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印本：《月经病治疗简介》——顾小痴 主任讲（1977.1.21）
在天津中医界，若论起妇科来，除哈荔田名震京畿外，再数就是顾小痴了。他以其深厚的造诣，超凡的医术而享誉津门。对功能性子宫出血，更年期综合征、先兆流产、月经病等疾病的诊断治疗、选方用药皆有独到之处，成为天津著名的中医妇科专家，令患者及同道至今难以忘怀，无不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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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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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小痴
出版社顾小痴
出版时间1977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页数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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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时间2022-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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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氏祖籍天津。1910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自幼体弱多病，于是在父亲的鼓励下练习拳术以强身壮体。上学也晚，24岁方高中毕业。因为身弱体羸，未曾毕业便萌生了学医念头，立志行医治病救人。闻京都名医施今墨先生办华北国医学院，一俟毕业，便只身赴京亲觅施先生之门。施先生对这个有志青年爱怜有加，欣然录取，在学期间又拜医界名宿杨淑澄先生为师临证侍诊，诊暇必质疑问难，但求其详，杨师亦倾囊相授。三年中，顾小痴苦读经典，汲《内经》、《难经》之大论，师仲景辨证之体系，旁及金、元、明、清暨近代诸家，其中尤得力于李东垣、朱丹溪、叶天士、徐灵胎、傅青主及施今墨、杨淑澄等先贤、恩师，又学习了现代医学基本知识（施今墨先生主张中医应采西医之长，故聘有西医教师授课），故而术业专博，学行兼优。1937年，以名列前茅之成绩毕业于当时著名之中医学府华北国医学院。
毕业后，顾氏即悬壶津门，在其寓所北马路的津道西箭道挂牌行医。主治伤寒、杂病，兼诊妇疾。他视医术为仁术，怀大悲恻隐，普救含灵之旨，凡前来求医者，无论贫富贵贱、长幼尊卑，均普视一等。审证用药，必谨慎周全，务求其当而后可，绝无轻率妄举之时。诊余，结合所诊病例，继续深研医典，以求贯通。如此，医术渐精，声誉日隆，每日求医者不绝，十年后，便已成为享誉津门的名医了。
新中国成立后，顾小痴由衷地拥护共产党的中医政策。1954年，在陆观虎、赵寄凡的建议下，由政府筹资兴办的天津中医联合门诊部成立，顾小痴怀着喜悦的心情与众多名中医一道参加了该门诊部。当时门诊部设内科（即男内科）、女内科（即妇科）、儿科、正骨科、针灸科等。顾氏与哈荔田、于芝圃、丁蔚然、王文瀚、阎毓芝、张翰卿等在女内科应诊，科主任为哈荔田。1955年，在原天津中医联合门诊部的基础上，天津市立中医医院成立，这是天津历史上第一所中医专科医院，也是第一所国办的中医医院。顾氏任女内科主任。1959年，该院开设了妇科病房，设床位18张，女内科改称为妇科。在顾氏领导下，此科开展了对妇女常见病、多发病的综合治疗，并取得了显着的效果。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卫生部关于大力开展“西学中”工作的指示，天津市公共卫生局成立了由知名度较高的老中医组成的“中医教学研究委员会”，顾氏与其他42名老中医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并参加了5期教学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外埠和本市的“西学中”医务人员，他们中有的成为全国知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
为使天津的中医教育走上正规的高等教育之路，1958年8月31日，在原天津中医学校的基础上，天津中医学院正式成立，天津中医医院更名为天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顾氏仍任妇科主任。1965年，该院更名为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顾氏任院长兼中医学院教务处处长。
1969年，天津由省辖市改为直辖市，9月，天津中医学院随河北省党政机关迁往石家庄市，并入河北省医学院并更名为河北新医大学，天津中医教育成为空白。1974年由天津市中医医院（今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组建天津市中医学校，顾小痴任教务组组长，主持教学工作，从课程安排到组织教学、教材选定等事必躬亲，为恢复天津的中医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1978年，国务院批准重建天津中医学院，中断了10年的天津中医高等教育得以恢复。顾氏担任了教务处处长兼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其时，诊务工作、行政工作、教务工作均十分繁忙，但他仍坚持登台为本科生、“西学中”班学生授课辅导，并培养研究生。这些学生现在都已成为中医各学科方面的专家。
