人口往外谋求生活的出路，
 除了移民南洋之外，便是四向迁往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
 西北的内蒙古和新疆，山海关外的东北，以及东南海上的台湾等地广
 人稀的地区，逐步地开发了边疆的土地。近代农业疆域扩展的方向，
 也就由北而南转而为向四方发展。在这一个扩展的过程中，农作物的
 种类愈来愈繁多，耕作的方法愈来愈精细，中华民族生活的范围愈来
 愈广大。不仅如此，中国人的生活传统在这个扩展过程中逐步形成，
 中国文化也伴随着这个扩展过程而扩展。
 土地的开发必然造成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戴晋新先生的《有土有
 财—土地分配与经营》对此有详细的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
 战国以前是公有制时期，战国时代是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的转变期，
 战国以后，除了北魏太和年间至唐代中叶的二百七八十年之间曾有一
 些地区实施过性质特殊的均田制外，大体上皆为私有制。土地私有制
 的特色，就是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在古代，土地又是个人社会地
 位和一切权力的基础，一个人有能力购买大量土地，就能拥有势力。
 土地既然如此可贵，自然成为人人争逐的目标，稍有财力者，无不竞
 相把资本投资在土地上，土地兼并的现象于是产生，这是土地私有制
 的根本问题。秦汉以后，历代都有学者留心这个问题，并提出各种对
 策，其措施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法律来限制私人拥有土地的面积，
 手段比较温和；另一类则倾向于以强制分配、禁止买卖的土地国有制
 来取代土地私有制，做法比较激烈。前者包括西晋的占田制和历代的
 限田措施，后者则包括新莽的王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
 陈慈玉小姐的《多能巧思—手工业的发展》，以纺织业为中心，
 分从丝织、麻织、棉纺织三部分来观察中国手工业中表现辉煌的一
 面。唐代以前，一般农家的织布作业是以自家消费和贡纳为前提，商
 品生产性质的织布业在农家尚未发达。唐末以降，商业资本导入农村，
 促进农村经济的分解，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逐渐崩坏，农村手工业的
 商品生产特征也就渐渐明显。明中叶以后，广大的佃农阶层因为收入
 低微，必须将剩余劳动力投入农耕以外足以补充家计的副业，农家的
 手工业便因此成为赋税与田租的来源，不再是单纯的自给生产。
 农业、手工业之外，商业的发展也颇有可观。陈国栋先生的《懋
 迁化居—商人与商业活动》描述了它的进展。中国的商人起源极早，
 到了战国时代，商品流通广泛，商人甚至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很高的地
 位。汉初虽行抑商政策，但商人依旧保有他们的声势，而且继续发展，
 出现了一些大商业。魏晋南北朝时，原本周流天下的商贾，遭遇到战
 争的阻滞，暂时销声匿迹，商业也从而萧条。直到隋唐，政治秩序恢
 复后，商人再度抬头，陶瓷、茶、盐等大宗商品脱颖而出，而且南方
 经过大力开发后，奠定了后日宋代物阜民丰、百业繁盛的基础。社会
 上对商人的观念，在唐、宋之间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商人的社会地位
 大为提高，称为“ 行会”的同业组织也发达起来。这种商业发达的现象一直持续绵延，历久不衰。从明朝嘉靖以来，至于清末，山西商人
 和安徽（ 新安）商人占据了我国陆上的商业舞台。
 拙作《城郭市廛—城市的机能、特征及其转型》对于中国城市
 的性质作了简单的说明。就历代城市的数量与人口，以及城市的建筑
 规划来看，中国城市在人类史上占有特殊显著的地位。中国的都市基
 本上是“ 城墙都市”，面积远较欧洲与日本的城堡为大，特别是中古以
 降的许多主要都城，其规模建置，在人类史上常居首位。历代的京城
 人口，在工业革命以前，甚至直到19 世纪50 年代伦敦兴起以前，也常
