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闪电发货】博集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4(全二册) 蒋介石在台湾 杨天石
978752070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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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天石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20704649
出版时间2023-06
装帧平装
货号576254580492
上书时间2024-10-07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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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第1版 (2018年8月1日) 外文书名: Chiang kai-shek 丛书名: 无 平装: 672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32 ISBN: 7520704645, 9787520704649 条形码: 9787520704649 定价:88.00 编辑推荐 1、作者专业: 作者杨天石已研究蒋介石达35年,出版过20余部关于蒋介石的研究专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1辑曾入选被全国31家媒体共同推选的“2008十大好书”以及2008年的“香港书奖”……。 2、主题独特: 蒋介石是学界和民间的热点人物,但过往研究多局限于1949年以前,而本书则把目光聚焦于败退台湾后的蒋介石,通过分析蒋在台湾26年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改革与实践,再现了蒋后半生执政台湾的功过是非。 3、史料、史实鲜见: 本系列书的史料来源,除了作者本人珍藏的大量民国史公私档案外,还有亲赴台湾查阅的蒋介石档案,以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所藏的蒋介石日记原始手稿。 众多史实均为首次披露: 蒋对国民党的检讨和改造运动; 蒋在台湾实行的土地改革; 蒋制造的“孙立人兵变冤案”“雷震《自由中国》案”; 蒋与美国的深层次矛盾; 蒋招抚台独大统领廖文毅始末; 蒋晚年与大陆进行秘密谈判真相; ………… 4、现实意义重大: 本书“蒋介石打击台独”相关史实的披露,对两岸和平关系的维护发展、对打击台独势力、对促进国家民族的统一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媒体推荐 一般读者去读日记,很容易进入日记作者的思路,进得去,未必出得来。杨先生的写法是,一方面读日记,引用日记资料,另一方面又介绍其他方面的情况,带着读者跳出来看日记。这种写法更有价值。即使蒋介石日记全文出版了,这本书仍然不可替代,既把我们带到蒋介石的视角里,又帮助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至于陷进去。 ——吴思(历史学者,《潜规则》作者) 杨天石教授这本书很好的地方不是直接依据日记来写蒋介石,你如果只看他的日记的话,你的整个视点会跟着就等于像一个自传的传主一样去看他,或者从他的角度看旁边的事情。杨教授常年研究中国现代史跟近代史,因此他懂得用大量的材料来对核这些日记,把这些日记还原到一个历史脉络里面,来解读一些历史上的事件。 ——梁文道(作家, 电视主持人) 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一如杨教授所言,是治民国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学家可以长时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宝藏。我们乐于看到杨教授头一部努力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著作的出现,民国史学界一定会热切期待他续集、三集……的出版,因为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个重要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龛、走出政治的牢笼,真实的面貌才会呈现。 ——吕芳上(台湾原中研院近史所所长) 读他(杨天石)的著作,我们总能发现以前不知道的知识。杨天石比较注重叙述,他不是要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或构建一个宏观体系。他擅长用叙述把历史的细节复原,在这种重建中追求新知。即便是专家看他的书,翻几页就会发现新东西。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作者简介 杨天石,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哲学》编委、《百年潮》杂志主编、《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特约编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家委员会委员等。杨天石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等。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20余种著作,其中《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头一辑被全国31家媒体共同推选为“2008年十大好书”,并获2008年“香港书奖”。
目录 序 言 上 编 蒋介石与陈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 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与陈立夫的被逐离台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与蒋介石在台湾的“革命实践运动” 吴国桢治台及其与蒋介石政权的隔洋论战 孙立人对蒋政权的不满及其“兵变”冤案 雷震、胡适与《自由中国》半月刊 蒋介石父子招抚“台独大统领”廖文毅始末 台湾时期蒋介石与美国政府的矛盾 台湾时期蒋介石思想的变化及其“革新”实践 蒋介石日记中的“两岸密使” (附:我所知道的沈诚两岸之行) 下 编 “倒孙风潮”与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事件 中国抗战的三个艰危时刻 珍珠港事变前夜的中美冲突与交涉 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日机大轰炸及其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 国民党为什么丢掉了大陆? 蒋介石与宋明理学 蒋介石《自反录》再版序 《美国国家档案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序 《国家记忆》(中国远征军作战图片集)序 商务印书馆《抗战大迁移》总序 唐润明《康心如与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序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再版后记. 张北根《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1912-1945)》序 毛泽东1936 年致蒋介石函引发的思考
