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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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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建国后 (1949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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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八品
商品描述
王守泰(1908—1992),字瞻岩,苏州人。王季烈四子。自幼受家学熏陶涉猎昆曲,学习过老生、巾生、官生、净等行当。1946年,助其父王季烈整理《正俗曲谱》后开始涉猎曲学研究,为推动昆曲曲律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守泰昆剧理论的研究著作主要有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的昆曲声律专著《昆曲格律》,探讨了昆曲格律方面的理论与规律;80年代由他主编的《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一书展现了他对昆曲音乐的研究理念;1982年发表在《苏州大学学报》的《昆剧的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一文是他对于昆剧理论应如何指导艺术实践的总结。作为昆剧理论家,王守泰的研究特别注重以下四个方面。
  辨析昆曲字音
  《昆曲格律》第一章即以《字音》为题,从源头对字音问题进行梳理,介绍了汉字字音的发展以及与昆曲相关的各种韵书的优劣,与昆曲相关的字音,南北曲的入声字音、口法、字声和字韵的转化问题等。第二章的第五节《唱曲口法》、第六节《影响腔格的因素》、第七节《单字字调在腔格中的体现》、第十一节《入声字腔格的讨论》等章节都涉及了字音问题。汉语的声调特征使得曲词和曲调的组织必须符合汉语语言音调的客观规律。研究字音可以解决声、韵、调三个方面的问题。戏曲有“千斤念白四两唱”之语,念白念的就是字。戏曲的字音即字头、字腹、字尾三部分是与唱腔、音乐相协调的,对昆剧表演来说,掌握好字音是准确把握念白和演唱的必要条件。虽然昆曲使用的曲音是有韵书记录的,但由于早期缺乏声腔的记录工作,加之语音又是不断变化的,使得今人对昆曲的发音常有困惑之处。昆曲使用的字音“中州韵姑苏音”和现代字音有所不同,并且许多字根据南北曲、角色行当的不同,读音也有区别。由于昆曲字音和唱腔之间的配合关系十分密切,历代曲家都以念准字音作为习曲的重中之重。故此,王守泰将《字音》放在《昆曲格律》的首位,极具科学性和必要性。
  在涉及四声阴阳问题时,王守泰利用汉语拼音对其加以分析,找出其中规律。“曲音和‘苏州音’关系密切……影响曲音的主要是读书音,只有‘付’‘丑’等角色,在说白中才常用苏州口语字音。”曲音与北京字音、河南方音也有密切关系。王守泰通过将苏州音和北京音进行仔细对比,认为“用苏州音来区分上声和去声,远没有用北京音来区分的方便,但在分清上、去之后,再要判别阴、阳,那就非用苏州音不可了。”接下来再用河南音和北京音进行对比,如“落”“国”等字在河南音中的读法和北曲中的读法完全相同,说明河南音上声字调对昆曲中上声字的一部分腔格及宾白中上声字的读法都有影响。字音对昆曲而言非常重要,它影响着昆曲音乐和演唱口法,这些又构成昆曲的艺术特色。正确掌握字音也是昆曲填词押韵和研究昆曲的必备技能。
  明确“主腔”理论
  “套数是昆曲特点的核心,绝不能离开套数认识昆曲。套数的理论基础是主腔规律。”《曲话》《顾曲塵谈》中都提及【仙吕】之【长拍】中有四字必须用上声,王守泰在分析五种传奇中的例句时,发现很少遵守这一格式,而是多采用以谱就词做到合律。他认为,“(曲牌分析)目的不在于找出曲牌的传统格式,消极地严格遵守,而是从积极的方面着想,推荐分析曲牌和工尺谱的方法,找出某一曲牌字格和句格,判断哪些字位用字必须严谨,哪些字位可以宽纵”。《螾庐曲谈》中提出主腔这一概念,但未做具体分析。王守泰对大量曲牌进行分析统计,发现通过主腔可以确定曲子中哪些字是正字,哪些是衬字;同一曲谱中主腔包括哪几种基本形式,只要在固定位置满足主腔旋律,其他地方可稍微放松,以谱就词。明确主腔,在填词谱曲时即可有所依据,容易创作出符合昆曲规律的词曲。
  套数是曲牌联合体式,表现在乐调上。王守泰认为,在面对传统套数时,首先应该衡量套数的强弱。套性强要严格遵守,套性弱则结合剧情灵活变动。传统曲律家认为曲牌情感和宫调有较为明确的关系,对于宫调本身却始终未说明其实质,而王守泰考证后认为应当将宫调当作曲牌分类标目。虽然一定的曲牌能够反映一定的情感气氛,但关系并不如曲律家所概括的那样简单明显,利用谱曲技巧同样可以改变情感。在编写时要注重曲牌主腔的同一性,无论南曲套数还是北曲套数,或者南北合套,都应当保持乐调气氛和剧情发展的一致性。套数中曲谱的节奏变化、乐调、组成变化都有规律,不可随意拼凑。
  传承创新并重