 是当时全世界的记录。城市数量之夥，亦堪媲美西方。城市的内
 部规划在整个世界的城市发展史上更具有十分显著的成功地位。唐宋
 时代，中国的城市产生了“ 革命”，那就是商业性城市的兴起，一方面
 行政中心的经济机能强化，一方面非行政中心的市镇出现。到了明清
 时代，市镇的涵义完全以商业机能为标准，甚至有了专业市镇的诞生，
 市镇人口与数量都愈来愈多，造成了城市化的现象。传统中国城市的
 特质是城镇一致性，此与西方迥异。中国一直没有都市优越性的观念，
 也一直不轻视农村和乡土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事实上，传统中国文化
 的主要据点应是乡村，并没有明显的城市文化。只有唐宋以后商业城
 市兴起，城市在中国文化的经济生活中才占有较显著的地位。只有近
 代西化的通商口岸出现后，才改变传统城市的性质，中国城市才具备
 西方工业化后城市的特征。
 商业的活动需以钱币为媒介，陈国栋先生的《通货利商—货币
 与信用》即在叙述货币的发展。先秦是货币的创始时代，先有贝币，后
 有金属货币。秦汉时代，铜钱成为社会上的主要货币。三国以迄隋唐
 属于“ 自然经济”，是实物货币的时代。唐以后铜钱又恢复了主要货币
 的地位，铜钱的广泛流通造成长期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宋时，由
 于交易量大增，纸币及其他信用工具应运而生。明、清之间，经由菲
 律宾流入了大量的美洲白银，是白银与铜钱并行的时代，但也造成了
 经济史上的“ 物价革命”，以白银表示的物价大幅度上扬。不过因为货
 币供给的充足，刺激了生产与就业，而有嘉靖—万历与乾隆—嘉
 庆两段长时期的经济繁荣。
 张瑞德先生的《舟车之利—交通与运输》分别从道路、馆舍与
 驿递制度、人工河道、车、船等几方面探讨传统的交通与运输。综合
 来看，历代交通建设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此表现于道路网和运河
 均以都城为中心向外发展。方式上，水运极为发达，但陆运不发达。
 没有水运可供利用的区域，发展的程度通常也都远较有水运的区域落
 后，但是中国的水运在传统末期已发展至点，运费无法再降低。
 技术上，不论是交通工程或交通工具，都有许多省力的发明。胸式马
 具、鞍套式马具、独轮车、马镫、船尾舵、纵帆、船闸、运河等都是
 领先西方的发明。运输上，速度缓慢且运费高昂限制了长程贸易的发
 展，这是历代交通在促进经济发展上的局限。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唐宋元时代曾发展至足以称为“ 海权国”的地
 步，李东华先生的《梯山航海—海外贸易的发展》对此有详细的解
 说。秦汉时代是中国海外贸易的萌芽期，交通路线一由山东、河北沿
 海东行往韩、日，一由广东、交址沿海南行往东南亚。六朝时期为进
 展期。由于印度佛教的大量东传及南朝诸国努力向外发展，使得海外
 交通、贸易有相当重大的进展。隋初至元末为兴盛期。唐中期以后由
 于世界性海上贸易圈的形成，东西交通、贸易大为发展，宋元时代的
 海外贸易更达于鼎盛，其时万邦来会，商旅络绎于途，海外贸易收入
 增加，贸易地区扩大，广州、扬州等贸易口岸空前繁荣，国家财政依
 赖海外贸易的程度日甚一日。不幸，明初至清中叶鸦片战争期间却进
 入闭关时期，对外贸易受到压抑，而对外开放心态的消失，影响尤为
 深远。
 国家赋税，关系国计民生，庄吉发先生的《轻徭薄赋—财政与
 税务》指出：中国历代赋役政策，大体根据儒家的理论，主张轻徭薄
 赋，藏富于民，对赋税的负担，力求公平合理。就其发展来看，上古
 税收甚为宽大，汉代税额颇轻，三国两晋时代，农民荫附豪门，租额
 加重，直到北魏均田制出现，租额锐减，始复汉制。唐代租庸调制是
 由北魏的田制蜕变而来，在轻徭薄赋的传统精神下，使农民有一份
 低限度的生活凭借。唐、宋的二税法，明的一条鞭法，都是赋税制度
 的改革。但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清初再度宽减。
 透过以上11 篇文章，我们相信已为传统经济勾勒出较为完整的图
 像。读者若能从中获得整体的认识，则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愿望
 导 言