序言 中国古代典籍《礼记》在阐述人际关系时有两句话:“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意思是,当你喜欢一个人时,要知道他的缺点、过错;讨厌一个人时,要知道他的优点、成绩。唐朝的大政治家魏徵将这两句话接过去,劝皇帝任用百官时要全面看人,他在给唐太宗的《遗表》中警告说,千万不要“憎者惟见其恶,爱者止见其善”。近年来,《礼记》中的这两句话被历史学家所接受,成为治史原则,即评述历史人物,要力求实事求是,全面、公正,不以个人好恶变造、歪曲历史。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历史的真实性,有些学者又进一步提出“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的思想。从《礼记》中的人际关系原则,发展为治史原则,我以为这是对古典遗产的创造性的新解释、新运用,有助于促进中国史学的良性、健康发展,有助于使著作取信于千秋万代的读者。 在提倡不以个人好恶变造、歪曲历史的同时,我以为还应该提倡另一个原则,这就是不以现实利害变造、歪曲历史。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其对现实的影响自然也利害不一,作用各殊。鼓吹什么,提倡什么,强调什么,后来人自然有选择的权利,但是却无权根据现实利害去变造历史、歪曲历史。因为历史毕竟是过去、已经发生的、无可改变的事,只有正确地、全面地记载它、评述它,才可以使后人知兴替、明得失,总结或接受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历史的真相被变造了、歪曲了,或者被虚无了、掩盖了,自然其镜鉴功能也就变形了、消失了。记得小时候,被大人带着参观上海“大世界”,看到那一面面哈哈镜中各种奇形怪状的自我,除了开心大笑之外,并不能得到任何对于自我的正确认识。 我们的老祖宗一向重视历史学。北宋思想家张载要求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现出对儒学知识分子宏阔胸襟、远大理想和崇高担当感、责任感的殷切期求。这四句话当然首先是对哲学家、思想家说的,我以为也可以适用于历史学家。“为万世开太平”,历史学家忠实地记录历史,说明历史,总结历史,不能着眼于一时一地的小利、小害,而要着眼于千秋万世的“太平”大业。 我在大学读的是文学专业。毕业后,业余长时间研究中国哲学。1973 年,应近代史研究所之邀,以“协作”名义参加编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1977 年,仍以“协作”之名,应邀参加写作《中华民国史》第一编。1978 年4 月,我被正式调入近代史研究所,从一介散兵游勇的业余研究者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殿堂。 《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写中华民国的创立,主角是孙中山。我的任务开始是写《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完成后的任务是修订和重写其中的《武昌起义》一章。1981、1982 年,该书上下两卷先后出版。1983 年,我被分派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现为第六卷),这一卷的主角自然是蒋介石,大事件是国共两党由合作而分裂,蒋介石从与中共并肩战斗到翻脸成仇,不共戴天。我和我的合作者广泛收集资料,反复修改,用心写了十年,出版后,在海峡两岸得到广泛的好评。在此前后,我读到蒋介石留存在大陆的部分日记类抄,写成若干专题研究论文。2002 年,我将这部分文章结集成书,这就是许多读者熟知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该书经中央有关部门严格审读,得到肯定和奖励。 自2006 年始,蒋介石日记在美国胡佛档案馆分四批陆续开放,我曾四年内四次应邀前去阅览,用时10 个半月,读完蒋介石自1918 年至1972 年长达53 年的全部日记,抄回高过尺余的资料。我觉得,这些日记,生前从未公开,比较真实地袒露了其主人的内心世界和部分外人难知的政坛内幕,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之后,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此,我广泛参考海峡两岸以及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地的档案和文献,做过一百余个专题研究,陆续在海内外出版了三辑“解读”著作。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第四辑。
文摘 蒋介石与陈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 孙中山早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方案,主张“和平解决”“让农民可以得益,地主也不吃亏”。国民党虽接受此方案,但长期空喊、议论。1949年,蒋介石下野反思,认为在大陆失败的主因是未能按孙中山主张办事。他重读孙的《民生主义》演讲,决心入台后首先实行土改,并将这一任务交给其亲信陈诚。 台湾的土改兼顾地主和农民的利益,既使大量农民上升为自耕农,又以土地债券和公营公司的股票补偿地主。结果,台湾农业超越战前最高水平,土地资本向新兴工商业转化。台湾一度跻身亚洲“四小龙”,土改是其起步阶段。 陈诚自称,台湾土改是不流一滴血的革命,美国人视为典范,不少国家纷纷取经,但是,这种土改,不能改变社会的两极悬殊,只改变了财富的占有形式和占有者的社会身份,不少地主摇身变为资本家。 近年来,台湾社会出现“外来者打压本地精英,损害了‘我们’地主的利益”,这就不仅是在为台湾地主叫屈,而且是在为台独理论张目。 土地为地主或庄园主占有,农民或农奴不得不向地主或庄园主承租土地,缴纳高额地租或劳役。这是一种中世纪的落后制度,成为工业化的巨大障碍。综观世界史,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无不面临土地问题,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其中,苏俄经验对中国影响最大。 早在1902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与章太炎讨论土地问题,即主张“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1912年8月,孙中山到北京,与袁世凯会晤,明确提出:“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土地成为全民财产,同时按人口和劳动力将土地转交给农民占有和使用。1924年8月,孙中山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话,主张参照苏联经验,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孙中山认为,将苏联办法“马上就拿来实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动力”,因此主张联络农民,“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让农民可以得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办法,孙中山称之为“和平解决”。它对地主阶级的打击较小,社会震荡较小,阻力也较小,易于为各种社会力量接受,因此,许多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等人在内都准备采纳,他们提出过建立“土地银行”等多种设想和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停留于空喊和议论阶段,不见实行。1927年,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分裂,中共转入农村,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独立实行“土地革命”。中共的这一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虽一度停止推行,但解放战争期间继续,进一步发展为清算、斗争而后无偿没收地主多余土地,给予生活出路,加以政治管制的系统政策。这些政策,由于“打”字当头,或必须以“斗争”为核心环节,因此可以名之为“斗争土改”。这种“斗争土改”,其优点是易于激起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组织阶级队伍,给予地主阶级以毁灭性的沉重打击,并易于调动农民保卫土改成果的积极性。其缺点则是社会震荡激烈,易于出现“左”的过火性错误。这种土改办法,少数国民党左派接受,大多数国民党人反对。因此,采取温和抑或采取激烈的不同的土改方案成为国共两党的重大分歧之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民党的“和平土改”始终只是空谈,而中共的“斗争土改”则得到广大农民拥护,并在多种“合力”的影响下,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P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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