  王守泰的昆剧传承观是继承与创新并重的。他认为,创新旨在保留昆剧的艺术精华,符合昆剧发展规律。昆剧若只保留传统,无法创新发展,那么这门艺术也就濒临死亡。针对如何保留传统这个问题,王守泰对昆剧传统文学艺术特点做了二十四字概括:“结构集折,体式曲牌;善组套数,紧抓主腔;腔格谨守,字格从宽。”他认为,新时期的昆剧剧本实现了缩长为短,但未达到集折体每折自成独立艺术单元且能独立上演的要求。这是对昆剧结构的要求。于音乐而言,昆剧是“以唱词为主,配乐为宾”。区别于西方歌剧只需考虑歌词情感即可配乐,昆剧还需考虑字音,这是中国汉语戏曲剧种共有的特点。字调与乐调、词句与乐句,都需要密切配合,需要的谱曲技巧更高。
  昆剧艺术复兴绝非复古,而是要复兴昆剧艺术中的优良传统。王守泰在论及曲律时,对比沈璟、汤显祖、高濂三人的观点,认为“高濂对曲律能结合得守而不泥,活而不乱,掌握原理灵活运用,而不为所拘,最应为我们所取法”。
  “掌握原理灵活运用,而不为所拘”,这是王守泰对昆剧传承创新持有的核心观点。秉持此理念,结合二十四字原则,王守泰总结昆剧写作程序为:第一步,全剧分折,分折中的主角不受全剧主配角人物的约束;第二步,折中有场,注重唱和白分量的配合;第三步,组织套数,此处要考虑曲牌适用感情、辨明曲牌主腔和所用笛色;第四步,填词谱曲,作者一般先找出主腔所在,初稿要求主腔位置上字声照定格不移,非主腔处重于文辞修饰,再按腔格谱曲,反复修改。
  提出昆剧学学科建设
  王守泰认为,曲律未能不断发展是导致昆剧未老先衰的重要原因。推动曲律研究,是为发扬昆剧传统文学艺术。昆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包括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多种学科的知识,面对这样多分支、多专业的综合研究,王守泰认为应单独建立“昆剧学”学科,落实于高等教育之中。零散研究不利于昆剧研究的发展,建立昆剧学科是为更好抢救、继承、革新、发展昆剧理论,从而服务于昆剧艺术实践。
  王守泰在昆剧理论广泛的研究范围中,提出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昆剧结构体式的理论研究、传统套数的整理、传统曲牌的分析、韵书的修订、昆曲乐理的阐明。因为昆剧结构形式已不符合现代表演需要,盲目借用话剧或者其他剧种的结构都不符合昆剧发展的规律,所以认识本剧种的结构理论十分迫切。至于套数、曲牌、韵书,这些是昆剧本质的艺术内容,无论是保留传统还是进行创新,都应先对旧有理论和作品进行大量分析整理,找出规律,保留昆剧风格,直接搬用西方音乐的研究成果对昆曲音乐而言是一种破坏。中国音乐文学是与韵文学一体的,即“文乐一体”。他还提出,昆剧研究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分析昆剧艺术风格。昆剧最明确、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所有的发展创新都是为了美。
  吴梅的《南北词简谱》考订曲牌谱式,堪称近代曲学奠基之作,鲜明提出“一代之文,每与一代之乐相表里”的曲学研究理念。与王守泰同一时期的钱南扬在对明清曲谱的集中研究外,继承吴梅曲学研究的理念,通过曲牌校注等将其细化发展。王守泰的昆剧研究更注重中国传统音乐的特质,是在做了大量文献对比、梳理的基础上,对昆曲曲律做了更为细致的技术分析和理论探讨,从而得出可以直接指导实践步骤和理论的结论,对昆剧研究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特别是他对昆曲套数方面的研究整理,编制《曲牌隶属宫调表》,使今人在昆剧填词谱曲时“有谱可依”。他的研究由点到面,既注重曲律的个体特征,又兼顾昆曲曲律的整体,展现了现代曲学的新发展,从材料的整合到严密的论述再到切中肯綮的学术观点,这些都为现代曲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启示。

王守泰
已故昆剧理论家
本词条是多义词,共2个义项
展开
王守泰(1908--1992),字瞻岩[1],业余昆曲理论家。江苏苏州人。自幼受到家学熏陶,学过老生、巾生、官生、净等行当。1946年助其父王季烈整理《正俗曲谱》,并开始研究昆曲曲学。
中文名
王守泰
出生日期
1908年
逝世日期
1992年
籍贯
江苏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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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图书
学术成果
50年代完成第一部昆曲声律方面的专著《昆曲格律》。1982年由他发起并组织苏州、上海、扬州、南京等地的曲学家联合编著《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任主编。提出了昆曲艺术结构的“三体”、“三式”(即“集折体”、“联曲体”、“曲牌体”和“词式”、“乐式”、“套式”)以及“依腔定套”、“以套为纲”的理论,并把昆曲曲牌南曲总结为23种套式、北曲10种套式。近人王季思认为该书“提出了对谱曲、曲律学带有普遍意义的独得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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