 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过去均偏重于专题式的深入探讨，少数
 通史性的论著，也都受制于断代而论；两者均很难使我们对于传统经
 济有整体的认识。本书各个主题的编排便是为补救这项缺失而设计，
 分别从农业环境、水利兴建、耕地开发、土地分配、手工业、商人与
 商业、城市、货币、交通运输、海外贸易、财政税务等11 个经济部门，
 加以贯通性的论述，期能组合成一部明白晓畅的中国经济发展史。
 在中国农业的发展方面，陈良佐先生的《择地顺时—农业的自
 然环境》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和长江流域在相距不远的期间，
 先后都展开了农作物的栽培工作，成为两个不同的农业中心。前者以
 栽培旱地作物的粟为主，后者则以水稻为主。但此后的发展却是黄河
 流域领先长江流域，这种结果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原先在公元前
 五千年左右，我国气候大体是温暖多雨，当古代气候由湿热转向干冷
 时，黄河流域也由北亚热带转变为温带，使得适宜湿热地区发生的疾
 病，如疟疾以及其他疾病，因之减少或完全绝迹，这对人口的成长必
 然相当有利。相反的，长江流域或以南地区仍属热带、亚热带，湿热
 的气候使得疟疾瘴疫流行。换言之，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对于人的
 健康，以及人口的成长，都优于长江流域。准此以论，长江流域农业
 发展缓慢的原因包括：人口的成长缓慢，缺乏健康的劳动力，湿泞、
 干硬的酸性土壤使整地困难，缺少广大平原，同时天然食物的丰富也
 造成江南人民不去努力改进农业生产技术。而黄河流域农业迅速发展
 的原因则为：较少的疾病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压力又促使生产
 方式改进，艰苦的自然环境塑造了勤劳、节俭、刻苦的习性，土质疏
 松、肥沃，气候的多变化产生了精确的历法来指导农业生产。以上这
 些因素使得黄河流域在战国时代，便已奠定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基
 础；反之，长江流域直到西汉初期仍未脱离原始农业的特征。
 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既无天时与地利，它的农业发展自有待于水
 利的开发与利用，于是古代的农民，用尽心思与智慧，克服自然环境
 的限制，开发水利以灌溉经营农业。如此，不但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
 展，凌驾于其他文明古国；农业水利事业发达的结果，也开创出以北
 方旱地农业经营为中心的秦汉统一大帝国，其后更发展出以南方水田
 农业开发为重点的隋唐大帝国。水利事业在中国农业经济开发上，显
 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黄耀能先生的《沟洫之利—古代农业水
 利的发展与成就》一文便从古代到隋唐帝国的诞生，逐代叙述农业水利
 事业的发展与成就，借以了解古代农业水利经营与古代帝国形成之间
 的密切关系。
 中国境内广大的农业区，并非自古以来即已存在，而是历史长期
 演变的结果，梁庚尧先生的《披荆斩棘—新耕地的开发》说明了这
 个扩展的过程。大体而言，中国农业疆域的扩展有自北而南的趋势。
 如前所述，自远古以至汉末，农业主要在北方发展，南方农业远比北
 方落后。汉末以后，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北方农业受到严重打击，
 开始衰落，农业地理的重心于是逐渐往南方转移。经过魏晋南北朝时
 期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唐代以后，南方农业才有飞跃的发展，并且
 超越北方，成为农业地理的重心。唐宋以后，人口持续成长，并且继
 续往南方集中，南方土地被充分利用，精耕农业在南方高度发展。到
 了明清时代，内地耕地已垦辟无遗，过剩的人口往外谋求生活的出路，