顾氏晚年，在教学和诊病之余，主编了《中医学讲义》、《金匮要略讲义》等书。他的论文《功能性子宫出血临床观察》、《妊娠呕吐辨证论治的经验介绍》、《崩漏的中医治疗》、《祖国医学对经断前后诸证的认识》、《中医药治疗痛经》、《经前诸症辨治要点》、《月经病治疗简介》、《二陈汤的临床应用》等，既是他部分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反映，也是弥足珍贵的医学资料，很值得后世研习。
道法伤寒 亦尚温病
顾氏学术思想源于《内经》、《难经》等经典，法宗仲景，旁及金、元、明、清及近代诸家。他博采众长，唯善是从，无门户之见，虽道法伤寒，且亦尚温病，临证中有创新，学术上有发展，故终成大家。
《伤寒杂病论》示人以辨证论治之准绳，然自《伤寒直格》和《医经溯洄集》问世，人们开始认识到伤寒方不能广泛适应多种热性病症。王履（元末明初医学家，著有《医经溯洄集》，评论《内经》、《伤寒论》有一定见解。）指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其后，又有可（著《温疫论》）、叶天士（著《湿热病篇》）、吴鞠通（著《温病条辨》）、薛生白（著《湿热篇》）、王孟英（著《温热经纬》）等著书立说，使得温病学发展成为继张仲景《伤寒论》后的一门独立学科。
但是，温病学说的兴起引起了崇奉伤寒论者的众议，他们认为温病本在伤寒之内，理论上不应另立门户，治疗上更不能越出伤寒范围。（《伤寒论》中有“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等条。）以陆九芝先生（陆观虎之先祖）之“凡伤寒有五，而传入阳明遂成温病”，“温病之病，本隶于《伤寒论》中，治温病之方，并不在《伤寒论》之外”为著名。由此形成伤寒、温病之争论，一直延续至今未了。故有“伤寒派”、“温病派”，“经方派”、“时方派”之称。
顾氏对于上述纷争，自有其公允的评价，他常诲后学：“伤寒是温病的基础，温病是伤寒的发展”，一语道破了伤寒与温病的关系。
顾氏认为，“伤寒论”一名，取意于《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有《难经·五十八难》：“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的广义伤寒，即多种热性病的总称。因此在概念上，广义伤寒可以包括后世所称的“温病”。《伤寒论》中也提出了温病的简要症状和治则，如：“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瘈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但是，从全部《伤寒论》观之，是详于伤寒而略于温病的。在辨证规律上，《伤寒论》是以“六经”为基准，而温病则是以“卫气营血”、“三焦”为依据。但实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证候作基础的。
顾氏又认为，在治疗上，《伤寒论》中的方药可以治疗部分温病，故治疗温病不应反对用《伤寒论》的药方。考《温病条辨》上焦篇中的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桅子豉汤、瓜蒂散；中焦篇中的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桅子柏皮汤、桅子豉加甘草汤、茵陈蒿汤、小馅胸汤、五苓散、理中汤、四逆散、小柴胡汤；下焦篇中的黄连阿胶汤、桃仁承气汤、抵当汤、桃花汤、猪肤汤、苦酒汤、小建中汤、小青龙汤、麻杏石甘汤、乌梅汤等，均为《伤寒论》方。随着温病学说的形成，又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诊耳目等诊断技术，并充实了论治法则和治疗方药，如清营凉血的犀角地黄汤，芳香开窍的清宫汤、安宫牛黄丸、紫血散、至宝丹，在临床上均收到明显效果。这也令囿于《伤寒论》方而不变者束手兴叹。
顾氏还认为，温病证类又可以分为两大体系，一是《伤寒论》方能治疗的温病证候群，称为伤寒系温病；一是《伤寒论》方不能治疗的温病征候群，称为纯温病系温病。对于纯温病系温病，不可一概投以伤寒方，投之则易偾事。陆九芝抓住伤寒系温病可用伤寒方，认定：“温热之病，本隶于《伤寒论》中，治温之方，并不在《伤寒论》外”之说，是不客观、不全面的。
由上所述，他主张统一伤寒、温病学说的矛盾，全面掌握，融会贯通，临证时经方时方灵活运用，方不致误。
学于《伤寒》，宗于仲景，但不囿于一方之见，不拘于一家之言，而客观公正地看待前人学说和各家理论，反映了顾氏唯物辩证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
善用成方 知常达变
顾氏常曰：“治病之法，不外治‘病’和治‘人’两则。治‘病’者，祛邪是也。治‘人’者，扶正是也。但要治病不伤其人，治人不留其病，又需细察病情之虚实，对症处方，药中肯綮。”他对每一常用之经方、成方都要进行深入地剖析和研究。认为，古方虽有效，但临床应用必须有的放矢，认清该方之主症，方能作到箭不虚发。如小柴胡汤乃少阳第一方，所列少阳症状虽多，但“呕”是其主症，故小柴胡汤所涉诸条中，多有呕症。又如归脾汤主治心脾两虚证，但以食少，不眠为其主症。生脉散其功能益气敛汗生津，药虽三味，但作用迅捷，其主症是少气、汗出、脉微。诸如此类，凡临床常用有效之方，都应有其主症。故渠常言，遣方用药，关键在于把握病机，随证施方，有用补法以臻泻法之功，有用泻法以收补法之效，用寒以热，用热以寒，病在上而治下，病在下而治上，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知常达变，稳巧结合，灵活运用，方可变化无穷，药到而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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