 除了移民南洋之外，便是四向迁往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
 西北的内蒙古和新疆，山海关外的东北，以及东南海上的台湾等地广
 人稀的地区，逐步地开发了边疆的土地。近代农业疆域扩展的方向，
 也就由北而南转而为向四方发展。在这一个扩展的过程中，农作物的
 种类愈来愈繁多，耕作的方法愈来愈精细，中华民族生活的范围愈来
 愈广大。不仅如此，中国人的生活传统在这个扩展过程中逐步形成，
 中国文化也伴随着这个扩展过程而扩展。
 土地的开发必然造成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戴晋新先生的《有土有
 财—土地分配与经营》对此有详细的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
 战国以前是公有制时期，战国时代是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的转变期，
 战国以后，除了北魏太和年间至唐代中叶的二百七八十年之间曾有一
 些地区实施过性质特殊的均田制外，大体上皆为私有制。土地私有制
 的特色，就是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在古代，土地又是个人社会地
 位和一切权力的基础，一个人有能力购买大量土地，就能拥有势力。
 土地既然如此可贵，自然成为人人争逐的目标，稍有财力者，无不竞
 相把资本投资在土地上，土地兼并的现象于是产生，这是土地私有制
 的根本问题。秦汉以后，历代都有学者留心这个问题，并提出各种对
 策，其措施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法律来限制私人拥有土地的面积，
 手段比较温和；另一类则倾向于以强制分配、禁止买卖的土地国有制
 来取代土地私有制，做法比较激烈。前者包括西晋的占田制和历代的
 限田措施，后者则包括新莽的王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
 陈慈玉小姐的《多能巧思—手工业的发展》，以纺织业为中心，
 分从丝织、麻织、棉纺织三部分来观察中国手工业中表现辉煌的一
 面。唐代以前，一般农家的织布作业是以自家消费和贡纳为前提，商
 品生产性质的织布业在农家尚未发达。唐末以降，商业资本导入农村，
 促进农村经济的分解，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逐渐崩坏，农村手工业的
 商品生产特征也就渐渐明显。明中叶以后，广大的佃农阶层因为收入
 低微，必须将剩余劳动力投入农耕以外足以补充家计的副业，农家的
 手工业便因此成为赋税与田租的来源，不再是单纯的自给生产。
 农业、手工业之外，商业的发展也颇有可观。陈国栋先生的《懋
 迁化居—商人与商业活动》描述了它的进展。中国的商人起源极早，
 到了战国时代，商品流通广泛，商人甚至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很高的地
 位。汉初虽行抑商政策，但商人依旧保有他们的声势，而且继续发展，
 出现了一些大商业。魏晋南北朝时，原本周流天下的商贾，遭遇到战
 争的阻滞，暂时销声匿迹，商业也从而萧条。直到隋唐，政治秩序恢
 复后，商人再度抬头，陶瓷、茶、盐等大宗商品脱颖而出，而且南方
 经过大力开发后，奠定了后日宋代物阜民丰、百业繁盛的基础。社会
 上对商人的观念，在唐、宋之间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商人的社会地位
 大为提高，称为“ 行会”的同业组织也发达起来。这种商业发达的现象一直持续绵延，历久不衰。从明朝嘉靖以来，至于清末，山西商人
 和安徽（ 新安）商人占据了我国陆上的商业舞台。
 拙作《城郭市廛—城市的机能、特征及其转型》对于中国城市
 的性质作了简单的说明。就历代城市的数量与人口，以及城市的建筑
 规划来看，中国城市在人类史上占有特殊显著的地位。中国的都市基
 本上是“ 城墙都市”，面积远较欧洲与日本的城堡为大，特别是中古以
 降的许多主要都城，其规模建置，在人类史上常居首位。历代的京城
 人口，在工业革命以前，甚至直到19 世纪50 年代伦敦兴起以前，也常
 是当时全世界的记录。城市数量之夥，亦堪媲美西方。城市的内
 部规划在整个世界的城市发展史上更具有十分显著的成功地位。唐宋
 时代，中国的城市产生了“ 革命”，那就是商业性城市的兴起，一方面
 行政中心的经济机能强化，一方面非行政中心的市镇出现。到了明清
 时代，市镇的涵义完全以商业机能为标准，甚至有了专业市镇的诞生，
 市镇人口与数量都愈来愈多，造成了城市化的现象。传统中国城市的
 特质是城镇一致性，此与西方迥异。中国一直没有都市优越性的观念，
 也一直不轻视农村和乡土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事实上，传统中国文化
 的主要据点应是乡村，并没有明显的城市文化。只有唐宋以后商业城
 市兴起，城市在中国文化的经济生活中才占有较显著的地位。只有近
 代西化的通商口岸出现后，才改变传统城市的性质，中国城市才具备
 西方工业化后城市的特征。
 商业的活动需以钱币为媒介，陈国栋先生的《通货利商—货币
 与信用》即在叙述货币的发展。先秦是货币的创始时代，先有贝币，后
 有金属货币。秦汉时代，铜钱成为社会上的主要货币。三国以迄隋唐
 属于“ 自然经济”，是实物货币的时代。唐以后铜钱又恢复了主要货币
 的地位，铜钱的广泛流通造成长期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宋时，由
 于交易量大增，纸币及其他信用工具应运而生。明、清之间，经由菲
 律宾流入了大量的美洲白银，是白银与铜钱并行的时代，但也造成了
 经济史上的“ 物价革命”，以白银表示的物价大幅度上扬。不过因为货
 币供给的充足，刺激了生产与就业，而有嘉靖—万历与乾隆—嘉
 庆两段长时期的经济繁荣。
 张瑞德先生的《舟车之利—交通与运输》分别从道路、馆舍与
 驿递制度、人工河道、车、船等几方面探讨传统的交通与运输。综合
 来看，历代交通建设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此表现于道路网和运河
 均以都城为中心向外发展。方式上，水运极为发达，但陆运不发达。
 没有水运可供利用的区域，发展的程度通常也都远较有水运的区域落
 后，但是中国的水运在传统末期已发展至点，运费无法再降低。
 技术上，不论是交通工程或交通工具，都有许多省力的发明。胸式马
 具、鞍套式马具、独轮车、马镫、船尾舵、纵帆、船闸、运河等都是
 领先西方的发明。运输上，速度缓慢且运费高昂限制了长程贸易的发
 展，这是历代交通在促进经济发展上的局限。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唐宋元时代曾发展至足以称为“ 海权国”的地
 步，李东华先生的《梯山航海—海外贸易的发展》对此有详细的解
 说。秦汉时代是中国海外贸易的萌芽期，交通路线一由山东、河北沿
 海东行往韩、日，一由广东、交址沿海南行往东南亚。六朝时期为进
 展期。由于印度佛教的大量东传及南朝诸国努力向外发展，使得海外
 交通、贸易有相当重大的进展。隋初至元末为兴盛期。唐中期以后由
 于世界性海上贸易圈的形成，东西交通、贸易大为发展，宋元时代的
 海外贸易更达于鼎盛，其时万邦来会，商旅络绎于途，海外贸易收入
 增加，贸易地区扩大，广州、扬州等贸易口岸空前繁荣，国家财政依
 赖海外贸易的程度日甚一日。不幸，明初至清中叶鸦片战争期间却进
 入闭关时期，对外贸易受到压抑，而对外开放心态的消失，影响尤为
 深远。
 国家赋税，关系国计民生，庄吉发先生的《轻徭薄赋—财政与
 税务》指出：中国历代赋役政策，大体根据儒家的理论，主张轻徭薄
 赋，藏富于民，对赋税的负担，力求公平合理。就其发展来看，上古
 税收甚为宽大，汉代税额颇轻，三国两晋时代，农民荫附豪门，租额
 加重，直到北魏均田制出现，租额锐减，始复汉制。唐代租庸调制是
 由北魏的田制蜕变而来，在轻徭薄赋的传统精神下，使农民有一份
 低限度的生活凭借。唐、宋的二税法，明的一条鞭法，都是赋税制度
 的改革。但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清初再度宽减。
 透过以上11 篇文章，我们相信已为传统经济勾勒出较为完整的图
 像。读者若能从中获得整体的认识，则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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